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6期
不寻常的四届人大筹备工作（一）
作者：孙中范
我在中央联络组期间曾经了解到，毛主席对“批林批孔”运动出现的混乱局面很忧虑，对江青的一些做法不满意，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毛主席批评“四人帮”以后，全国形势开始逐步稳定。1974年下半年毛主席开始考虑何时召开四届人大。1974年国庆节刚过，中央政治局会议正式讨论了召开四届人大的问题。当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王洪文10月4日向毛主席报告说：“十月三日晚，政治局讨论了下一步的工作安排问题，主要是讨论了是否召开四届人大的问题。”“如主席同意年内（或春节前）召开四届人大，政治局最近一段时间的工作拟以此为中心全力准备。”毛主席圈阅了这个报告，同意年内召开四届人大。当天下午，他要秘书打电话给王洪文，提议由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并要王洪文向政治局传达这个意见。
毛主席似乎已预感到在四届人大将发生一场风波。他在离开武汉前夕，圈阅了中共中央《关于准备在最近期间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通知》，1974年10月11日以中共中央［1974］26号文件的形式发出。从此，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全面展开。
我当时看到这个中央文件就觉得很不寻常。文件的题目是《关于准备在最近期间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通知》，但对人大只在开头讲了一句话：中央决定，在最近期间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文件突出了毛主席在武汉期间所作的最新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并对落实政策、抓革命促生产提出了要求，强调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加强团结，发展当前大好形势。从后来筹备工作的实践证明，经毛主席圈阅的中央26号文件很有预见性和针对性，它对搞好筹备和开好四届人大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1973年协商推举的四届人大代表候选人，经过一年多来“批林批孔”运动有些变化，中央决定在1973年代表名额的基础上按比例减少代表名额。我回京前值班室对各省、市、自治区代表名额按比例减少做出了调整方案，并经中央批准给各省、市、自治区发出了电报通知，要求各地按调整后的名额调整代表候选人，报中央审批后正式协商选举四届人大代表。
我回京后处理的第一件事就发生了失误，教训十分深刻。中央电报通知刚发出，就接到湖北省给中央发来请示电报，说他们协商调整代表有困难，要求增加一个代表名额。值班室接到湖北省电报后经过商量一致认为，中央总的精神是减少代表名额，他们刚接到电报还不可能酝酿具体代表人选就要求增加代表名额，理由不充分，不同意增加代表名额。根据值班室讨论的意见，我草拟了中央给湖北省的复电草稿，强调中央总的精神是减少代表名额，不再给湖北增加代表名额，请他们在现有代表名额内调整人选。复电草稿经纪登奎审阅后送周总理审批。
两天后，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组织工作小组会议，讨论调整四届人大常委人选方案。会议开始前，周总理一进福建厅就问起湖北省增加代表名额的电报和复电稿的事。他说：张体学同志（时任湖北省革委会主要负责人、湖北省原省长）向来是顾全大局的，如果没有特殊原因他们决不会无故向中央要求增加代表名额。我算了一下，按减少名额的比例计算，给湖北省的代表名额可能少算了一个。因为中央电报通知是在我回京前发出的，我没有直接算过比例，听了周总理的话心情十分紧张，纪登奎刚刚作了交代就出了纰漏。这时有位中央领导同志提醒，不知其他省是否也有类似湖北的情况。于是，周启才和我一起对各省的代表名额重新核对了一遍，结果发现有六个省少算了名额。我把复核的结果报告周总理和在场的中央领导同志。周总理立即表态说：在中央处理问题一定要认真细致，实事求是，要给少算的六个省发个电报，并且说明因中央计算名额有误，分别给他们增加一个代表名额。按照周总理的指示，我当场起草了给湖北等六个省增加代表名额的电报稿，周总理当场签发后，周启才立即派中办秘书局同志当晚发出了电报。
发生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散会后我从人民大会堂回到紫光阁，心情很不平静。一方面因为值班室对代表名额计算上的失误，牵扯了周总理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精力，心里十分内疚。另一方面，对周总理那种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和实事求是的作风十分感动。他不仅带重病坚持领导繁重而复杂的四届人大筹备工作，就是对一个省的一个代表名额这么具体的事情都那么认真细致。这件事，使我从周总理身上学到了很多平时学不到的东西，实在受益匪浅，终身难忘。于是我连夜写了一份给纪登奎并周总理的检讨报告。
第二天一上班，值班室全体工作人员开了会，我传达了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及周总理处理这件事的全过程，并宣读了我的检讨报告。大家经过讨论，对周总理处理事情的态度都很受感动，并一致表示今后在工作中一定要认真负责，决不能再出纰漏。为此值班室作出决定，今后所有上报的材料都要经过三个人仔细核对后才能发出。从此以后，经过大家的努力，值班室的工作再也没有发生失误，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表扬。
当天下午，纪登奎在紫光阁召开组织工作小组会议，落实周总理前一天会议确定的四届人大常委人选的调整方案。会前我将检讨报告送他审批，并报告了值班室上午开会讨论的情况。他严肃地说：“我们这里的工作没有小事，一定要汲取教训，把工作做得再细一些。”这时吴庆彤插话说：“昨晚的事不怨孙中范同志，代表名额的电报是在他回京前发出了，我们都没看出来，他替我们承担了责任，这种精神值得值班室的同志们学习。”纪登奎听后在我的检讨报告上批示：请总理阅。
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从10月中旬开始，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国家机关、军队都在调整四届人大代表候选人。从11月开始，组织工作小组的领导同志逐一听取各省、市、自治区有关协商调整代表候选人情况的汇报。中央领导同志在听取汇报的过程中主要强调以下几点：
第一，代表候选人的各项比例必须符合中央的规定，特别强调妇女、少数民族、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的代表要占一定比例，凡达不到中央要求的都要进行调整。
第二，中央在八一建军节和国庆节登报解放了一批“文化大革命”以来从未工作的老干部，这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精神，在周总理的直接领导下，经过艰苦努力实现的。纪登奎直接参与了解放这批老干部的工作，他据此要求各省也要按照中央的精神，尽可能把能够解放的有代表性的老干部选为四届人大代表。
第三，“批林批孔”运动以来，周总理委托李先念、纪登奎、陈锡联、吴德等中央领导同志解决“老大难”问题，他们都很有感触，各地出现的混乱局面都是那些“反潮流”的造反派头头闹起来的。为此纪登奎提出，对那些煽动停产闹革命、造成很坏影响的造反派头头不要选他们做人大代表，已经安排做代表候选人的要进行调整。
根据组织工作小组的上述精神，各地又对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候选人进行了个别调整。但是，在“四人帮”的干扰下，受“批林批孔”运动的影响，仍有一批造反派头头被选为四届人大代表。
各地代表候选人名单经中央审批后，从11月下旬至12月上旬，将陆续召开协商代表会议，正式选举出席四届全国人大代表。
按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的规定，全国人大代表是按照省、市、自治区和军队为选举单位组成代表团，因此，中央领导人、中央国家机关和民主党派推荐的代表候选人都要经过省、市、自治区和军队协商选举会议正式选为代表。根据中央领导同志的意见，值班室草拟了《党和国家领导人、中央国家机关和民主党派代表选区分配方案》，经组织工作小组和中央政治局讨论同意后，中央给各地发了电报通知。这些代表不占本地的代表名额，由中央从机动名额中分配。选区分配一般是考虑代表的籍贯、曾经工作的地区或联系较多的地方，同时还要考虑各地的平衡。
这时纪登奎提出，请值班室注意了解各地选举代表的动态，发现有什么情况，随时报告中央。他还提出，在大会召开前，人事名单还没有最后确定，有可能会有变动，各省的协商选举会议不能都开完，要留几个省待中央人事安排名单确定下来后再开协商选举会议。经组织工作小组会议讨论，确定留北京、天津等省、市晚些时候开协商选举会议最后选举代表，并给相关省、市发了通知。
经过中央和各地的努力，到12月上旬，多数省、市、自治区和军队都顺利地召开了协商选举会议，选出了出席四届全国人大的代表。值班室汇总编印了《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名册》（包括尚未开会选举的代表候选人名册），并且按照纪登奎的意见将名册印发中央政治局委员。
周总理在审阅四届人大代表名册时发现，刚解放的一些老干部有的应当安排做人大代表；另外，文艺界的代表较多，相对外事和体育界代表过少。为此，周总理于12月14日致信王洪文和中央政治局，建议在现有名单基础上，再增加老干部、外事和体育等方面的代表名额。中央政治局讨论同意周总理的建议，组织工作小组按照周总理和中央政治局的意见，立即开会研究，同有关部门协商，迅速增加了相关的人大代表。
与此同时，从10月下旬开始，中央政治局和组织工作小组召开了十多次会议讨论四届人大常委委员候选人建议名单和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团候选人建议名单。主席团候选人建议名单，是在周总理主持下审定的，中央政治局在讨论时没有多少争议，就比较顺利地通过了。（待续）
（责任编辑李树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