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4期
从“大跃进”到庐山会议
作者：高敬增 蒋冠庄
纠正财贸战线“左”的错误
与财政“捉鬼”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给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带来的严重问题，1958年秋冬日益暴露出来。毛泽东连续主持召开郑州会议、武昌会议，着手纠正“左”的错误。但是会议认为粮食已过关，确定的1959年粮食和棉花的产量指标，分别定为10500亿斤和1亿担，比北戴河会议上提出的还要高。
李先念出席了这几次会议，认真解决财贸工作中暴露出来的严重问题。
这时，首先暴露出来的问题是粮食和食盐开始紧张。10月中旬，辽宁粮食供应出现困难，一些地方食盐脱销。财贸部门的干部反映一些农产品收不上来，怀疑增产数字有假。为了摸清粮食情况，李先念还派出几个工作组去全国各地调查，发现许多粮库是空的，担心将要发生春荒。
其次，暴露出来的问题是日常生活用品供应紧张。李先念于1958年9月在河南、湖北考察时，已经发现日用百货供应普遍紧张，连肥皂、菜刀也买不到。湖北省省长张体学见到他的第一句话就说：“钢铁元帅升帐，一马当先，万马奔腾，我们这里万马都躺倒了。”
第三，暴露出来的问题是人民公社体制存在的问题。第二次郑州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确定人民公社的所有制采取三级所有，以生产队为基础；在公社内部，队与队、人与人之间承认差别，实行按劳分配、等价交换原则等，取消一县一社的体制。李先念非常赞成，解决了他在《人民公社所见》一文中担心的人民公社规模和体制问题。这些决定，被那些还坚持“一大二公”的人，认为是倒退和“右倾”。毛泽东在会上说，“‘右倾’不是我一个人”，“还有李先念，他也觉得过去‘右倾’不够”。粮食紧张，毛泽东不再批评农民“瞒产”，认为农民是用“瞒产”来抗拒公社的平调。李先念也表示赞成。
1959年3月25日至4月1日，李先念出席了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并作了报告。报告说明，粮食库存比去年同期减少25亿斤。地区调拨不灵。到3月15日止，库存大米，上海市区只够供应17天。一些日用工业品出现供不应求，商品供应量与购买力相比还相差30亿元。毛泽东在听取李先念报告时，对商业工作表示支持，说“不要让，你倒不如挤”。
上海会议后，李先念除抓紧部署粮棉等农副产品购销工作外，还提出以下措施：增拨一部分原材料保障日用工业品生产，组织供应市场；精减多余职工五六百万人，以减少粮食供应；压缩社会集团购买力，把生产供应机关、团体使用商品的工厂，尽可能改为生产人民生活必需品；大力收购废旧物资，供轻工部门作再生产原料，支持恢复手工业生产；清理仓库，挖掘商品供应潜力。采取这些措施后，市场紧张局面稍有缓和。
但是，到了4月，农村又出现了春荒。有些地方的农民并不是瞒产，而是手里没有粮。公社存粮也极有限，无法应付春荒的急需。山东灾区群众情绪不稳，曾有抢粮现象发生。
据时任粮食部副部长的赵发生回忆：1959年4月间，南方某省青黄不接，粮食供应极为紧张。为此，他们在向邻区借粮的同时，还把中央安排从四川调往上海过境的一条粮船截留使用。中央领导同志得知以后，作了严肃的批评。先念同志一面用电话直接向该省省委转达了中央的批评意见，第二天又派我坐飞机专程前去了解、研究处理，并指示安排调拨机动粮三五千万斤存放在那里，遇到紧急需要，经国务院批准，可以借用。
农村办公共食堂是关系到千家万户生活的大事。有的赞成，有的反对。很多农民要求把口粮分给自己。赵发生回忆说：处理完截粮事件后，当月到江西，“江西省委对大办食堂持保留态度，采取变通办法，他们提出：农村食堂可以办也可以不办，尊重群众自愿；如要办，可办小食堂，不出屋场，可以在食堂吃，也可以打回家去吃；也可以只办农忙食堂。我欣赏江西的做法”。“五一前夕，我向先念同志汇报了江西的做法，先念同志也表示赞成，并说：今晚中央开会，我有机会见到毛主席，可以当面反映他们的情况。第二天清早，先念同志电话约我去，告以昨晚已向主席汇报了。主席讲，‘农村食堂一风吹了就好’。他要我们不要用主席原话向下传，可以用自己的口气向各省打个招呼。遵照先念同志的指示，我当天即向各省通了电话，要求他们把粮食指标分配到户，节约归己，是在食堂做还是分别到家里去做，听从群众自愿。遗憾的是，电话没有起到作用。一直延迟到1961年3月的广州会议，毛主席亲自向各省、市、自治区书记说食堂一风吹，这句话才起了作用，一夜之间全国农村的食堂全部散伙，农民很满意。” 其实当时有的省是听进去了的，湖北省就采取以人定量把口粮分给农民的办法。
在努力解决粮食紧张和安排好市场的同时，李先念进一步纠正了财贸工作“左”的错误，重申以前行之有效的方针政策。
李先念1958年11月在国务院五办会议上，明确指出：“鲜活商品要正常收购，不能采取放卫星的办法。”
1959年2月，他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明确提出要改变“大购大销”的方针，“大购如果没有计划就会出现收购过头的情况。”“现在我们搞计划经济，笼统地提大购大销，就会犯错误。”“我建议把这个口号改为：在计划经济原则下，组织城乡交流，扩大流通。”这样，开始把商业工作引向正常轨道。
“大跃进”中商业管理的混乱状况同财政、金融工作中的混乱状况，是密切联系而又相互影响的。同年5月24日，李先念在中国人民银行分行行长会议的报告中，针对有些银行提出“大存、大贷、大放”口号引起的金融管理混乱状况，指出：1958年银行工作的主要缺点是信贷管理权力过于分散，有些方面管理太松。要把管理权统一到中央和省，下放给区县的信贷管理权限，应当赶快收回来。此后李先念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工业、农业、市场问题时说：“体制上，现在商业、银行收回来了，最近准备收财政。”毛泽东对此表示赞赏，插话说：“人权、工权、财权、商权都要抓起来，全民办工业不能乱办，从中央直到社办多少工业，都要管起来。”李先念说：“粮食是从来没有放的。流动资金要搞定额。去年没有定额，要钱就贷，结果经济核算、成本、劳动生产率等等都不讲究了。”毛泽东插话说：“这是下放的结果，下放是我先讲的，结果成了半无政府状态。”
6月18日在上海召开的全国大中城市副食品和手工业生产会议上，李先念明确提出了要取消“两放”“三统”“一包”的农村财贸体制。他说：“从市场问题上来看，反映出财贸工作中的错误缺点不少，例如‘两放’‘三统’‘一包’应当宣布正式取消。现在回头来看，我们去年不仅对于农民群众的觉悟估计过高，而且对于农村基层干部的觉悟也估计过高；不仅对他们的政治水平估计过高，而且对他们的经营管理水平也估计过高。这也反映了我们在去年大跃进中没有经验，脑子热了一点。”这样，财贸体制的下放，半年时间就纠正过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