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8期
民国之父孙中山
作者：曾纪鑫
袁世凯当选为民国正式大总统后，孙中山与他有过一段短暂的政治蜜月期。在北京期间，孙中山与袁世凯会晤13次，内容涉及内政外交，两人相谈甚欢，大有相见恨晚之意。就孙中山当时的本意而言，他的确想告别革命，从事国家建设，并不再过问国民党(1912年8月，宋教仁将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任代理事长)党务，一切全部交由宋教仁负责。国家经济命脉在于交通运输，铁路又是交通运输的重中之重，因此，孙中山想从事全国铁路建设。
随后，孙中山便在上海组织了一个铁道协会，视察费用耗去近百万两，而铁路却是一公里也未修成。
1913年2月，孙中山一行考察日本实业及解决经营铁路经费问题。3月20日晚，宋教仁被刺，正在长崎的孙中山获悉后立即中止活动，于当月23日启程回国。
孙中山的建设理想由此化为泡影，不得不回到过去，继续投身于政治革命，发动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
“宋案”爆发，使昔日互相欣赏的两位领袖人物立时翻脸，成为一对不共戴天的死敌。
不到两个月时间，各地讨袁斗争相继失利，独立省份纷纷宣布取消独立，南方残存的革命势力也几乎被袁世凯全部摧垮。“二次革命”惨遭失败，死难的革命党人达一万多人，被通缉或捕杀的旅长以上武职人员及厅长以上文职人员不计其数。孙中山、黄兴、陈其美等革命党人纷纷逃往日本。
检讨、反思“二次革命”，孙中山将失败之由归咎于内部不团结，行动不统一，纪律涣散，革命党人不听从他的意见与指挥。为使革命党恢复到同盟会时期的战斗精神，以进行“第三次革命”，孙中山决心开展一次严格整顿。1914年7月8日，革命党重要成员聚集日本东京，宣布成立中华革命党，凡志愿加入者，必须亲书誓约，严肃宣誓，接受“服从孙先生，再举革命”、“永守此约，至死不渝，如有二心，甘受极刑”等条件，并加按指印。《中华革命党党章》还以入党时间之先后，将党员分为“首义党员”、“协助党员”、“普通党员”等地位不同的三种党员，并以“元勋公民”、“有功公民”、“先进公民”区别对待，享受不同的权利。这样一来，不仅形成了人为的党内隔阂与党群隔阂，而且这种党权高度集中、对党魁个人负责的做法，将民主制度下的政党拉回到专制集权下的旧式会党，等同于混迹在江湖上的秘密会社。这对于一位长期追求民主与自由的领袖而言，无疑是一种严重倒退。
中华革命党成立后，在铁的纪律与管理下，革命党人深入各省联络讨袁，举行起义，施行暗杀，策动兵变。一系列行动虽令地方军政要员闻风丧胆，却没有获得一次成功，就连声势最大的上海“肇和之役”，在1915年12月5日起义当天，就惨遭失败。
尽管如此，孙中山对反袁依然充满必胜的信心，哪怕是片刻的灰心犹豫，也不曾有过。他在给美国友人的一封信中写道：“我深信不疑，我一定能比推翻满清更容易推翻袁氏政权，那一天为期不远。”
孙中山预言的“那一天”真的说来就来。袁世凯恢复帝制后，在梁启超的策划下，蔡锷等人在云南率先发动护国起义，陷入四面楚歌的袁世凯在忧虑惶恐中病逝。讨袁护国成功，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所起的作用，只是部分协助而已。
袁世凯一死，一切问题似乎都迎刃而解。孙中山马上下令“罢兵”，停止一切党务活动，解散革命党领导的军队，“当息纷争，事建设，以昭信义，固国本”。再造共和成功，孙中山念念不忘的，仍是建设之事。千头万绪之中，仍“以交通便利为第一要着”。
此时的孙中山，又犯了一个相当天真的错误，他以为只要袁世凯一倒台，共和就有了保障。殊不知袁世凯之死，也就意味着北洋凝聚力的失去，中国社会将陷入各路军阀纷争不息的混战时期。而孙中山没有留下一支以作维持共和之用的强有力军队，等到事件猝发，形势窘迫，也就悔之晚矣——精兵强将解散易，组织难。于是，促成孙中山后半生的另一巨变即已潜藏其中。
孙中山没有军队，缺乏实力，只有寻找合作伙伴，利用军阀反对军阀。1917年7月17日，孙中山借助陆荣廷、唐继尧等西南军阀势力，率章太炎、朱执信、廖仲恺、陈炯明等人南下广东，在广州召开非常国会，组织护法军政府，并就职为大元帅。孙中山力主北伐，恢复约法(《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但西南各省军阀只是借重孙中山的影响，与北京政府分庭抗礼，“顺时势以保地盘”。此时的孙中山在西南各省军阀的要挟和夹缝中举步维艰，当他深刻地认识到南北军阀如一丘之貉后，不得不愤而辞职，前往上海。
护法战争虽然劳而无功，但在运转过程中，孙中山也拥有了一支看似属于他的军队，这便是陈炯明的粤军。护法军政府成立后，孙中山事事遇阻，唯有作为革命党人的广东省省长朱庆澜真心实意地拥戴孙中山，将他直辖的二十营警卫军拨给孙中山作为护法军的基干队伍。孙中山又以援闽名义，将这二十营人马交给部下陈炯明前往潮汕地区扩充整编，然后开赴漳州屯驻。孙中山为其提供枪炮，并典押自己的房屋维持部队军饷。1918年4月，他离开广州前往上海途中，又专门去视察这支队伍，对其经费与弹械供应作出妥善安排。陈炯明不负所望，在短短的时间内，就训练出一支能征善战、拥有两万之众的粤军。1920年10月，粤军挥师西进，一举击溃占据广州的军阀陆荣廷、莫荣新。此后孙中山才得以从上海返回广州，重组军政府，并于1921年5月5日出任广东革命政府非常大总统。
于是，一种奇怪的现象出现了，中华大地一时间出现了两个中央政府——北京北洋政府与广东革命政府，双方都标榜自己为正统，视对方为非法；都以武力为手段，以消灭对方、统一全国为目的。
有了广州这一大本营，又讨平了广西的陆荣廷桂系势力，两广联成一体。于是，1921年10月8日，孙中山向广东革命政府非常国会提出北伐议案，并获通过。
然而，就在孙中山紧锣密鼓地成立北伐军大本营、以大元帅名义下达北伐令、分军出师北伐并取得节节胜利之时，却发生了一件令他做梦也想不到的非常事件——陈炯明叛变了!
陈炯明在思想认识上与孙中山有着严重的分歧，他不主张北伐，认为“以广东一省之力，而抵抗全国武人，殊非易事”。陈炯明的本意，是想从广州着手，将广东建设成方方面面起表率作用的模范省，推及西南，然后影响全国。基于这样的思想，陈炯明对孙中山的出师北伐、武力统一中国极不以为然，并认为那是一种冒险，绝无成功的希望：对孙中山的命令，他也是常常阳奉阴违或有意阻挠。即使认识有别，不予支持也就罢了，然而，以势力范围、个人利益为重的陈炯明忘了自己的实力资本其实源于孙中山，更忘了孙中山对他的栽培与提携之恩，竟然发动武装叛变，炮轰总统府，欲置孙中山于死地而后快。
陈炯明叛变后，马上派人联系吴佩孚，欲对孙中山采取南北夹击。此举一旦施行，北伐军将陷入全军覆没的境地，孙中山此后东山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