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9期
亲历新中国汽车工业五十年
作者：陈小丽
陈祖涛：我们也不是那么容易就退缩的。我们知道小平同志的思想非常解放，只要他同意就好办了，于是通过各种渠道，将报告送到他手里，请他特批。没多久，1982年6月，他在我们的报告上批示：“轿车可以合资。”就这样，小平同志以政治家特有的高瞻远瞩，为国内轿车生产开了绿灯。我们开始尝试在国家许可的范围内组织生产轿车。但轿车生产首先需要高资金的投入和高技术的装备，我们条件有限，无奈之下，只好寻求和国外合作。那时候，西方大的汽车公司没有几个看得起我们，不是不愿合作就是漫天要价。几经周折后，我们同德国大众汽车公司取得了联系，于是1984年在上海开始利用上海轿车生产厂组装生产桑塔纳轿车。
记者：那么中国自己发展轿车的大门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启的？
陈祖涛：应该说是1987年。那年7月，在中国汽车工业联合会副理事长薄熙永的建议下，我和薄熙永、二汽厂长陈清泰、中国汽车工业联合会副理事长李荫寰来到北戴河，开展了紧张的“轿车外交”，向正在那里开会的中央领导直接陈述我们发展轿车工业的意见。中央领导都很忙，我们能约见的就约见，约不到的就直接到住处找，在路上遇到了就在路上谈，总之，抓紧一切机会做工作。当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马洪把我们的报告《关于发展我国汽车工业的建议》以文件的形式交给了国务院领导。很快，姚依林副总理在北戴河召开了有关部门领导参加的专门会议。会上大家讨论很热烈，大多数人都表示中国应该发展自己的轿车工业了。最后姚依林在会上宣布：中央决定，中国要发展自己的轿车工业。为了做好这项工作，决定成立国务院振兴汽车工业协调小组，陈祖涛任办公室主任。到这时候，可以说中国轿车生产的大门终于打开了。
记者：北戴河会议后，中国轿车生产完全放开了？
陈祖涛：当时国家担心这个门一开，全国一哄而上，1988年国务院发出通知，对轿车生产实行严格的控制，除已批准的六个轿车生产厂，即一汽、二汽、上海三大轿车生产厂和北京吉普、天津小客车和广州组装的法国“标致”三家生产厂外，不再安排新的轿车生产厂点。为了加快发展，这六家厂都积极寻求同国外汽车公司合作，与此同时，这些汽车公司也竞相抢占中国市场。
记者：听说为了能和一汽合作，克莱斯勒公司还把原先开出的1760万美元的天价“入门费”降到1美元？
陈祖涛：这件事很有戏剧性。上海开始生产桑塔纳轿车后，一汽也不甘落后，在国家同意发展轿车之前，就购买了美国克莱斯勒公司一套30万台轿车发动机生产线，为以后加速建设轿车厂做准备。北戴河会议后，一汽希望和克莱斯勒公司合作生产轿车，克莱斯勒公司认定一汽只能和自己合作，就开出了1760万美元的天价“入门费”。为此，一汽派出以副厂长范恒光为首的代表团到美国同克莱斯勒公司谈判，谈了近两个月，对方就是不松口。为了不受制于人，一汽也在同德国大众公司谈，“大众”给出了很优厚的条件。两家公司的代表团都住在一汽的专家招待所。
记者： 事情是怎么出现转机的呢？
陈祖涛：说起来还有朱镕基同志的功劳呢。1987年底，我随时任国家经委副主任的朱镕基访美，在汽车城底特律参观时，一汽派正在美国谈判的范恒光他们专门来请示意见，并请我们到克莱斯勒公司去看看。朱镕基说：“好，明天我们和你一起去见克莱斯勒公司的董事长，听听他们怎么说。”结果，第二天我们到克莱斯勒公司时，董事长亚柯卡并没有露面，只派了二把手格林出来，并限定“只谈30分钟”。朱镕基问：“听说你们与中国一汽在技术转让中遇到了价格问题？”格林一点儿表示也没有，只是简单地回答说：“我知道。”会谈中，美国人态度强硬，一点儿也不让步。朱镕基对此很不满意，他抬胳膊一看表，30分钟也到了，说：“好，我们不谈了。”离开克莱斯勒公司后，他对我和范恒光说：“打电话告诉耿昭杰（时任一汽厂长），德国的条件优惠，就和德国签。你们也还可以和通用公司谈，可以考虑和他们合作生产J系列轿车。”
记者：克莱斯勒为自己的傲慢和短视付出了代价。
陈祖涛：是啊。耿昭杰接到电话后，马上就和德国大众公司签了协议。克莱斯勒公司代表团得知后，马上找到耿昭杰，态度激动地说：“如果马上签约，我们的‘入门费’只要象征性的1个美元。”耿昭杰表示：“很抱歉，我们已经和德国大众签了协议。”在大众公司和一汽合作一年后，1988年10月，克莱斯勒公司的亚柯卡带了一架专机和庞大的随行人员来一汽访问，在参观完一汽后，他不无遗憾地说：“我来迟了。”
为汽车工业上书请命
1988年底，60岁的陈祖涛离开了中汽联的领导岗位，但他退而难休，仍在为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做着力所能及的工作。1999年，中美入世谈判成功，世界贸易组织的大门即将向中国敞开，面对世界众多汽车巨头的虎视眈眈，中国汽车工业该如何应对？陈祖涛对此忧心忡忡，经过长时间思考后，2000年4月29日，他给江泽民总书记写了一封长信。
记者：为什么要写这封信？
陈祖涛：中国社会对汽车的需求量日益增加，越来越多的国外厂商和中国民间资本希望进入中国汽车市场。然而，中国汽车制造业仍沿袭原来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保护政策，进入门槛高、难度大，有钱的、有先进技术的、想干的进不来；而已有的生产企业有不少是资金困难，产品技术水平低，靠国家保护政策过着没有竞争、不愁销路的舒坦日子。国家的政策保护没有起到保护和促进中国汽车制造业健康发展的作用，反而保护了落后。为了提高中国汽车制造企业的竞争力，我就写了这封信，建议国家对相关政策进行调整。
记者：您在信中提了哪些建议呢？
陈祖涛：简单说来有三点：一是改革投资体制，允许外资加大对国内汽车工业的投资，允许民间资金进入汽车工业；二是鼓励汽车消费，尽快出台相关政策，如取消消费税、整顿汽车使用费用、实行燃油税等；三是改革汽车行业管理体制，由行业管理转向行业自律，加强民间的行业协会对行业的管理。
记者：“上书”的效果如何？
陈祖涛：信是4月29日写的，5月18日，江泽民就做了重要批示，之后温家宝、胡锦涛、朱镕基、李岚清等中央领导也先后作了批示。中央决定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牵头，国家经贸委、计委、一机部等部门组织东、南、北三个调研小组，对中国的汽车产业开展调研。调查组回来后，向中央写了详尽的调查报告，对中国汽车产业的现状、问题和发展方向提出了意见。让我最感欣慰的是，自从中央领导对中国汽车工业给予高度关注后，中国汽车发展环境有了明显改善。2000年以后，世界各大汽车公司都进入中国，分别找到了各自的合资伙伴，像大众、通用这样先期进入中国的汽车公司都分别扩大了在中国的投资，有的已将其在亚太的总部搬迁到中国。不仅如此，各公司为了竞争，开始在中国建设汽车研发机构，为中国培养汽车研发人才，在此之前，他们是决不肯将自己的研发技术教给我们的。
记者：当前世界原油价格居高不下，这对汽车的销售也产生了一定影响，中国汽车工业应该怎样应对呢？
陈祖涛：国际原油价格的高涨的确会对我们造成影响，但解决这个问题同汽车发展并不矛盾。日本、韩国等国家根本就没有石油，在这种情况下，也没有停止造汽车。从工业化国家发展的经验来看，汽车工业增长可以带动国民经济增长至少20年到30年，只有通过大力发展汽车工业，进一步带动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才能更好地解决能源问题。万万不可因噎废食，如果中国真因为高油价就停止发展汽车工业，恐怕在旁边鼓掌欢呼的就是其他汽车制造大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