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6期
不寻常的四届人大筹备工作（一）
作者：孙中范
王洪文说：刚才，我同总理一起到主席那儿请示四届人大代表的问题。
一、代表名额要增加一些，要到2650名或多一些。
总理说：可能达到2700名左右。
主席说：可以。
二、知识分子代表要增加一些。
在保证工农兵代表占优势的前提下，为了团结各方面的人，有利于团结、改造知识分子，可以增加一些知识分子代表。
三、特邀代表的一部分或大部分转入正式代表，很少一部分放特邀代表，资本家可以做特邀。
主席还说：胡厥文也可以做正式代表。增加知识分子代表，要照顾到北京、中央国家机关，上海也有。
主席说：周谷城、谭其骧、苏步青、刘大杰、陈望道都可以做代表。
总理说：除北京、上海外，还有广州、武汉、天津等地也要增加知识分子代表。
王洪文还说：另外，我同意登奎同志的意见，目前在实际工作岗位上起骨干作用的知识分子应多安排一些，其他方面的，这次考虑名额有限，将来可在政协安排。总之，老朋友要照顾，同时要多交一些新朋友。
根据传达的毛主席指示和中央政治局讨论的意见，值班室对《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分配方案（草稿）》再次作了重要的修改。经过组织工作小组会议讨论后，纪登奎报给周总理审批。周总理对《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分配方案》逐字逐句地作了修改，并批准以中央名义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总政治部、中央国家机关发了电报通知。各地、各单位根据中央通知的精神，开始进行四届人大代表候选人的酝酿协商工作。
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名额为3040人，而1970年第一次筹备四届人大时确定的代表名额人数较少，具体数字记不起来了。特别是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大多数老干部还没有“解放”，干部代表中多数是“三支两军”的军队干部，代表中大多数是工农兵代表，知识分子代表也很少，而且把民主党派作为特邀代表，这样的代表结构是很不合理的。因此，在这次筹备工作一开始，中央就提出了用增加代表名额的办法来弥补。中央确定增加代表名额的指导思想比较明确：一是增加知识分子代表的比例；二是增加老干部代表；三是将民主党派的特邀代表改作正式代表。经过这样的调整，当时确定代表名额增加到2700名，实际最后选出的四届人大代表是2885名。其中，工农兵代表占72%，妇女占22%，各少数民族都有代表。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规定，全国人大代表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鉴于“文化大革命”的特定历史条件，当时不仅不可能按照法律进行普选，也没有条件召开省级人民代表大会，中央确定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革命委员会召开协商会议选举出席四届人大代表。这种选举代表的方法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但在当时的历史情况下，可以说是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
根据周总理的建议，经中央政治局讨论同意和毛主席批准，四届人大首次设立台湾省代表团。按照中央政治局的决定，纪登奎召开组织工作小组会议，讨论研究了台湾省代表的产生办法。会议确定由在内地居住的台湾省籍同胞中推举代表，在北京召开协商选举会议选出台湾省四届人大代表。会议还确定由林丽韫负责，中组部派人协助做具体工作。会后，值班室拟定了《台湾省四届人大代表产生办法》的文件，经组织工作小组会议讨论通过，纪登奎报送给周总理。周总理对文件逐字逐句地作了修改，经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后以中央文件下发。中央组织部会同中央有关部门及相关省市协商，提出了台湾省四届人大代表候选人名单，经组织工作小组会议讨论同意，并报周总理审定后，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后来，在人民大会堂台湾厅召开了四届人大台湾省代表协商选举会议，正式选出12名台湾省籍同胞为四届人大代表，第一次组成台湾省代表团参加四届人大一次会议。
代表选举的文件下发后，组织工作小组立即召开会议，布置推荐四届人大常委人选的工作。
1973年9月29日，王洪文参加了中央组织工作小组会议。他在会上讲话说：“人大常委，考虑大体三三制，三分之一工农兵，三分之一革命干部和军队干部，三分之一民主党派代表。请组织部、统战部考虑个名单。”
根据组织工作小组会议讨论的精神，值班室草拟了《四届全国人大常委委员名额分配方案（草稿）》，将人大常委委员名额按地方、军队、中央国家机关和民主党派四大块分配。并确定：由中央组织部负责联系各省、市、自治区推荐人大常委委员人选的工作；总政负责推荐军队方面的人大常委委员人选；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政工组负责推荐中央和国家机关的人大常委委员人选；中央统战部负责推荐民主党派的人大常委委员人选；中央组织部还负责推荐了一部分老同志。
纪登奎召开组织工作小组会议，对这个方案草稿进行了讨论。会后，他将修改后的方案草稿报送给周总理。周总理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了《四届全国人大常委委员名额分配方案》。会后各有关单位立即开始组织四届人大常委人选的推荐工作。
中央政治局会议之后，纪登奎布置值班室把三届人大常委委员的情况逐个摸清楚，给中央写个报告。值班室分工与三届人大常委委员所在单位联系，了解他们的有关情况。经过了解后汇总有以下几种情况：一是当时已定性为敌我矛盾的；二是犯有错误尚未下结论的；三是已经工作的；四是已故的。纪登奎召开组织工作小组会议，详细听取了值班室的汇报，并找有关部门进行核对。他提出：三届人大常委除了已定性为敌我矛盾和已故的之外，其他原则上都可作为四届人大常委委员候选人的人选。组织工作小组经过讨论，同意纪登奎的意见。会后，值班室按会议讨论的精神起草了《三届人大常委委员有关情况的报告》，经纪登奎审阅后报送给周总理，周总理批示印发政治局。在后来中央确定的四届人大常委委员候选人名单中，有32名三届人大常委委员被列为四届人大常委委员候选人。但是，由于当时许多老干部尚未解放，未列入四届人大常委委员候选人名单，致使四届人大常委委员中老干部的比例过低。
根据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四届全国人大常委委员名额分配方案》，各有关单位抓紧工作，很快就提出了四届全国人大常委委员人选的推荐名单，政治局多次召开会议进行讨论。但是，民主党派的人选迟迟定不下来。当时中央统战口各单位尚未恢复业务，统战部还是军代表领导，他们对民主党派的情况很不熟悉，研究来研究去只提了十几位科学家和民主党派的领导人，而且那时民主党派人士大部分人挨批的挨批，打倒的打倒，靠边的靠边，定这个名单的确很复杂。
由于这个名单涉及面很广，迟迟定不下来，影响了筹备工作的进度。中央政治局曾委托王洪文、张春桥主持召开会议进行讨论。由于他们对民主党派的情况知之甚少，认识很不一致，很难统一起来，讨论多次，名单还是定不下来。张春桥只得说：“我们都不了解情况，还是请总理来搞吧！”
纪登奎向周总理汇报了这个情况。周总理带病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约统战部及中央党政军有关部门负责人开会，从早开到晚，周总理一边吃饭，一边讨论，一个一个把名单定下来，连名单的说明都是周总理逐字逐句推敲审定的。最后经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
在周总理直接领导讨论确定的这个名单中，包括后来当选为副委员长的郭沫若、周建人、许德珩、胡厥文，还有荣毅仁、史良、王淦昌、贝时璋、白寿彝、华罗庚、严济慈、沙千里、陈望道、罗叔章、胡子昂等一批知名的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