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9期

回忆胡乔木

作者：王梦奎

　　1985年1月22日下午，在广州参加中国电影表演艺术研讨会的文化部副部长丁峤和电影演员张瑞芳、赵子岳，到住地看望胡乔木。胡向他们祝贺电影表演艺术学会成立，说明没有得到开会的消息，否则是会去参加的。他谈到一些电影和关于电影的文章，也说到一些演员，讲了不少很专业的意见，显然对电影界的情况很熟悉。他说：中国电影不论三十年代的，五十年代的，都有独到之处。中国的电影表演艺术是在不断进步的。我们往往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比如《茶馆》，如果不出国演出，在国外得到好评，国内不会有那么大影响。电影也要出国，获得国际上的承认。中国电影固然有不足的地方，但外国人无论如何演不出有中国特色的电影来。又说：艺术来源于生活，但艺术的真实要跳出生活的真实，这就要勇气。艺术作品往往有不真实的东西，比如《巴黎圣母院》，很难说有多少真实性，但不能否定它是优秀作品。艺术作品有时候创造一种境界，使人不去计较具体的真实。丁、张、赵听得入神，频频点头称是。次日晚，胡乔木到中山纪念堂观看演出，休息时间会见了张瑞芳、秦怡等电影演员。这次谈话，我做了记录和整理，后来以《同电影工作者的谈话》为题，收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胡乔木谈文学艺术》一书。
　　在广州那段时间，我经常陪同胡乔木在院里散步。散步时的谈话是随意的，或者可以称作“散话”，不连贯，没有主题，漫无目的，零零碎碎，内容涉及文学、历史、哲学、经济学的广泛领域，以及许多历史和现实的人物和事件。他的许多说法，见人所未见，对我来说则是闻所未闻，真是受益匪浅。他对西方文学很熟悉，对党的历史上的许多重大事件有亲身见闻。在时间已经过去23年，胡乔木已经去世16年的今天，回顾往事，我真后悔当时太过拘谨，没有能够趁机向他提更多的问题，学更多的东西。
　　胡乔木对毛泽东有深厚感情。在广州期间，他和他的夫人谷羽都很感激地同我说起过：“文革”期间毛主席是保护他的，1967年“五一”节毛从天安门下来，经过南长街时下车要到家里看他，家里人没有听见敲门，没有见成；说以后再来，但没有再来。他们一直为此而遗憾。
　　或许是英雄常见如凡人吧，我觉得胡乔木对毛泽东并不迷信，言谈中经常有出人意料的评论。我向胡乔木问过一个长期困惑不解的问题：毛主席为什么那么重用陈伯达？他不假思索地答道：毛主席不大熟悉马列主义文献，我们的理论和政策表达要和马列主义文献相衔接，需要陈伯达这样熟悉马列著作的人。别的人，比如说我，当然不能说不熟悉，但毕竟不是科班出身。陈伯达在苏联学习过，是科班出身，又有比较好的中国传统文化修养，毛主席需要这样的人。
　　有一次，胡乔木考问我：你读马列著作，哪一本收获最大？我说：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和列宁的《哲学笔记》；从一般著作中得到的是逻辑论证和结论，从这些笔记中得到的是他们思考和研究问题的方法和思想酝酿的过程。看来他对我的回答比较满意，说《哲学笔记》他读过不止一遍，有同样的感觉，但《剩余价值理论》这样重要的著作没有读过，回去一定要抽时间读。胡乔木这样身居高位的大学问家，在我这样一个晚辈面前，竟如此谦虚和坦率，增加了我对他的尊敬。
　　我问过胡乔木：为什么在为聂绀弩的《散宜生诗》写的序言里，说“它的特色也许是过去、现在、将来的诗史上独一无二的”？胡乔木说明他的用意，并且讲了聂的坎坷经历，对聂的遭遇深表同情，感慨唏嘘。我对他在序言里所说的聂诗“对生活始终保有乐趣甚至诙谐感，对革命前途始终抱有信心”持不同看法，认为那是逆境中的辛酸、无奈和强为笑颜。胡乔木对我的看法既未肯定，也不反驳，谈话陷入沉默。根据我同他接触的经验，是引起了他的思索，一时还不能或者不便明确表示态度。
　　
　　胡乔木在广州没有再提起关于农村经济和供销社调查的事。12月11日在江门市，市委书记黎子流在汇报中曾说到农村调整承包土地，实现耕种适当集中的情况，胡乔木说：三中全会以后的分散，从抽象意义上说是退步，但从具体意义上说是大进步；现在农业面临一个新的转化，即新的集中，这也是进步。我觉得江门市的经验可能预示着农村经济变化的新趋向，有理论和政策意义，便趁胡乔木休息的时间，在广东省农委卢龄的陪同下到江门做了几天调查，写了一篇《江门市农村调整土地关系、延长承包期的调查》。回来向胡乔木汇报，他没有表现出多大兴趣，或许因为他的注意力已经转移了。这份调查报告后来辗转到分管农业的广东省委常委杜瑞芝手里，他大为称赞，并建议由省委转发，推广江门的经验。
　　我于春节前夕返京，胡乔木则同家人和秘书、警卫去福建，在那里过春节。
　　
　　四
　　
　　回到北京不几天，1985年2月4日，胡乔木的另一位秘书杨文英告诉我，胡乔木夫妇要我去给胡做秘书。我猜想，此项动议可能是因为广东之行印象尚可，或许也有杨的从中推荐。杨是谷羽的侄女，当过钱俊瑞的秘书，我在1980年同钱一起出访欧洲时就认识她。我向杨明确表示不愿意去。
　　不料次日邓力群找我谈话，说：乔木同志希望你去当秘书，我说你会同意的。邓当时是中央书记处书记兼研究室主任。我因为已有思想准备，便回答说：我不想做这项工作。邓颇感意外，问原因。我说，乔木同志知识渊博，要考虑和处理思想文化领域多方面的问题，我很难适应他的工作要求。这虽是实情，但也有些搪塞。见邓不悦，我便如实交代：我的专业是经济学，想以此报效国家，现在虽不敢说已经登堂入室，但总可以说初入门路了。我今年46岁，今后打算继续在经济研究方面进行努力，不想放弃自己所熟悉的专业知识而从事其他。况且，我遇事爱争论，固执己见，做秘书工作不是我的长处，不必舍长而取短。邓力群没有勉强我。邓是我多年的领导，对于青年人研究学问一向是热心鼓励和支持的。
　　就在这个时候，我眩晕症突然发作，住进305医院。想到事关重大，在医院里于2月7日、8日分别致信杨文英和邓力群，重申当面说过的意见，以示郑重。我没有答应给胡乔木当秘书，觉得有点对不起他，但尔后无论是胡乔木还是邓力群，都没有再提起过这件事，看来并没有怪罪我。这表明他们的大度，我也因此更增加了对他们的敬重。
　　
　　五
　　
　　出院即收到胡乔木的信：
　　
　　梦奎同志：
　　2月13日信收到，谢谢。原附件退还。
　　 我的身体还好。眼疾也已接近于完全复原。你的身体（包括眼睛）倒使我挂念。望经常注意不要过劳。
　　 在粤多承帮助，甚感。我们将于22日离开厦门，先到漳州，24日坐火车回京，因在武汉要作短暂的停留，估计26日可到。以上并望告力群同志。
　　胡乔木
　　 19/2
　　
　　此信在厦门未及发。回京后闻尚在医院。顷悉已出院上班，故检出奉上。望仍注意节制用脑，保留后劲。
　　 在穗曾谈及去北大看陈老事，如无不便，可否于下周择一时间同去？
　　胡乔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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