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期
审判“四人帮”上海余党
作者：王文正 沈国凡
圆脸，梳着齐耳的短发。她站在那里，抬起头来看看审判台上的法官，显得有些紧张。公诉人发言之后，我问她：“王秀珍，公诉人的发言你听见了吗?”王秀珍答：“听见了。”我问道：“被告王秀珍，法庭问你，你在‘文化大革命’中迫害了哪些人?”王秀珍想了想，接着就说了一大串受到她迫害的人的名字。这些名字不但多，而且牵涉到全市各个部门、各条战线，听得台下旁听的人一个个都惊得睁大了眼睛。一开始，王秀珍对这些受到过她迫害的人名字都很熟，说得也很快。可是说着说着她就放慢了速度，一边想一边说，最后竟停了下来，对法庭说：“还有许多名字，我都叫不起了，也想不起来了。”我追问道：“你自己做的事情为什么想不起来?”王秀珍脸上显出一种痛苦的表情说：“受到我迫害的人实在是太多了，我真的无法记起来了。”旁听席上立刻发出一片惊叹声。那个时代这些人简直就像疯了一样地迫害别人，听到下面的惊叹声，王秀珍显得有些紧张，她向自己的左右看了看，又将头低了下去。
我在法庭上对王秀珍为什么要如此疯狂地迫害他人的动机和目的进行了追问。我问她：“你为什么要如此无缘无故地迫害别人?”王秀珍答：“不打倒陈丕显、曹荻秋以及他们在上面和手下的人，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和我们这些人是上不去的。”由此可以看出来了，他们的目的就是要以迫害别人来为个人谋取权力和私利。正是出于这样一个目的，被告人王秀珍在1968年伙同徐景贤在全市电视大会等会议上，诬陷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上海市市长曹荻秋是“反革命分子”，并对他们进行人身迫害，非法监禁。1972年至1973年，王秀珍伙同马天水、徐景贤等，再次诬陷陈丕显是“反革命”、曹荻秋是“叛徒”，致使陈丕显长期遭受迫害，曹荻秋被长期折磨致死。光是这样还不够，王秀珍还追随江青反革命集团，在1976年2月至4月，在张春桥、王洪文指使下，先后在全市万人大会等会议上，诬陷重新出来工作的领导干部是“组织还乡团”，搞“反攻倒算”，并诬陷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是“还乡团团长”、“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的总代表”、“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的总后台”。
在庭审王秀珍的时候，我还问了武装叛乱的事情。1973年至1976年，王秀珍按照王洪文的指使，利用窃取的组织大权，先后指派周宏宝、施尚英、印玉泉等为市民兵指挥部负责人，控制民兵武装的领导权。1976年10月8日，徐景贤、王秀珍获悉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被拘禁的消息后，决定发动武装叛乱，由徐景贤、王秀珍负责总指挥……由于中央采取了强有力的措施和上海军民的坚决斗争，才使他们的武装叛乱未能得逞。法庭对于这些，不但追忆问了王秀珍本人，同时还当庭出示了相关的物证和投影，当庭宣读了证人的证词。关键的地方还让证人出庭作证。在事实面前，王秀珍对于这些都供认不讳。
在开始审判王秀珍时，法庭还有一个担心的事情，就是她曾多次与当时军队方面的一些领导同志有过来往，也曾请他们在某些方面给以帮助和支持。还有一些事情，直接地牵涉到当时中央的领导人，如果在法庭上说出这些人的名字来，势必会给审判带来影响。当然，法庭尊重的是事实，如果她硬要在法庭上讲，那也没有关系，我们也做好了这方面的准备。
王秀珍的审判顺利就顺利在她这个时候的态度比较好，只要是自己的事情，都没有想法去推脱，而是实事求是地承认了。凡是未曾问到的，有关中央领导人和军队方面的事情，她都只字未提。为什么王秀珍在法庭上会有这么好的态度呢?这主要是我们在执法的时候，一是严格依法办事，二是实行了人性化的执法。这是在“四人帮”时期从来未曾有过的。一开始，王秀珍认为这一下自己完了。所有的坏事都得算在自己头上，因此她的情绪很低落。在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开庭审判之前，王秀珍曾作为证人被“请”到了北京，关入秦城监狱。她不知道要自己来北京干什么，从外表看心情有些紧张。开庭前，在秦城监狱三楼一个房间，我和另一位王洪文预审组的预审员找她谈话，向她了解有关上海武装叛乱的事情。王秀珍被带进来了。她站在那里，用一双有些惊讶的目光看着这个屋子。里面没有审讯犯人的那种简陋的木桌和木凳，墙上也没有张贴那张“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标语。屋子里的办公桌上放着一只水杯，旁边靠窗的一张小桌上放了一只水瓶，几张沙发摆在屋子里。屋子的窗户敞开着，清新的风不停地从外面吹进来。走出囚室的王秀珍长长地吸了一口气。
我用手指着旁边的那张单人沙发，让她坐下。她不敢坐，仍然站着，用一种怀疑的目光看着我。她有些不相信。因为在他们统治的那个时代，一个被确认为罪犯的人，难道还用得着这样来进行谈话吗?等她坐下来之后，我给她倒上一杯开水，送到她的面前。她看着水杯，没有接，最后也没有喝，用一种不解的目光看着我，看得出来她内心深处所受到的触动。等她坐下之后，我就平心静气地与她讲关于参与上海武装叛乱的问题。“文化大革命”前，王秀珍只是上海第三十棉纺厂的一名技术员。工作表现也还是可以的。那时别说是武装叛乱，就是枪也很少摸过，后来她之所以敢于参加并策划武装叛乱，与她日渐膨胀起来的个人私欲是分不开的。当时特别法庭正准备开庭，在王洪文、张春桥的罪行中有一条重要的罪状，那就是策动上海武装叛乱。但这件事情到了法庭上，还是得要有人证物证的。物证当时已经收集很多了，但人证呢?只有让参与策划的徐景贤、王秀珍、施尚英等人说出事件真相，并在法庭上当庭给以揭发，才能让王洪文、张春桥低头认罪。王秀珍愿不愿与她昔日的顶头上司们当庭对质呢?这正是我们所担心的问题，于是预审组让我这个来自上海的法官找她谈话。我向她说明了找她谈话的原因，希望她能认识自己的问题，把握住这次认罪的机会。王秀珍坐在单人沙发上，听完之后没有说话，而是陷入了沉思。看得出来，此时王秀珍的思想斗争是很激烈的。我对她说，我这次与你纯粹是一次谈话，不是审讯。你自己考虑一下，愿意不愿意都由你自己决定。令我没有想到的是，刚才还沉默无语的王秀珍听了这句话之后，马上表示这是给自己一个认罪的机会，愿意与王洪文、张春桥当庭对质，揭发有关策动上海武装叛乱的犯罪事实。
1980年12月13日上午，特别法庭第一审判庭庭审王洪文时，王秀珍出庭作证，她就武装叛乱的前后经过，讲了近半个小时，逼得王洪文当场低头认罪。
对于这场上海“二王”在特别法庭上的对质，中央电视台当晚进行了全场播放，这是特别法庭上出庭作证的唯一的一次全场播放。是不是可以这样认为，特别法庭上的对质，也是给王秀珍上了一堂法制教育课，使她真实地看到了人民法庭尊重事实、依法办案的原则，因此以后的上海大审判中她才能更彻底地认识自己的罪行。
除了以上的原因之外，还有就是我们没有学习他们过去搞的那一套，而是对罪犯实行了人道主义，使她真正地受到了感动。王秀珍患有高血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