首页 -> 2007年第12期
为了美的追求（二）
作者：胡贻志
他的主要工作。
恰逢古稀之年的叔叔，在中国文联主办的一次会上，发自肺腑地倾诉了他奋斗一生的心声，他说：“我这个人，说实在的，只会为政治服务，我一辈子就是为政治服务。但是我知道，我为政治服务，就是要为人民服务。而且，愈是为政治服务，我愈感觉到政治不是目的，政治如离开了人民的利益，离开了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目的，就要犯错误。”
叔叔把政治从属于人民，把他一辈子为政治服务同为人民服务融成了一体。
叔叔活得真是太苦了
大约是1980年初，我搬出了叔叔的家，来到自己新建的小家，加上经常出差，见到叔叔、婶婶的机会就很少了。
一个星期日，我来到叔叔家，轻轻地走进他的办公室，看见叔叔正伏案看书，有时边写边画。往常忙时，我问候叔叔，他只应一声，点点头，示意知道了，就仍然埋头干他的事。那天他应了一声后，从椅子上站起来，心情闲适地在室内背手踱步，我就问道：“叔叔在校对吗?”他说：“我正在休息。”我很诧异，经过他的解释才明白。叔叔在长时间思考后，无法使脑子歇息下来。叔叔说：“我用校对来转移大脑的兴奋点，用一种较简单的思维，取代复杂的思维，使兴奋的大脑能够慢慢地平静下来。”
以前，在叔叔的书房，我看到他校对过的书籍，有一本他自己著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这本发行几百万册的老书，被他挑出的错误有十来个之多。他说：“有些大作家行文也常免不了有些语病。而文字纯洁的作者，并不能因而成为大家。”那时我认为校对是叔叔追求文字纯洁的习惯。现在看来并不完全对，有时是作为他的一种休息方法。
组织上非常关心他的身体健康，每当一段紧张的工作后，都要安排他脱离工作，到外地静养几日。
叔叔没有一般老年人常见的心血管病、糖尿病等等，癌症是在1990年11月才发现的，年迈体弱和严重的神经衰弱症，痼疾难医，静养几天，也很难说有多大效果。
我看着叔叔顽强地坚持工作，又看着他顽强地用各种方法与自己反复发作的严重神经衰弱症进行斗争；看着他日渐衰弱的身体，又看着他被病痛和药物反应折磨得非常难受的样子，作为一个晚辈，在敬重之余，更多的是心疼。我觉得叔叔这个官，当得也不像个官，他淡泊名利和权位，极不注意休息和饮食，完全不顾及自己的年龄和身体，一心只知道埋头工作，无休止、超负荷地工作，身体都累垮了，仍要坚持工作。
君子之过，如日月之食焉
十三大以后，叔叔退居二线。为编辑《胡乔木文集》，编写组从档案中收集到叔叔过去写的大量文章。在讨论如何删选时，三姑方铭建议：“反右”斗争的社论有七篇之多，不必全部收入文集。三姑的善意没有被叔叔采纳，她希望我再去向他反映。叔叔回答说：“关于‘反右’的七篇社论应该全部收入我的文集。‘反右派’斗争是建国后我党犯的第一个大错误，它极大地挫伤了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在开展‘反右派’斗争的决策时，我们党，从中央到地方，高度的一致。这是在我党的重大决策中从来没有过的一致。一定要实事求是，历史不容修饰。”
后来知道，叔叔对“反右”的错误觉悟较早。1958年10月，在他得知温济泽被划为“右派”后，曾想为他的错划予以改正。经过反复了解得知，此案已经过中宣部批准，报到书记处，已是不可能改变的“铁案”了。温在延安青委时就与叔叔相识，后在新华社、广播事业局工作中与叔叔常有接触。叔叔无奈地叹息道：“又毁了一个好同志!”
以后，叔叔在大的政治环境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仍竭尽可能地给予一些受害者以帮助，以减轻本不该遭受的厄运对他们的伤害。在组建社科院时，大的政治环境有了根本改变后，他又竭尽可能使他们的才智得以发挥。1978年1月，叔叔亲自找温济泽，将他调到社科院，平了反，恢复了工作、党籍和职务。据温济泽说，他是当时被中组部批准“改正”“右派”错案的第一个。
当《胡乔木文集》第一卷出版后，叔叔送给我一本，在扉页上他亲自用直吸式签字笔写了几个端正刚劲的字：
贻志 存念
胡乔木
九二年六月
我匆忙翻到目录第10页，看见“反右”斗争的七篇社论全部收入，一篇不少，我深深地感到叔叔人格的伟大。“反右”涉及到不少的人，虽然中央已经为绝大多数人平反，但是“反右”影响了他们的一生，给他们的人生带来无法弥补的痛苦，他们的伤口难以愈合，这些事叔叔都知晓。为了让全党牢记这段犯错误的历史和让人民知道叔叔个人所犯的错误，他将中央如何发动这场运动的史料原原本本地在他的文集中公布，这其实也流露出叔叔犯错误后内心的痛苦。“君子之过，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叔叔不遮盖自己的过失，又能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这是多么难能可贵的品德啊!
为了共产主义美好的理想
由于毛主席晚年犯了严重的“左”的错误，使社会主义事业受到了很大挫折。再加上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瓦解，有些人就把此事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的最终失败。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宣传马克思主义是非常困难的。因此，在此时此刻，坚定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的叔叔就给我留下更加深刻的印象。
叔叔刚到毛主席的身边时，不知道秘书该做什么，就把主席手上《六大以来》文稿的校对工作接了过来。《六大以来》是一部批判“左”的错误的历史文献，他边校对边学习。叔叔来到毛主席身边上的第一课就是反对教条主义，教员就是被称为“洋钦差”的王明。王明使叔叔深刻地认清了教条主义对中国革命的巨大危害。
叔叔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中是这样写的：中国革命达到胜利“就在于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也是真正马克思主义向教条主义作坚决斗争的结果”。
人们没有想到，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错误，在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又再次出现。因此随着经济改革的发展，叔叔从来没有停止过关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问题的思考。在退到中顾委后，有更多的时间思考改革开放对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
叔叔从当代社会主义事业百年发展历史的视角来反思，他反对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和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方向，摒弃长期以来对马克思提出的一些论点和设想采取的教条式的态度，总结了在中国、苏联、东欧的教训和近二十多年中国改革的实践，并在一封信中就社会主义的理论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这封信以《对社会主义的新认识》为名，收人《胡乔木文集》第二卷。这确实是一篇分量很重的理论著作。该文引起了江泽民同志的高度重视和赞赏。由于江的赞赏，本已力不从心的叔叔受到了鼓舞，硬鼓起了勇气，希望能把他长期的思考写出来，使“新认识”再向前迈出一步。然而，仅仅五个月，因癌细胞急速全面地扩散，1992年9月28日7时14分，叔叔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到今年，叔叔离开我们已经整整十六年了，他写的文章，编辑成集，已经陆续出版。他对党和国家贡献最大的体现在起草和修改党和国家重要文件上。在这些工作中，叔叔常常是主要执笔者或是起草的主持者，这些文件凝结了他许多心血。文集虽然未包括这部分，人们仍然能透过文集看到中国人民是怎样经历长期艰难曲折的斗争，推翻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反动统治，建立新中国，进而开始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证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崭新的事业如同革命一样，同样要经历长时期艰难曲折的历程。
每当我怀念叔叔时，我常常翻阅他遗留下来的文章，许多往事浮现在眼前。随着我读的文章愈多，对叔叔的理解也不断地加深，对叔叔的思念也愈加深切。
“心头光映案前灯……”案前的灯光，照着伏案疾书的叔叔，照着他那充满了知识和智慧的宽阔的额头，照着他那老花眼镜腿上系着的黑线，照着他那紧握着笔不停写字的手。叔叔是一个革命战士，是一个拿着笔冲锋陷阵的革命战士，是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有信仰、有理想、忘我的革命战士，他把自己的聪明才智和毕生精力全部贡献给了共产主义事业。
在叔叔七十岁时，他写了一首新诗《歌者》：
羡慕我的，赠给我鲜花，
厌恶我的，扔给我青蛙。
酸甜苦辣，为美的追求，
这缭乱的云烟怎得淹留!
在路旁劳动和休息的乡亲，
凭咱们共死同生的命运，
我要上高山，看人寰的万象，
要畅饮清风，畅浴阳光，
要尽情地歌唱，唱生活的情歌，
直到呕出心，像临末的天鹅。
诗言志。我领会《歌者》的意思是奋斗，是为了实现信仰而不倦地忘我地奋斗。而歌者代表革命者。歌者一生只是为了美的追求，或者说，他一生都在不懈地追求真理，追求共产主义的理想。歌者不会因他人的赞美和中伤、境遇的安逸和坎坷而中止自己的执著追求。他一生注定要为民众歌唱，直至像天鹅临末发出更动听的歌唱。
我在这里讲述的，就是我所知道的胡乔木。藉此短文来寄托我对叔叔的怀念。
责任编辑：陈小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