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9期
海客谈瀛洲：帝制时代中国的西方印象
作者：周 宁
其实问题还是出自那些传言。据说佛郎机国在狼徐鬼国对面，狼徐鬼国“分为二洲，皆能食人”。《明史·欧洲四国传注释》中还记载：“嘉靖初，佛郎机国遣使来贡，初至行者皆金钱，后乃觉之。其人好食小儿。云其圆惟国(口)得食之，臣僚以下，皆不能得也。至是潜市十余岁小儿食之。每一儿市金钱百文。广之恶少，掠小儿竞趋途，所食无算。”
与佛郎机人打了一个世纪的交道，朝野对佛郎机还是一无所知，这时荷兰人又到了。《辛丑年记事》中记载；“(1601年)九月间，有二夷舟至香山澳，通事者亦不知何国人。人呼之为红毛鬼。其人须发皆赤，目睛圆，长丈许。其舟甚巨，外以铜叶裹之。入水二丈，香山澳夷虑其以互市争澳，以兵逐之。其舟移入大洋后为飓风飘去，不知所适。”(王临亨《粤剑篇》卷三)
佛郎机凶狡不可名状，荷兰红夷又如飓风飘来，更残暴也更让人捉摸不透。1604年、1622年两次冲突之后，“红毛水怪”又占领了台湾。世界变得越来越让国良不能接受了，而难以接受的事必须得到一种“合理的解释”才能化解它对社会与传统观念带来的冲击。
万历时代中国人的世界知识与西方形象，不仅让利玛窦神父难堪，实际上也让国人自己难堪。
想当年，郑和七下西洋，汪大渊浮海万里，杜环经行西亚，法显玄奘西游，张骞“凿空之行”，国人不仅漫游世界，也将世界知识带回中国，胸怀眼界，何等开阔。至少此前一千年，中国人已经知道罗马帝国，知道那些通往“海西国”的道路，知道“大秦”的风土文明，而且颇有些羡慕。远的不说，就连本朝人郑和远航，200年后也变得荒渺蹊跷，远航的事迹与所历的国家似乎都半真半幻，若有若无。
利玛窦在北京的那些年里，坊间正流行罗懋登的《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碧峰长老给永乐皇帝呈上一个“经折儿”，图中画着西洋十八国。长老说：“西洋是个总名，其中地理疆界，一圆是一国……第一国，金莲宝象国；第二国，爪哇国……第十八国，邦都鬼国。”
国朝人士不仅不知道大西洋国，甚至连200年前郑和远航所至的国家及地区也不清楚了。历史衰落到人已经无法想象人的事迹，就只好将人的事迹神魔化，《西游记》即问世于1580年前后，玄奘和尚乘危孤征、远徙万里去印度取经的历史变成了神魔夹道的传奇。
无法相信人的事迹，神魔化是一种解释，也是一种安慰。毕竟不可想象的伟大事业原不属于人的经历，衰落中的现实也就不会令人难堪。
200年前郑和下西洋(1405～1433)，远至东非与阿拉伯半岛。300年前汪大渊(1311～?约逝于明初)附舶浮海，两下东西洋，游踪广远，甚于郑和。当年马欢随郑和出洋前就研读过《岛夷志略》，下洋经历亦证明了汪大渊“所著者不诬”(见《瀛涯胜览》序文)。
郑和时代不论航海知识还是世界知识，都不见比汪大渊时代有所进步。英国李约瑟研究中国科技史，发现1402年由朝鲜李荟和权近绘制的《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是在1330年左右李泽民的《声教广被图》和1370年左右僧清潜的《混一疆理图》的基础上合成的。遗憾的是，两幅中国的地图已经失传，但从留下来的朝鲜的《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看，汪大渊时代中国人所掌握的世界地理知识非常广博，不仅比同时代西方人掌握的中国周边地理知识多，而且有可能比-西方人掌握的西方地理知识还多。
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说：“……图中的西方部分很值得注意，其中一共有将近一百个欧洲地名和三十五个非洲地名，非洲的形状很正确地画成三角形，而且三角形的尖端所指的方向也是正确的。图中非洲北部的撒哈拉，与许多中国地图(包括《广舆图》在内)上的戈壁沙漠一样，画成黑色。在亚历山大里亚所在的位置上绘上了一个塔状物，以代表亚历山大里亚的著名灯塔。地中海的轮廓画得很好，但绘图者没有把它画成黑色，这也许是因为绘图者不能肯定它是不是一个普通的海的缘故。德、法等国的国名均用音译(A－lel-man-ia和Fa-li-his-na)，而且还绘上了亚速尔群岛。从所使用的符号来判断，朝鲜的平壤被认为是世界上两个最大的首府之一，而另一个被认为具有同等重要意义的城市则位于欧洲，从它所在的位置来看，大概是指布达佩斯。从这幅地图可以看出，绘图者所掌握的西方地理知识是相当广博的，比欧洲人当时所掌握的中国地理知识要明确得多。”
但万历朝国人的世界知识，已经收敛到爪哇，爪哇亦若有若无，半真半幻。书籍散佚是集体遗忘的证据，当年广博的世界地图已经不知去向，没有人关心甚至没有人相信。
国人祖上也曾胸怀宽广，例如，西方作为一个“有类中国”的文明国家的形象，最初出现在汉代中国的世界视野里。从中亚和西南亚来的商人与汉廷出使西域的使节，都可能带回大秦国(据考就是东罗马帝国)的消息。大秦、海西国、拂菻，可能指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可能指小亚细亚半岛、意大利半岛或巴尔干半岛，可能指托勒密、塞琉古王朝，也可能指罗马帝国、东罗马帝国甚至塞尔柱克王朝。不管怎样，它们在地理与文化传统上都与我们今天所说的“西方”有关。
拂菻之名，最早出现在隋唐时代(见《隋·裴矩传》卷六、《铁勒传》卷八十四、《波斯传》卷八十三)，以后直到佛朗机人出现在明代，中国文书中一直以拂菻与大秦并用，称拜占庭帝国。大唐天下，疆域辽阔，五方杂处，四夷称臣。《旧唐书》还记载贞观十七年、乾封二年、大足元年、开元七年，拂菻王波力多遣使来朝献贡。
在汉唐胸怀中，国朝人士强调的是西方“有类中国”的文明一面，甚至美好的一面。从汉到唐宋，大秦形象在中国，有些特征被遗忘了。有些情节则被添加进来，只是“有类中国”之说被一再重复。
怛罗斯战役中，杜环被黑衣大食俘虏，流离中亚、西亚十余年，才从海道乘大食商船取道广州回国。劫后余生，杜环著《经行记》，记述了自身遭遇与西亚风土人情。可惜这部书散佚了，只有、其中一些内容转述在唐代杜佑著的《通典》卷193中。提到大秦，它已不满足于“有类中国”之说，干脆成了中国人：“其人长大平正，有类中国，故谓之大秦。或云，本中国人也。”
国朝祖上胸怀宽广，对世界、对西方也有好印象，但利玛窦神父却没有赶上那个好时代。
在中国人的眼界中，帝国膨胀，世界缩小，大明皇朝际天极地，帝国之外不是蛮荒大漠。就是凶险的海洋，几个鸡零狗碎的小岛，加起来不如帝国的一个省大。中国人的这种自我感觉，让利玛窦神父伤透脑筋。中国人不了解世界，怎么了解世界中的西方，不了解西方，怎么能了解西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