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9期
回忆胡乔木
作者：王梦奎
信中所说附件，是时任国务院总理的赵紫阳对胡乔木关于加强审计工作的建议的批示。事情的原委是：在广州期间，审计署副审计长祁田也住在珠岛宾馆，她是我在第一机械工业部工作时的领导，财会专家，经我介绍同胡乔木谈了一次。胡当时在考虑加强经济监督的问题，同祁田谈话后，给胡启立并胡耀邦、赵紫阳写了一份关于加强审计工作的建议①，随信附有祁田写的对深圳合资企业进行审计情况的材料。赵紫阳在胡乔木建议信上批示，要张劲夫②主持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听取祁田的汇报。我回京后得到赵紫阳批示的复印件，转给了胡乔木。许多人都知道，1982年宪法规定国务院设立审计机关，是出自胡乔木的建议。在广东期间他曾同我谈起过这件事。
信中所说的陈老，是我的老师、北京大学经济系陈岱孙教授。胡乔木在广州期间和我谈起过陈寅恪、钱钟书、朱光潜、冯友兰、顾颉刚、沈从文等许多人，以及他们的成就。胡乔木不熟悉陈岱孙，是从陈的一篇关于如何对待西方经济学的文章注意到他的。
3月20日下午，我陪同胡乔木到北京大学看望三位老教授。首先看陈岱孙。稍事寒暄，胡乔木即对陈说，现在有的学校，包括干部培训，例如大连有个管理干部培训中心，用的完全是美国人编的教材，希望陈先生过问一下经济管理教材的编写工作。陈岱孙未作响应，沉默不语。我见陈面有难色，说了些同他研究领域有关的题目转移了话题。离开陈宅后到燕南园看望了朱光潜和冯友兰。朱中风失语，他的夫人简单介绍了饮食起居情况。冯双目失明，没有说几句话，只是他的女儿宗璞提出，希望给冯配备助手。
回程我对胡乔木说：陈岱孙对经济思想史造诣很深，但编经济管理教材并非最佳人选，未免太劳累他了。而且，据我了解，大多数地方经济管理干部培训使用的《国民经济管理学》大体可用，得到中组部、中宣部和国家经委的认可，印数累计达五十多万册，而大连管理干部培训中心所印教材流布并不广。胡乔木对我的意见表示赞同，说看了陈岱孙的文章，觉得他关于西方经济学既要参考借鉴又不能盲目地全盘接受的意见很好，希望他能利用自己的影响加以号召，不是要他具体组织，经济管理教材不必勉强。我立即把胡的意见和我的想法函告陈，很快收到回信。看得出，他简直如释重负：
梦奎老弟：
月之廿一日信顷收到。
太太感谢了。我这几天正在发愁呢。乔木同志所说的事，是一个待决的问题。但我是没这本事插嘴的，当面我又不好断然拒绝，后来你说管理较复杂，还是从西方一般经济学说入手为便，我体会到是为我开脱的。现在能根本釜底抽薪，则大大地更好了。
大半年来，我债台（笔墨者）高筑。本以为春节前可告全部清偿，而未能做到。明天又得去全国政协报到参加年会，则这债务只好再背上一时了。
勿复，并颂
日祺
岱孙
八五，三，廿二
胡乔木这次北大之行，似乎并没有特定目的。我的感觉是，他是作为中央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人，要对老一辈知识分子表示关心。访问者和被访问者都饱经沧桑且年事已高，彼此没有多少话说，场面有些沉闷而尴尬。
六
我懒于走动，北大之行后同胡乔木很少往来。值得一记的是以下几件事：
1987年3月初，我写了一篇《关于股份经济的若干思考》，登在研究室的内部刊物上。3月16日，胡乔木致函邓力群：
力群同志：
读了王梦奎同志的文章，受益不少。建议考虑此文可公开发表，以打破自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以后经济学界（和其他学术界）被认为“万马齐喑”的局面。这是一篇讨论文章，很有深度。所引数据来源的准确程度需要斟酌一下。
胡乔木
三月十六日③
文章4月6日在《人民日报》刊出，并未产生胡乔木所期望的社会效果。当时实行股份制的主张刚被提出，全国只是有个别规模不大的试点，人们还比较陌生，所以反应寥落。我在这篇文章里对股份制作了一些理论分析，认为股份制是社会化大生产的一种组织形式，其优点是，构成其总体的各个组成部分既可分解又能合并，可以舍去具体的物质内容而将其间的差别表现为纯粹量的差别，简便易行，可以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一种可供选择的形式。我是把实行股份制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一种具体措施进行讨论的，不敢奢望自己一篇文章就能打破学术界万马齐喑的局面。文章发表后，我又收集各种不同意见，以及一些地方实行股份制试点的方案，编了一本《关于股份制问题》，由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印数竟达1万册。就我见闻所及，这是经济改革以来国内比较早出版的一本关于股份制的书。
1989年春北京政治风波期间，胡乔木住玉泉山五号楼，曾找我和国家体改委的詹武去作一次短时间的座谈，说是想向中央提出关于反腐败的建议。我讲了关于尽快取消价格双轨制，以及健全市场秩序和加强税收征管的意见，说这是铲除产生腐败的土壤所必须的。后来事态急剧变化，胡的建议似乎并未出手。
1989年邓小平请求辞去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信和中央关于同意邓小平辞职的决定，起草工作落到党的十三大后已经离开领导岗位的胡乔木和邓力群身上。据邓力群说，是杨尚昆向他和胡乔木转达邓小平的意见，要他们两人起草的。邓小平的辞职信是胡乔木起草的，中央决议是邓力群起草的。邓力群找我去帮忙，说是中央要起草这么一个决定，并就决定内容以及写法讲了很明确的意见。我整理成稿后邓力群做了修改，然后一起到胡乔木住所，对两个草稿进行讨论修改。对决定中一句话的表述，我不赞成胡乔木的意见，而且固执己见。胡没有生气，轻轻地拍了拍我的肩膀，悄声说：你怎么老不开窍呢。最后当然是按照他的意见改定的，但现在已经记不得是哪一句话了。
1990年春节，我收到胡乔木签名赠送的诗集《人比月光更美丽》④。这本诗集，反映了胡乔木旧体诗的深厚修养和对新诗体裁的探索。其中《快乐的女工》、《小鸟天堂》和《专业户》是1984年12月在广州写的，《红帽》和《松林》是在那里修改定稿的。当时胡乔木有不少烦恼，心情是不好的，但这些诗仍然流露出诗人的天真和质朴。
1992年9月，我拿着一束鲜花，到305医院看望生命垂危的胡乔木。他吃力地伸出手和我握，用极其微弱的声音说：谢谢你。他的秘书邱敦红凑到耳边告诉他：上海选您当“十四大”代表。他用更加微弱的声音说：谢谢。他再也没有力量说更多的话，闭上了眼。我在床前肃立片刻，想到从此生死异域，不禁黯然泪下。
胡乔木是公认的文章高手，关于如何写文章有不少精彩的论述。1995年我在国务院研究室工作时，为青年人编了一本《怎样写文章》的参考读物，辑录的是毛泽东、鲁迅、郭沫若、胡乔木、邓拓、何其芳、胡绳、孙犁等大家关于怎样写文章的论述，其中有胡乔木的两篇：《短些，再短些！》和《怎样写好文件》。这本小册子后来由言实出版社公开出版并且多次再版，流布甚广。我想，如果胡乔木在世，他会高兴的，或许还会选出他认为更合适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