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期
审判“四人帮”上海余党
作者：王文正 沈国凡
景贤就被推到了这伙余党的首犯位置，看得出来他显得有些紧张。
检察院提起公诉，指控徐景贤犯有“以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为目的，积极参加江青反革命集团阴谋颠覆政府，是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上海从事反革命活动的组织策划者，罪行十分严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条适用法律的规定，徐景贤犯有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罪、阴谋颠覆政府罪、策动武装叛乱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和诬告陷害罪”。
徐景贤是这些被告中很有心计的一个。在预审的时候，他对于一些次要的罪行都承认得很快，而对于一些主要的罪行却不断地找各种理由来回避。用我们法官的话来说，就是认罪不够稳定。徐景贤的罪行最严重的一条就是策动武装叛乱。在预审的时候，他对于主要的事实都做了交代——不交代也不行，因为别人都已交待了。但从他的讲话中，不时流露出一些情绪，那就是这样做是被迫的，是在当时不明真相的情况下，为了避免被“一网打尽”而采取的被动的防御措施。同时他还一再强调，武装叛乱未遂。在法庭上，面对法官的提问，他还是强调说，他自己“对策动武装叛乱在1976年10月10日到北京时，个人的行动就已经终止了：而且在10月12日书面向中央领导人作了‘自首’报告”。
说完之后，徐景贤抬起头，看了看台上的法官。法官对他后面所说的向中央领导人“自首”没有提出疑义，但对于他以此否定策动武装叛乱的说法当场宣读了几名当事人证词，并当庭出示了物证。他一听这些证词都是他们一伙当事人所说，知道没有办法推掉，再看那些投影的物证，也都无法赖掉，便承认“是事实”。
可是，当问到他迫害陈丕显、曹荻秋等人时，他却不愿承认。听到这里，审判长张增祥看看徐景贤，问道：“被告徐景贤，我问你，这件事情你到底有没有关系?”徐景贤见张增祥追问得紧，仍然将事情推到客观的原因上。徐景贤说，自己曾经对陈、曹二人进行过诬蔑，也是想将他们打倒，但自己对诬陷材料的来源不清楚，这些材料都是由专案组汇报和提供的，自己没有多大责任。张增祥曾经同我一起，在北京秦城监狱参加过对“四人帮”的预审，因此对于很多情况都掌握得很准确，对于这些被告的心理活动也掌握得很透彻。他知道到了此时，这些人还是不肯轻易认罪，必须得摆出事实，让他们在事实面前低头认罪。张增祥问道：“你当时是市委主要负责人之一，专案组的材料怎么能不知道，你必须得说出道理来。”徐景贤是个很有心计的人，听了法官的话之后，他不紧不慢地回答说：“专案组不是我在管，而是由王少庸、王承龙他们在负责。”这明明是在表面上承认，而事实上又否认掉了。
一个新的问题提到了法庭面前，徐景贤真的没有管过专案组的事情吗?公诉人向法庭提出让当事人出庭作证。张增祥同意公诉人意见，宣布让当事人出庭作证。随后，一个人在法警的陪同下，走到了法庭前面。徐景贤不由偏过头去看了看，脸上露出有些惊愕的样子。这个出庭作证的证人名叫盛龙涛，是原市革委会专案办公室曹荻秋专案组的副组长。徐景贤一看是一个熟人，不知道这个人要说些什么，脸上的表情有些难看。
盛龙涛说，徐景贤等人在夺取了上海市党政领导大权之后，处心积虑欲置陈丕显、曹荻秋于死地。他们在全市多次组织批斗大会，要陈、曹二人低头认罪，如不认罪，就实行体罚，有时还动手进行毒打，使二人的身心受到严重的伤害，曹荻秋最后被迫害而死。
法庭为此追问徐景贤：“证人讲的是不是事实?”徐答：“基本上是事实。”这就是徐景贤与其他几名被告不同的地方，加之他的职务，他的案子就比其他几位要复杂一些。在法庭上，他同特别法庭审判的姚文元一样，在文字上比较注意分寸。而王秀珍等几名被告，在法庭上就没有这种现象，认罪态度好的，是自己犯下的罪行都承认，认罪态度不好的，干脆就顶牛，没有或很少用过这样的词句。法律不承认“基本”，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不能有一点含糊。公诉人这时向证人发问：“曹荻秋为自己的问题，曾向中央写过申诉信，这些申诉信后来都到哪里去了?”证人答：“这些信后来都被扣压了。”公诉人：“那么，你们是如何将曹荻秋定为叛徒的?有没有根据?”证人：“那是在王洪文、徐景贤等人的高压下，由我们专案组写出来，然后报给当时的市委和市革委的。”公诉人：“请你讲具体事实。”证人这时看了看站在那里的徐景贤。徐景贤站在那里，头微微地抬着，头发挂在眼睫毛上，看得出他听得还是很认真的。证人接着说：“专案组经过几年调查，认为曹荻秋没有根据定为叛徒。因此在1972年7月17日写了一份‘曹荻秋被捕后，在监狱里编了假口供，没有暴露身份，没有出卖同志。没有出卖组织，定叛徒没有确凿根据’的情况，登在一份《情况反映》上。”这时，公诉人要求法庭出示这份《情况反映》。法庭当众出示了这份材料。完后，法警走上前来，将这份《情况反映》拿到徐景贤的面前，让他进行辨认。徐景贤看了看，承认“确有此事”。
公诉人要证人继续发言。证人说：“王洪文、徐景贤看到简报后，大为不满。王洪文说：‘按你们的观点，曹荻秋可解放了，可当市委书记了，张春桥不是要下台了吗?’徐景贤说：‘三个(指诬陷曹获秋为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整理者注)没有写得很突出，有问题。应该写成曹获秋被敌人逮捕后，暴露了身份，出卖了同志，出卖了组织。’王秀珍说：‘他不是叛徒，还有谁是叛徒。’他们强令专案组按照他们的调子，重新起草报告。”证人说完之后，审判员问徐景贤：“证人讲的是不是事实?”徐景贤见人证物证都在面前摆着，再也无法推脱了，只好承认“是事实”。
徐景贤接着说：“法庭上所指控的我的犯罪事实都是客观存在，是符合事实的，在事实面前我认罪服法。那份诬陷曹荻秋的所谓审查报告，完全是在我们威逼下写出来的。”
在庄严的法庭上，徐景贤说话的声音有些发颤，相信整个旁听席上的人都听到了。
王秀珍服法认罪
朱永嘉、陈阿大、叶昌明等人在经过预审之后，在法庭上对自己的所犯罪行也都能认识。
这里面服法较好的还是王秀珍。虽然同为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但王秀珍与徐景贤不同。徐景贤一开始就在市委机关，在上层活动，后来手中掌握着大权，了解上层情况。他伙同王承龙诬陷迫害魏文伯，这个要算在徐景贤的头上，但不能认定王秀珍参与了对魏的迫害。至于郑平、刘慎之等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受到冲击，被迫害致死，那就更不能算在王秀珍的头上，这就是实事求是。我们不能因为她后来掌了大权，就笼而统之地都将她和徐景贤算在一起承担罪责。从这一点上，王秀珍感受到我们办案的实事求是。作为“四人帮”在上海的主要骨干分子，又是一个女性，王秀珍肯定有着与其他人不同的地方。
7月14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对王秀珍进行审判，我是负责王秀珍一案的法庭审判长。她被带到法庭的被告席上。这个47岁的女人长着一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