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6期


不寻常的四届人大筹备工作(一)

作者:孙中范




  最后,在四届人大代表中,民主党派爱国人士的代表共有237人,占代表总数的8.8%,比三届人大少了近150名,这在当时的历史情况下已十分不容易了。到1973年10月中旬,各地、各单位的四届人大代表候选人名单已经确定,并陆续上报中央。这时值班室的同志按分工审查各地代表候选人的各项比例是否符合中央的要求,并开始汇编《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候选人名册》。
  之后,纪登奎召开组织工作小组会议,他传达说,毛主席提出他不做四届人大代表,也不出席四届人大会议。政治局讨论了毛主席的提议,一致拥护。总理考虑中央领导同志只有毛主席一人不做人大代表不好,还要有人陪毛主席不做人大代表。我(纪登奎)在政治局会议上首先提出陪毛主席不做人大代表,后来又提出汪东兴同志也陪毛主席不做人大代表,政治局讨论已经同意,请值班室将我们三个人的名字从代表名册中去掉。
  关于毛主席不做人大代表一事,王洪文在1975年1月8日党的十届二中全会开幕式上作了通报,并得到全会的认可。
  王洪文说:在1973年筹备四届人大时,毛主席提出不做四届人大代表,也不出席四届人大会议。政治局讨论了毛主席的提议,一致拥护。
  但是,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筹备工作都是在毛主席的领导关怀下召开的,四届人大会议期间所有的文件、人事安排,都向主席请示,都有批示。
  
  筹备工作因故再推迟
  
  10月中旬,根据周总理的指示,纪登奎召开组织工作小组会议,讨论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团的组成原则和拟定名单的办法。会后,中央各有关单位开始提名,由值班室汇总各单位提出的主席团人选建议名单。其间,组织工作小组开了两次会议讨论这个建议名单,对有些人选拿不准,纪登奎还当面请示了周总理。
  10月21日下午,组织工作小组再次召开会议,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对主席团人选建议名单又一次进行讨论。会议结束前,纪登奎让值班室根据会议讨论的意见修改主席团人选建议名单,第二天上午正式印好《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团人选建议名单》,前面要加一个详细的说明,准备报周总理和中央政治局讨论。会后,值班室按分工很快修改好《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团人选建议名单》,我负责草拟了说明(内容包括确定主席团人选的原则、提名的办法以及各类人员的比例)。文件搞好后当晚送国务院印厂排清样,准备第二天上午核对后报纪登奎。
  可是由于情况突然发生了变化,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再一次被推延。
  我们值班室成立时,由国务院值班室为我们每个人办了出入中南海的证件。由于紫光阁在中南海北院,中央警卫局批准我们进出中南海北门或西北门。中南海警卫制度非常严格,刚开始进门时警卫要检验证件核对姓名后方可进入,后来警卫对我们都熟悉了,每次进出都放行。
  10月22日一早上班时,情况突然发生了变化。我像往常一样到中南海西北门准备进院,发现门岗警卫增加了许多人,而且都换上了新人。我正在犹豫时,有一位警卫上前敬礼后拦住我检查证件,之后又进去同国务院值班室核对后才放行。一进西北门就发现中南海内增设了许多流动岗哨,紫光阁门前也增加了警卫。这时,值班室同志们集中在紫光阁会议室开始议论起来,感觉肯定出了大事,否则中南海的气氛不会这么紧张。大家相互提醒,这几天的行动一定要特别谨慎,不要添乱。
  这天上午我们仍按纪登奎的布置,仔细校对了《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团人选建议名单》,并讨论修改了说明,将修订后的清样送印厂付印,准备报纪登奎。按往常惯例,当天下午,纪登奎、郭玉峰、吴庆彤、周启才等一定会来紫光阁办公,审定印好的文件。可是他们没有来,一连等了几天都没有开会。10月21日下午的组织工作小组会议,成为四届人大第二次筹备工作的最后一次会议。
  后来,从国务院值班室听说,10月21日,发生了公安部部长李震自杀事件。公安部部长不明原因身亡,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罕见的一起要案,北京的气氛比较紧张。在当时条件下,李震身亡的原因一时难以查清。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会议,中央决定采取若干特殊措施加以防范。这时才弄清楚,中央责成纪登奎、郭玉峰等参与处理李震事件,顾不上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
  值班室的工作全部是完成组织工作小组领导交办的事项,领导不来开会布置任务我们就没有事情可干。由于前段工作任务十分紧张,大家天天加班,几乎是每天吃住在紫光阁,这样可以稍事休息一下了。
  大约在11月初,吴庆彤来紫光阁召集值班室工作人员开会。他说:中央最近有些紧急事务需要处理,一时顾不上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值班室也就没有事情做,还不知道需要等待多长时间。中央领导同志的意见是,值班室可以派人轮流值班,平时可以回原单位上班,但不要出差,随时等候通知,继续完成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
  会后,我们集中了几天时间,清理了这段工作期间的文件,封存在紫光阁的档案柜中。值班室的工作就这样告一段落。
  
  筹备工作进入关键阶段
  
  1974年1月25日,江青等人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在京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大会后,一场声势浩大的“批林批孔”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迅猛展开。四届人大的第二次筹备工作因“批林批孔”运动而被迫中止,一拖又是一年,直到1974年国庆节后才又重新开始筹备。
  1974年“一·二五”大会之火很快席卷全国,“四人帮”借“批林批孔”运动把矛头指向周总理,全国形势一片混乱。由于受到“反潮流”之风的冲击,各级党委不能正常工作,一些重点大企业处于瘫痪状态。周总理一边住院治病,一边关注形势的发展,他责成李先念、纪登奎、陈锡联、吴德等中央领导同志一个省一个省地解决“老大难”问题。中央领导同志从中央国家机关抽调一些同志组成联络组,协助做具体工作,我也被调到中央联络组。9月下旬,纪登奎派国务院值班室王书明和我以中央联络员的身份到内蒙古检查落实中央解决内蒙古的问题情况。
  10月5日,我接到国务院值班室打来的电话,说中央领导同志让我速回北京,到紫光阁报到。我估计到可能是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又要开始了。而我和王书明按原计划在内蒙古的工作还要一星期才结束。于是我又给国务院值班室回话,请他们请示中央领导同志,内蒙古工作尚未结束是否可以晚回京几天。国务院值班室很快回复说:登奎同志让你迅速结束内蒙的工作,两三天内返京。按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我同王书明一起向内蒙区党委领导报告,抓紧在两天内把工作结束。我于10月8日返京后直接赶到紫光阁报到。
  我到紫光阁后看到值班室的其他同志早已报到,正在按分工紧张地工作着。这时纪登奎也在紫光阁办公,他见我回来了,就在紫光阁的会议室找我单独谈了一次话。他首先询问了内蒙古贯彻中央学习班的情况,阻力大不大。他特别关心内蒙古目前的局势能不能稳定下来,造反派还会不会闹事,重点企业生产恢复得怎样。我把检查了解的情况向他作了简要汇报。我说,就目前的情况来看,那些造反派不敢再闹了(在北京学习班期间,经中央批准宣布逮捕了几个煽动停产的造反派头头,威慑力很大——笔者注),形势会稳定下来。尤太忠同志(时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让我转告,请中央放心。
  接着,他很严肃地对我说:主席已经决定在今年内开四届人大,中央准备发个通知,待主席批准后很快就会下发,这次人大的筹备工作到了关键时刻。总理虽然有病住院,中央决定筹备工作仍由总理和王洪文负责。当前全国的形势还不很稳定,情况比较复杂,给这次筹备工作增加了许多难度。你们值班室的工作一定要认真负责,精心细致,想问题办事情要周到,绝不能出纰漏,不要给筹备工作添乱。我当时对纪登奎这次谈话的深层含意并没有理解透,只想到是对值班室工作的严格要求。后来从筹备工作中围绕“组阁”的复杂斗争,才逐渐明白了他这次谈话的真正含意。同时,纪登奎还交代了这段筹备工作的任务。他说:这次筹备工作主要是讨论人事问题,最后确定四届人大代表名单、人大常委委员候选人名单和大会主席团名单,中央还要最后确定人大和国务院的领导人选。这期间要多次召开中央政治局和组织工作小组会议进行讨论,你们值班室要随时做好各项准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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