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8期
民国之父孙中山
作者：曾纪鑫
对陈炯明的叛变，孙中山可谓痛心疾首、后悔莫及：“文率同志为民国而奋斗垂三十年，中间出死入生，失败之数不可偻指，顾失败之残酷未有甚于此役者。”
陈炯明叛变造成的直接后果，是中断了北伐进程，但内里的深远影响，却一直为人们所忽略：由孙中山个人及其领导的革命党人，到中国社会的未来发展变化及走向，都或深或浅打上了因陈炯明叛变而留下的历史烙印。
为肃清内乱，孙中山一方面联合部分滇军、桂军等军阀势力组成讨贼军；一方面目光向外，获取俄国援助，以俄为师，联俄联共，重塑国民党，“改组党务，创立党军，宣传党义”。
作为权宜之计，孙中山联合军阀讨陈，在某种程度上等于将自己降低到了军阀的水准，与“树立真正之共和”的目标越来越远。随着形势的好转，又不得不回过头来驱逐和消灭那些曾经与之合作并被他利用过的军阀。孙中山向西方列强呼吁援助，却没有任何一个西方国家支持他。唯有苏俄，不仅主动废除过去强加在中国人头上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并愿意在外交上、物质上给予孙中山以实质性的帮助。这是孙中山一生中得到的唯一一次国际援助，因此他十分珍惜并加以利用。但联俄的结果，则使得孙中山在“向后转”建立中华革命党、崇奉一个领袖的基础上，变得更加左倾倒退。其结果是逐渐远离英美主流文明，形成“一个领袖，一个政党，一个主义”的威权政治体制：成立黄埔军校，学习苏俄红军将党凌驾于军队之上组建党军，又将党军制度推而广之以建立党国，而党国统治在某些方面甚至要比皇权统治更加专制、更加残暴……这样的发展结果，恐怕是一辈子崇奉“天下为公”、追求民主自由的孙中山所万万没有想到的，也万万不愿见到的!
伍
1924年10月，中国政局出现了一次新的转机。
北京政府陆军检阅使、直军第三军总司令冯玉祥在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趁直、奉两军在山海关、石门寨激战之际，于10月19日突然回师北京，发动武装政变，包围总统府，囚禁贿选总统曹锟。曹锟被迫辞职，吴佩孚也迅即南逃，直系军阀由此垮台。
政变成功后的冯玉祥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孙中山，他马上拍发电报，邀孙中山北上，主持国家政局。
孙中山曾与段祺瑞、张作霖订有共同讨伐曹锟、吴佩孚的协议，如今曹吴已倒，和平的希望与曙光就出现在东方天际。一向推崇武力夺取政权的孙中山，接电后当即决定北上，准备召开国民会议、以共同协商的方式达到革命之目的。这既是孙中山基于现实、依据情势的一种调整与转变，也是他晚年思想认识的向前发展。
1924年11月13日，孙中山动身离开广州时，他的心头突然涌出一股不可名状的沉痛与悲壮：“这次北上，不论成败，决不回来，革命大任，交黄埔军校同志负之!”
可谓一语成谶，孙中山真的再也没有回到生他养他的故乡广东，没有回到他所建立的唯一一块革命根据地。离开广州时，他已患病在身，沿途20多天宣传革命的连续演讲，与中外友人的频繁会晤及通宵达旦的谈话，还有了解情势的大量阅读，为制订国策大计不停的思考……过度的劳累与忧愤，使得他的病情不断加重。抵达北京时，他已病得不能走下火车，只能躺在一张藤椅上被人抬下。此时的他，更不能像以前那样进行声情并茂、振奋人心、吸引大众的演讲，只能以传单的形式散发了一份简短的《入京宣言》。
医院诊断结果表明，孙中山所患肝癌已进入晚期。既已进入肝癌晚期，肉体生命非人力所能挽回，本是名医的孙中山得知实情后，以一种乐观的态度面对死亡，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仍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临终前夕，孙中山留下三篇遗嘱：第一篇为国事；第二篇家事；第三篇则用英语口述，由鲍罗廷、陈友仁、宋子文、孙科记录，留给当时的苏联政府。
在给苏联政府的遗书中，孙中山说道：“我遗下的是国民党。我希望国民党在完成其由帝国主义制度解放中国及其他被侵略国之历史的工作中，与你们合力共作……我已命国民党长此继续与你们提携，我深信你们政府亦必继续前此予我国之援助。”孙中山已明确地预见到他缔造的国民党将对中国的政治、社会与前途产生极其深刻的影响，只是没有想到他的学生与后继者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党，会在短时间内违背他的遗愿，令他所希望的联俄联共进行长期而真诚的合作化为泡影。
关于家事，他一生坦荡无私，所有的积蓄已全部用于革命，无甚家产，唯有华侨赠给他的一幢位于上海利爱路29号的房子，再就是一些常用的书籍和衣物。他最放心不下的是年轻的爱妻宋庆龄。与宋庆龄的真挚爱情，是他在不断失意和打击中的强有力的精神支撑，是他长期处于激动与暴躁状态中的心灵的温暖与抚慰。弥留之际，他感谢宋庆龄十年来为他献出的美丽青春与纯真感情，一再叮嘱廖仲恺的夫人何香凝，希望她好好照顾宋庆龄。
在留给国民党的遗嘱中，孙中山特别强调：“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
在近30年的政治生涯中，孙中山经历过11次武装起义，三次建立革命政权，两次改组国民党，毅然举起护国战争、护法战争、北伐战争大旗，最后北上议政逝于北京。孙中山的一生，失败总是多于成功，他曾以一种乐观主义的口吻不无激情地说道：“我不善处成功，而善处失败；愈失败，我的精神愈焕发。”
编辑：汪微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