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9期
海客谈瀛洲：帝制时代中国的西方印象
作者：周 宁
尽管中国历史上异族入侵与征服一再打破这种形象的秩序，但每一次现实的挫折，都更加强化国人关于这种世界秩序的想象与信仰的强度。蒙古人入主中原之后，华夏中心主义优越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强，而被满族征服之后，国人的华夷之防心态越发敏感顽固。中国之外有四夷，中国恩威，四夷宾服。可西方出现在四夷之外，这对国人的现实与观念秩序，都是一种冲击。
在《国朝朝贡典录》中，没有这些国家，他们在知识之外，这些国家横行海上、威胁内陆，在帝国的权力之外。在观念上。我们发现，晚明清初的国人对西方的心理有拒绝与归纳两种倾向：拒绝是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否认佛郎机，或红毛夷，或西洋国是现实中的国家，将其鬼化或妖魔化。归纳是试图将晚近出现的西方国家纳入南洋朝贡国家系列内，坚持佛郎机或红毛夷近满刺加或爪哇，西班牙与菲律宾是大吕宋与小吕宋。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知识问题，而是社会文化问题。塑造一个荒远、模糊、怪诞，诡异、危险、低劣、野蛮的西方形象，可以维护国朝人士的世界观念，更重要的是维持这种世界观念秩序中的自我身份认同，尤其是在这种认同出现危机的时刻。将日渐强大的西方妖魔化为一个诡异低劣的他者，不但可以证明天朝上国中正文雅，避免西方出现造成的天朝文化身份认同危机，还可以将这种危机的声音压制遮蔽起来，所谓“戒世人侈谈异域”。
国人心目中的西方想象，意义还在从文化上确认、缓解、超越国朝与西方紧张的现实关系。西方扩张势力到中国，犯边扰民。首先是他们的贸易与传教事业冲击中国原有的国家与世界秩序，然后是政治与军事势力和经济文化力量结合以来，冲跨中华帝国的内外防线。强调其荒远模糊，可以在无意识中远离威胁，使威胁变得似是而非，从而减少压力，渲染其怪诞诡异，既可以排斥异类，又可以从中获得一种优越感，使外来的威胁与自身对这种威胁无可奈何的尴尬都变得可以接受，毕竟是一些不通人伦、不通情理的番鬼红夷，不可一般见识，贬低其文化低劣野蛮，可以从失败与无奈中解脱出来，巩固或重获其文化自信。往往是西方的侵扰冲击越激烈，国人关于西方野蛮的想象与传说就越活跃。
所以，在国朝历史上，西方越是表露其强大，它在国人想象的文化秩序中，形象就越是野蛮低劣。
从汉唐到明清，中国的西方形象中，除了知识的退化之外，另一点最值得注意的特征就是：汉唐文化中的西方形象，强调的是其共同人性的一面，大秦“有类中国”，而明清文化中的西方形象，强调的是其不同于人性的一面，番夷甚至，鬼魔。
在中华帝国晚期的文化心态中，西方形象是一个被压抑置换表现的他者，有关西方的表述，都是一种意识形态，它在不同文本中构筑同一种西方形象，它们的价值不是认识或再现西方的现实，而是构筑一种天朝文化的世界观念秩，序中必要的关于“外番”的意义，使得国朝文化、能从中既可以“把握”西方，又可以认同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