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9期
回忆胡乔木
作者：王梦奎
七
胡乔木长期参与、主持党和国家重要文件和其他文稿的起草工作，用他的文字为中国革命作出过独特的贡献。社会革命和机遇使胡乔木闪耀过光辉，同时也使他的晚年带有某种悲剧的色彩。虽然在他逝世的时候，中央给予很高的评价，实际上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是备受争议的人物，被境内外的一些人视为保守的代表。在几十年来中国接连不断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中，有一种简单地用“左”和“右”划线的深重积习，胡乔木不免也这么做过，最后这种厄运也落到他的头上。这是中国的不幸，也是胡乔木的不幸。
胡乔木是勤于思考的人，对许多问题的观察都有深刻独到之处。他不仅对“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持否定态度并且做过理论上的说明，对毛泽东的一些重要观点，对马克思和列宁的一些重要观点，甚至对流行的、被认为天经地义的口号，也大胆地提出过批评。在前述自广州到深圳列车上的谈话中，他批评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分工的观点，说马克思的想法是受空想社会主义的影响，他多次表示怀疑，还批评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把社会主义国家说成是一架很大的管理机器的思想。在广州同丁峤、张瑞芳等人的谈话中，胡乔木对电影演员赵丹临终前写的一篇引起很大争议的文章表示赞同。他说：赵丹说，党管得太具体文艺没有希望。这个说法是对的。党是政治组织，对文艺本来不应该具体管，何况太具体？即使是艺术组织，比如剧协，也不能管每一个人的创作。莎士比亚的作品如果都由剧协审查，未必能出那么多好作品。⑤胡乔木还同我谈过教育改革问题。我向他反映，中学政治课让学生死记硬背商品二重性和劳动二重性，比大学生读《资本论》还难懂。他说，教育不能沿着老路走，要改革，要从社会需要出发。现在全国有30多所大学设哲学系，我们不需要那么多哲学家，而法科和商科又太少，需要加强，职业技术教育也要加强。他主张在大学开设一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课程，后来似乎根据他的建议开设过这门课，不知道坚持了没有；还主张设立编辑专业，说编辑是专门学问，后来个别学校也这么做了。还讨论过社会主义条件下工会的作用问题，胡乔木主张工会发挥更大作用，企业重要决定要有工人代表参加，还说他批评过工会的领导，为什么听不到你们为工人说话。我从胡乔木的多次谈话中感觉到，他对许多问题是有深入思考的。
胡乔木的晚年，正值中国社会发生大的变革。胡乔木曾经为这种社会变革作过理论论证和热情鼓吹。中国的社会经济变革，是在复杂的国际政治格局变化和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发生的，变革的广度、深度和速度超过包括胡乔木在内的绝大多数人的预料。社会变革所伴生的消极现象使胡乔木深为忧虑。他对实际经济问题缺乏深入研究，对于社会经济变化以及由此而引起的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变化缺乏充分的准备；他从理论上或者逻辑上或许意识到了，但面对纷繁的社会经济变局仍然难免不知所措。一般地说，胡乔木在改革开放初期所做的理论上的说明，大体上还是可以从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的思想体系中逻辑地得出来的。由此开启的更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所需要的新的理论，就是胡乔木力所不及的了；他努力这样做，但并不都是很成功，有的甚至是失败的。对社会急剧变革时期的理论说明向来很不容易并且充满风险。历史上常常有站在社会变革前列的理论家随着变革深入而不能适应甚至落伍的现象，像俄国的普列汉诺夫和中国的康有为，虽然胡乔木的作用和影响远不能同普列汉诺夫和康有为相比。
或许不能忽视社会政治变局中复杂的人事关系。在广州之行中，我感觉到胡乔木有一种明显的失落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老一辈领导人的大批复出是一种过渡现象，最高领导层不能不从年龄结构上进行调整。新的领导人有自己的笔杆子，胡乔木失去了依托。既然连器重和提携胡乔木的毛泽东，连不计较胡乔木在“文革”末期“批邓”中的表现、排除异议而重新起用胡乔木的邓小平，都说胡乔木“固执”，新的领导人谁还能够很顺手地用胡乔木这枝笔呢？或者说，胡乔木对谁还会像对毛泽东和邓小平那样恭谨呢？胡乔木并不善于处理复杂的人事关系，何况在某些问题上他们并不是没有意见分歧。胡乔木并不摆谱，他是秘书出身，平易近人，就我的接触和观察，觉得他对年轻的领导人是尊重的，甚至对年龄和地位悬殊的青年人也往往是热情和客气的。即使如此，仍不免陷于进退失据的窘况。胡乔木逝世前不久在重病中写的一首诗里，发出“晚年遭遇颇离奇”的感叹，并且说“自古功成身合退”⑥。如果功成身退，及时离开政治的前台，他的晚年或许会过得更洒脱轻松些，留下的遗憾也会更少。
胡乔木是“学而优则仕”，由“士”而入“仕”。他具有官员和学者、传统知识分子和现代知识分子的多重性格，是以笔作为武器的职业革命家。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和诡谲的社会政治变革中，他有太多的所历所见所闻，在思想和作风上留下深刻的印记，这不能不影响到他的言论和行动。更因为主管理论和宣传工作，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社会对于他的关注达到高峰。褒的，贬的，褒多于贬或贬多于褒的，都大有人在。这或许并非胡乔木的不幸，凡夫俗子哪能引起人们如此广泛的关注呢？中国社会处在深刻的变革之中，对于许多人物和事件都有争议，是正常现象，不过意识形态领域首当其冲，此中人又多舞文弄墨，掌握媒体，显得异常热闹罢了。时转势易，社会关注的热点也在迅速变化。现在人们对胡乔木的关注早就淡化，一些青年人甚至已经不知胡乔木为何许人了。是的，胡乔木已经成为历史人物。
1984年底在广州期间，我曾建议胡乔木集中精力撰写回忆录，宁可少干一些别的事。我认为这是他晚年所能够做的对社会也是对自己最有益的工作。他未置可否，但终于没有动手。据说直到逝世前一年，即1991年6月，他才下了写回忆录的决心。实在是太晚了，结果只留下《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中的几篇“谈话录”，以及由龚育之和郑惠等人代拟的写作提纲。这是无法弥补的遗憾。好在他晚年自己审定了《胡乔木文集》一至三卷和诗集，他逝世后人民出版社又出版了统称“乔木文丛”的几本专题文集，使他的文字遗产得以比较完整地流传，此亦不幸中之大幸也。
我没有在胡乔木直接领导下工作过，加之年龄和地位悬殊，同他的接触不算多。这篇文章不是全面评论胡乔木，而只是记下个人交往中的一些琐屑印象和回忆，作为纪念。
（责任编辑陈小丽）
① 2002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胡乔木书信集》中，《致王梦奎》“注2”（第622页）说，“附件”是“当时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对胡乔木关于组建审计署工作的建议的批示”。这条注解是书信集编者约我撰写的，最近翻检档案资料，发现记忆有误。——作者注。
②张劲夫，时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秘书长。
③《致邓力群》，见《胡乔木书信集》，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728页。
④胡乔木：《人比月光更美丽》，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出版。
⑤《胡乔木谈文学艺术》，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15—316页。
⑥《赠谷羽》，《胡乔木诗词集》，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0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