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4期


从“大跃进”到庐山会议

作者:高敬增 蒋冠庄




  1958年底市场商品物资供应紧张,李先念从财政金融方面查找原因。当时财政形势似乎很好,账面上收入418亿元,支出409亿元,结余9亿元。然而,一方面生产增长很快,财政又有结余;一方面市场供应十分紧张,究竟问题在哪里?李先念认为其中肯定有“鬼”,形象地提出要“捉鬼”。
  在他主持下,各地经过清理,发现商业部门和工业部门从银行借来的贷款,有80亿元没有增加商品、物资库存。这80亿元的去向是:一、商业资金办工业;二、商业部门自办工业企业;三、商业部门赊销商品和预付货款;四、商业资金用于基本建设;五、工业部门用流动资金搞基本建设。同时还查出人民公社大炼钢铁损失向银行的借款和损害农民利益需要赔偿的金额,尚未计算在80亿元之内。
  为了对上述商业、物资贷款资金的流失作进一步分析,李先念组织财贸办公室、财政部、商业部的干部,反复多次座谈。大家认为,表面上工农业完成了生产增长的任务,商业完成了收购指标,还据此向财政上交了收入,但是生产出来的工业品和收购的商品,或销不出去或不值钱,甚至花了钱没有收到商品。比如,商业部财会局对河南商水县城关人民公社有个调查报告,很能说明这个问题。报告称:县商业局与下放在公社的商业单位合作,放了4次“卫星”。办法是将同一种商品由公社从账面上买回来,加上进销差价,再卖给公社,实际上并无商品,等于买“空”卖“空”。这笔交易,共计526万元,从进销差价中,却获“利”17.9万元。他们用4万元搞基建,其余作为上交收入。这笔上交的利润实际上是银行的商业贷款,当作收入上交了,显然是虚假的。按规定,银行流动资金贷款是用作商品周转和工业生产周转的短期性的贷款,是要及时收回来的;国家为了办企业、搞基本建设而拨付的投资资金,都形成国家的固定资产,不需要收回。后一种投资本来是应该由财政支出的,用银行贷款来办企业,搞基本建设,致使财政该支出的没有支出,从而造成了财政的虚假结余。结果很明显,财政并没有结余,实际上是赤字。但这个财政赤字被银行贷款所掩盖。财政挤了银行,银行贷款收不回来,银行资金仍要运转,于是就多发了票子。每元票子的流通,需要一定量的商品作对应,钞票发多了,而商品库存却是虚的,没有对路、合适的商品物资相供应。市场紧张、通货膨胀就这样形成。这就捉到了财政“真赤字、假结余”,市场供应之所以紧张这个“鬼”。
  
  出席庐山会议
  
  
   为了进一步纠“左”,中央决定召开庐山会议。但是,庐山会议后期却变成了反右,教训十分深刻。
   1959年6月下旬,李先念去庐山之前,专程去苏州看望正在那里休养的陈云。陈云很不满意“大跃进”中的一些做法。在谈到煤炭生产只顾采煤、不管掘进的错误做法时,陈云说:“只采不掘,就会天下大乱。”这两位国务院分管经济工作的领导人,对如何克服已出现的经济困难深感忧虑。随后,李先念和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赵尔陆乘船从上海逆长江而行去庐山。李先念曾回忆说,赵尔陆对“大跃进”中土法炼的钢铁因质量差而不能用,焦急万分,拿了许多土法炼的钢铁样品,准备到庐山会议上让与会者看一看。他顺手拿一块铁,抛到长江中,这块铁竟在滚滚的长江水上,漂了一阵儿,才下沉。
  毛泽东从武汉乘船于6月30日晚到达九江,此时,李先念也乘船到了九江。7月1日一大早,李先念陪同毛泽东等人一起乘车上庐山。此时,几日来的阴雨天结束,天空放晴。上庐山的汽车路是前几年才修好。毛泽东让司机停车,他走下车来,边欣赏风景,边询问李先念修路情况。李先念介绍说:这条路,是他在中南局工作时,经邓子恢提议共同研究决定修建的。这条路虽然只有35公里长,但需要拐近400道弯。毛泽东听了十分高兴,后来写了一首诗《七律·登庐山》。由此可看出,毛泽东这时的心情还是比较轻松的。
  7月2日至8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庐山召开。参加会议的人,白天开会讨论,晚上看戏、跳舞。闲暇时间,有的游览风景,有的赋诗作词,会议气氛轻松活泼,所以,人们把前期会议戏称为“神仙会”。
  但李先念心情并不轻松,他仍在想着怎样解决好粮食购销、克服财政赤字、保持国民经济发展的综合平衡等问题。
  他集中精力组织国务院第五办公室几位同志起草给中共中央关于《当前财政金融存在的问题和调整措施》的报告,深入分析了财政“真赤字,假结余”,市场供应紧张这个“鬼”。报告提出了限期清算账目,消除虚假结余;收回下放过多的管理权限;划清财政资金和信贷资金、流动资金的界限,分工管理;堵塞漏洞,严格按计划办事;不仅堵口,而且导流,保证企业正常周转需要;深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等6项措施。
  这个报告在庐山会议前期经过讨论,作为正式中央文件下发。这是力争消灭财政赤字,实现财政平衡的良好开端。李先念后来指出:“1959年庐山会议时就发现了财政收入那么多,其中是否有‘鬼’?提出要‘捉鬼’,有些人还不同意,现在问题逐渐清楚了,工业损失60亿元,商业损失有100亿元(加上粮食、外贸数字还大),还有其他损失,等等,我看1958年至1960年3年财政赤字总在300亿元以上。这是一个极其深刻的教训。”
  李先念还参加了周恩来主持召开的两次财政问题座谈会。李先念在会上发言,拥护周恩来提出的消灭财政赤字的措施。李先念说,要总结“大跃进”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对那些不该上的项目要舍得下马。他举出山东滕县官桥煤矿为例子,说:这个煤矿花掉了3600万元,18万人上阵,却没有挖到煤,这个矿不能再继续干下去了。要全面算账,消除虚假现象。工矿企业和公社拖欠与占用的银行贷款,不能不了了之,要分期偿还,必要时,还要逼点债。会上,周恩来还对下一步具体工作进行了安排,财政问题由李先念负责;收权问题由李先念负责,习仲勋参加;基建问题由宋劭文(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副主任)代替中央起草文件等。
  14日,会议印发了在毛泽东指导下由胡乔木等人起草的《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纪录(草稿)》,眼看要结束了,但由于发生了彭德怀上书毛泽东的事件,从而改变了会议的进程。
  彭德怀的信印发之后,他遇到李先念就问对这封信有什么看法,同意不同意信中的观点,李先念表示基本赞同。
  7月20日,李先念在小组会上发言,详细阐明了他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一些问题的看法:(一)关于农村食堂问题。他说,办食堂要坚持自愿参加的原则,不能强迫农民都去吃食堂。如果要办,应该分别不同情况办常年的、季节的、临时的,或者一部分人参加的食堂。(二)关于人民公社问题。他的看法是步子走得太快了点,对农民觉悟和干部水平估计过高。(三)综合平衡问题。他说,发展国民经济无论如何不能离开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原则,这是“大跃进”的主要经验教训。(四)小高炉问题。他认为,小高炉需要整顿,否则不能坚持。
  李先念在小组会发言之前,同刚来庐山的黄克诚坦诚地交换了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看法。黄克诚是被作为“救兵”,由毛泽东召到庐山的。他不了解前期会议的情况,17日到了庐山之后,就向一些人了解情况。他也找了李先念。黄克诚后来回忆:我又和李先念谈了谈,先念也认为当时的做法太过了,一定要改变才行。接着,我又和谭震林谈,他是激进派,意见就完全相反了。而且他还问我:你为什么先去看先念,不来找我,你受先念影响了。我说:我和先念有些看法相同,不能说是受他影响。我就阐述了自己的意见,因而和谭震林吵起来。
  

[1] [2]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