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9期
海客谈瀛洲：帝制时代中国的西方印象
作者：周 宁
利玛窦到京师后，自称大西洋人。而礼部上书称，《大明会典》记载到西洋琐里国，并无大西洋国，利玛窦其人可疑，其国也“真伪不可知”。
利玛窦和他的同道们继续传播他们的地图，介绍天下有五大洲(亚细亚、欧罗巴、利未亚、亚墨利加、墨瓦腊泥加)，希望能够改变中国人的世界观念以及对欧洲人的看法。徐光启在南京见过赵可怀、吴中明进士刻印的《山海舆地图》，李之藻与友人造访利玛窦时，也见到他悬挂在堂前的《大地全图》。令神父感到欣慰的是，不仅一些有知识的中国人开始接受他的《山海舆地图》，对欧洲文教制度开始有好感，而且万历皇帝还传旨将他献的《万国全图》印在宫里的屏风上。
利玛窦1610年在北京过世，13年后，艾儒略神父在杨廷筠的协助下编成《职方外记》，卷首“五大洲总图界度解”之后分五卷，即亚细亚总说、欧罗巴总说、利未亚总说、亚墨利加总说和四海总说，其中欧罗巴总说对欧洲的介绍尤其详细。然而，艾儒略还是感觉书不尽言，1637年又出《西学问答》，进一步解答了有关西方风土人情的四十多个问题，对方域、列国、饮食、衣服、宫室、制度、立学、设官、宗教、政形、武备等方面都有生动的描绘。国朝总算有人明白，如谢肇涮《五杂俎》所言：“天主国，更在佛国之西，其人通文理，儒雅与中国无别。”
可喜的是，利玛窦、艾儒略、毕方济、南怀仁，由明入清，百年间编制了《坤舆万国全图》；金尼阁到中国，又带来了7000多部图书，大量介绍欧洲，从山川风俗到政教、军事、物产、技艺等各个方面，一应俱备。但国朝很少人知道，更少人相信。张维华指出：“明人于欧西地理始终不明，而于西士所言及其著述，亦始终疑为伪妄。”(《明史欧洲四国传注释》)。
在《明史》中，《四国传》表述的欧洲国家观念，仍一片混乱：葡萄牙、西班牙、荷兰都被误当作南洋国家，近满剌加、吕宋或爪哇，虽然听说意大利在大西洋，但不相信利玛窦的《万国全图》与“五大洲”之说，评价“其说荒渺莫考”，“其所言风俗、物产多夸”。顾炎武可算当时饱学之士，但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写佛郎机也不外是流行套话：“佛郎机国在爪哇南，古无可考……素不通中国……略买食小儿，烹而食之。”
传教士们煞费苦心，国人们不是不闻不问，就是将信将疑。当然，将信将疑者还算是温和，激烈者已开始大加讨伐，认为“外夷”所传，不可尽信，甚至尽不可信。魏潜在《利说荒唐惑世》一文中说；“利玛窦以其邪说惑众，士大夫翕然信之……所著《坤舆万国全国》沈洋窗渺，直欺人以其目之所不能见，足之所不能至，无可按验也。真所谓画工之画鬼魅也……中国当居正中，而图置稍西，全属无谓……焉得谓中国如此蕞尔，而居于图之近北?其肆无忌若此?!”由此看来，明清之际，中国并不是没有获得世界知识的条件，而是没有接受世界知识的心态。
往事已经忘却，大秦或拂菻早成为无稽之谈；新知依旧漠然：欧罗巴或大西洋国，妖妄怪诞，说了也没人相信。就连徐光启那一代人的西学知识，也很快被遗忘了。只有那些谜山蹈海、诡诈莫测、杀人掠物、烹食小儿的番鬼红夷形象，定格在中国人的记忆与想象中。
英国人1638年到中国海岸，1717年广东碣石总兵陈昂的奏折上才提到一个“英圭黎”，觉得与荷兰人难分别，都属于“红毛”。同时有台湾知县蓝鼎元在《粤夷论》中道：“红毛乃西岛番总名，中有荷兰、佛兰西、大西洋、小西洋、英圭黎、干丝腊诸国，皆凶狡异常……”有关西方的观念，还是那么乱七八糟。
知识变成荒渺莫考的传说时，真正荒渺莫考的传说也可能变成人们信奉的知识。荷兰、佛兰西、英圭黎、干丝腊诸国，尚有国可考，但大西洋、小西洋，又是何国何处?《大清一统志》于乾隆八年(1743年)成书，书中所论西洋，一塌糊涂，认定西洋国可在印度洋附近，也可在西南大海中，佛郎机、荷兰与苏门答腊、爪哇相邻。
45年后，即乾隆五十四年，和坤等奉旨编修的《钦定大清一统志》完成，外国都被列为朝贡国，西方国家就有荷兰、西洋、俄罗斯、西洋锁里、佛郎机等，地理方位、人文制度，一样地混乱模糊。利玛窦、艾儒略、徐光启、杨廷筠的努力真可谓全白费了。
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纪晓岚等人在校订《清朝文献通考》、《四夷考》时还在批判《职方外记》“所言未免夸张”，“五洲之说语涉诞诳”。更有甚者，时人平步青忿忿不平，认为明人甘受利玛窦之流奸佞小人的侮慢蒙骗而不自觉，认为利玛窦将欧洲译为“欧罗巴”，用字就有夸大之嫌，而将亚洲译为“亚细亚”，用心更为险恶，“亚”者，有“次”、“丑”、“细”、“微”等意，这分明是在侮辱国人。
最大的侮辱还在将来。当凶狡奸诈的红毛打破国门，即鸦片战争失败了的时候，道光皇帝才想起让人打听清楚英国到底在什么地方。可在他的皇宫中，就有一百多年前传教士为他祖父康熙皇帝绘制的《坤舆万国全图》，其中就清楚地标明了英国的所在位置与远来中国的航线。
受道光皇帝旨意去询问鸦片战争中被俘的英国士兵有关中国与英国和俄罗斯距离远近的姚莹也发现，利玛窦、艾儒略、南怀仁所刻的《万国坤舆图》将海陆诸国何者接壤、孰为东西、相距远近等标示得已经非常清楚(见《康鞲纪行》卷五)。
中国并不是没有了解西方的机会与条件，而是没有了解西方的动机与心态。
明朝西方人大批来到中国之后，中国人也开始零星地到西方去了。1681年底，一位名叫周美爷的华人医生，随荷兰驻巴达维亚总督高恩(Rijklof van Goens)至荷兰，一年以后返回巴达维亚。1702年十月，福建莆田人黄嘉略随梁弘仁神父到欧洲，十月中旬到伦敦，月底到巴黎，又转赴罗马晋见教皇。
这些人去欧洲，在中国却没有任何影响。就现在所知，去西方的中国人最早留下记录的是山西人樊守义(1682～1735)。他从少年时代就是虔诚的基督教徒，1707年随艾若瑟(Jos AntlProvana，1692～1720)从澳门出发，到了欧洲和美洲。1719年从葡萄牙启程，1720年回到广州后写成了《身见录》一书，记述自己这十余年在欧美的见闻。遗憾的是，这部书并未刊行。又一百年过去了，杨炳南才根据谢清高遍游海外诸国的经历编成《海录》。
西方人越来越多地来到中国，国人了解西方的机会也越来越多，西方文明的种种优势也越来越明显，但在社会一般观念中，西方形象依旧是那般模糊怪诞。
国人心目中的西方想象，重要的往往不是表述一个异域文明，而是证明该异域在本土视野内的特定世界观念秩序中的意义与功能。自先秦“九州之说”开始，国人就形成了以内外文野来区别确立秩序的“世界观”。天下九州，中国只占一州，所谓赤县神州。神州为“海内”，其他为“海外”，海内以天子为中心，五服(甸服、侯服、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