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8期
民国之父孙中山
作者：曾纪鑫
在多方压力下，陷入不义与被动的清廷驻英使馆官员不得不取消“送”孙中山回国的计划。当孙中山步出幽室之时，使馆外面观者如潮，各报记者纷纷拥上前来，询问采访。一桩坏事就此变成了好事，孙中山之名不仅传遍全球，他的革命事业，也逐渐赢得了世人特别是海外华人的同情、理解与支持。
孙中山脱险后，又在伦敦居住了大半年时间，其间，他考察英国的社会风俗及政治制度，研究世界各派政治、经济学说。据康德黎所述，孙中山去的最多的地方就是大不列颠图书馆，“阅读有关政治、外交、法律、军事、海军的书籍；矿业、农业、畜牧、工程、政治、经济等类，吸引了他的注意，而且细心和耐心地研究”。孙中山一辈子可谓手不释卷，其思想理论的形成，得益于他孜孜不倦的广泛阅读。
1900年10月，孙中山吸取第一次广州起义失败的教训，经过长时间的酝酿，利用八国联军侵华、清廷无暇南顾之际，又发动第二次起义——惠州起义。起义之初，势如破竹，参加义军的民众多达两万余人。此次起义虽坚持月余，结果仍因敌众我寡而归于失败。令孙中山稍感欣慰的是，上次广州起义失败，举国上下，都视其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惠州起义失败，不仅没有了“恶声相加”，而且众多有识之士还为之惋惜不已。可见孙中山从事的革命事业，已渐渐深入人心。
此后，孙中山又宣传、组织和发动了潮州黄冈起义、广州黄花岗起义等。于颠踬中爬起，在失望中振作，孙中山先后发动过十余次大的武装起义，遗憾的是全都惨遭失败。直到1911年10月10日，湖北党人发动的武昌起义爆发，这才取得了暂时的成功，完成了“驱逐鞑虏”的历史使命。
叁
武昌起义对孙中山来说，有一个怎么也绕不过去的尴尬，那就是他没有领导这次起义，并且是事后在美国才得知。
应该说，辛亥革命的成功，是中部同盟会及其外国组织的功劳。孙中山偏重华南起义，以为边陲地带远离清廷军枢重地，比内地容易突破，且进退有余。因此，虽多次失败，但他也并未调整战略，仍着眼于再次发动南方边境起义，并将经费的筹措与否视为起义成败的关键。而以谭人凤、赵声、宋教仁为首的同盟会员则鉴于过去起义失败的教训，在认识上与孙中山发生了严重分歧，自行成立了包括长江中下游各省在内的中部同盟会。在讨论起义战略问题时，宋教仁提出上、中、下三种方略：“在边地进行为下策，在长江流域进行为中策，在首都和北方进行为上策。”事实证明，下策行不通，而上策的条件又不成熟，所以取中策为好。
武昌起义正是中部同盟会在“取中策”的指导思想下运动新军而取得的硕果。武昌起义成功后，革命党人纷纷赶赴武汉，黄兴以战时总司令的身份率民军与清军作殊死之战，宋教仁起草《鄂州临时约法》，而孙中山一行则在美国宣传演说、奔波筹款。
回到广州后，孙中山又犯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错误。广东的胡汉民等革命党人力劝孙中山不要北上，而是留粤整顿军队，打好基础。另外，胡汉民还分析说，清政府虽然人心已去，但袁世凯控制的数万北洋精兵仍在，这一势力不扫除，革命就谈不上彻底，民主政权就无从建立。
胡汉民的分析，就此后的发展情形而言，确属真知灼见。而孙中山却认为“四方同志正引领瞩望”于他，不由得说道：“我若不至沪宁，则此一切对内对外大计主持，决非他人所能任。”可事实上除黄兴等忠心耿耿的同盟会员真正瞩望于他外，其他各光复省份的要员、原立宪派人士以及部分革命党人所瞩望的，却是手握北洋重兵的袁世凯，只要袁反戈一击，推翻“贵族专制之满清”、“当奉为大总统”。
孙中山势单力薄地仓促北上，作为闻名全国、享誉世界的反清第一斗士，他很快就被推选为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的临时大总统，由非法、秘密、在野的中国同盟会领袖，正式登上中国近代政治舞台。他以一己之力，在任内尽可能地铲除封建余毒，如颁行《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以国家法典的形式第一次宣布人民享有的各种自由权与政治权，废除行跪拜礼及“大人”、“老爷”等称呼，提倡男女平等，限期剪辫放足，禁止种族歧视、刑讯逼供、乱捕仇杀、贩卖人口、蓄养家奴、吸食鸦片等。
然而，孙中山北上组建临时政府，在深得广大民众欢迎的同时，也激起了长袖善舞的袁世凯的强烈反攻。南北正在议和，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无疑打碎了袁世凯逼退清帝、赞同共和、出任总统的美梦。于是，袁世凯马上改变态度，由赞成共和退为过去的拥护君主立宪，并作出武力南侵的姿态。
此时，身为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所遭受的压力除了外部的袁世凯之外，还有来自内部的各种纷争。当他从海外归来时，同盟会中间纷纷谣传他带回大笔资金。当得知他“不名一钱也，所带回者，革命之精神耳”，各方人士不免大失所望。进入南京临时政府核心领导层的，只有黄兴、胡汉民等极少数同盟会员全力支持孙中山；反对他的旧官僚与立宪党人根本就瞧不起他，他们推选他，也只是利用他的声望稳定社会秩序而已，所以他们不可能大力支持他，有的还公开与他对着干；同盟会中的部分革命党人，也对他阳奉阴违。临时政府没有经费，孙中山提出的借款或是发行债券议案不是遭反对，就是被“看冷”，不予合作，无法通过。孙中山主张北伐，“革命之目的不达，无议和之可言也”，其态度之坚决，真可谓斩钉截铁。然而，民众普遍厌战，大部分革命党人也希望通过南北议和逼清帝退位。孙中山要钱没钱，要人没人，事事掣肘，“政令不出南京，甚至出不了总统府”。同盟会老成员冯自由自海外归来，在拜访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时祝贺道：“我辈夙昔志愿，竟成事实矣，何等痛快!”孙中山听了，真是有苦难言，不由得皱着眉头回道：“何来痛快?直苦恼耳!”
由于各种苦恼与压力积在一起，孙中山只有附和众议，向袁世凯伸出橄榄枝，多次公开表态：只要袁世凯赞同共和，逼迫清帝退位，他愿将临时大总统一职让出。
此后的结果众所周知，孙中山向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提请辞职，袁世凯以全票当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其实，革命目的未达，旧社会势力未除，孙中山是极不愿意让出临时大总统之职的。可迫于现实，他又不得不主动辞职，后来这成为他心头永难弥合的伤痛。
肆
辛亥革命后，两大事件激起了孙中山后半生的巨大转变，使得他不断向集权与左倾过渡：一是因“宋案”引发的“二次革命”，二是部下陈炯明的叛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