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1期
乾隆为什么要大兴文字狱（中）
作者：张宏杰
韩非子说：“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只有达到“驯心”的统治深度，大清江山才能亿万斯年。如今，所有其他迫切的重大问题都已经解决了，乾隆正可以利用这个时机好整以暇，集中精神解决人们的思想意识问题。
四
在宣布国家进入极盛以后，乾隆皇帝提出了“大兴文治”的口号，说圣明之治，“始之以武，终之以文”。“文治”的核心是为全国臣民确立一套正确的历史观和价值观。
处理无数繁杂政务的同时，皇帝亲力亲为，在意识形态领域重点抓了如下几件大事：
一是为天下臣民“御制”了一部标准的历史。
编写历史教科书是构建意识形态的最强有力武器，而通过讲故事的方式修改一个民族的记忆，历来是最高明的统治手段之一。乾隆三十三年，皇帝亲自指导大臣编成《御批历代通鉴辑览》一书，系统讲述了从黄帝到明末共计4559年的历史。对于其体裁、写法和人物评价，皇帝更是做了许多具体的指示，所谓“发凡起例，咸祟睿裁，每一卷成，即缮稿进御，指示书法，悉准麟经。又亲洒丹毫，详加评断”。另外，他还花费了极大精力亲自加以批注，全书共有御批300余处。通过这部书，皇帝为天下臣民判定了几乎全部重大历史事件的是非对错。这部书条理清楚，详略得当，编写质量很高，因此自乾隆至晚清，流布最广，影响至深。
清代统治者入关后遇到的最大意识形态困难就是建立在“华夷之辨”基础之上的“正统观”，乾隆在《御批历代通鉴辑览》中最着力的就是确立新的“正统观”。他从“天下一家”和“大一统”的角度重建“正统观”，重新论证了历代少数民族政叔的合法性。乾隆从《春秋》等传统经典中为自己寻找依据说：“夷狄而中华，则中华之；中华而夷狄，则夷狄之。此亦《春秋》之法，司马光、朱子所为亟亟也。”他强调“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家之天下也”，谁建立了“大一统”的政权，措施的政策有利于百姓的生活，谁就是自然的“正统”。通过这部书的广泛传播，统治者占据了“道统”的至高点，有效地宣传了自己统治的合法性。
二是根据时势需要，对前朝或者当时的历史人物的评价进行大幅度修正。
众所周知，没有一大批具有杰出才华的汉人的帮助，满族人人主中原是不可能的。因此雍正帝在《大义觉迷录》中称赞投顺清朝的明臣“皆海阔顺时，通达大义，辅佐本朝成一统太平之业，而其人亦标名竹帛，勒勋鼎彝”，这也代表了清初统治者对汉族功臣的一贯态度。
创业之时，提倡“识时务者为俊杰”，而到了乾隆朝的守业之时，最需要的是提倡臣民的“愚忠”。为了砥砺臣节，乾隆决定把这些事二君者打成反面教材，以防止后来者再次“海阔顺时，通达大义”。
乾隆四十一年，乾隆特命国史馆特立《贰臣传》，把那些“在明已登仕版，又复身仕本朝”的大节有亏的人物统统收入此类。他认为，不仅钱谦益等后来的降臣“大节有亏，实不足齿于人类”，就连那些为清帝国建立立下汗马功劳的开国元勋，如范文程、李永芳、洪承畴等人也没能逃过道德审判，皆被编入《贰臣传》甲编。乾隆说：“(这样做)即所谓虽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者……此实朕大中至正之心，为万世臣子植纲常，即以是示彰瘅。”
三是大规模整理中国历史文献，营造博大恢宏的文治气象，以证盛世“文治之极隆”。
财力的充足支持乾隆大修官书，装点升平，乾隆一朝官修各种大型丛书达120种之多，为中国历代王朝之冠，其中最有名的当然数《四库全书》。
五
乾隆三十八年三月，为了大兴文治，乾隆决定在自己任内修撰一部人类史上最大的丛书。他下诏，鼓励并奖赏藏书家们奉献珍藏图书给国家以为修书之用。
为了防止人们怕犯忌讳而不献书，皇帝特意在谕旨中说：“文人著书立说，各抒所长，或传闻互异，或记载失实，固所不免，果其略有可观，原不妨兼收并蓄。即或字义触碍，如南北史之互相诋毁，此乃前人偏见，与近人无涉，又何必过于畏首畏尾耶!”
此令一下，五花八门的图书源源不断地从民间输送到皇帝的书房，短短一年半时间，各地送来珍本图书13500多种，“遗文秘册，有数百年博学通儒所未得见而今可借钞于馆阁者”。
书籍如此之多，皇帝十分兴奋，然而他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为什么这一万多种书中，居然没有一本稍稍“反动”点的书昵?
原来，在编撰图书、弘扬正气的背后，还隐藏着皇帝一个隐秘的想法，即借机调查一下“悖逆书籍”或“违碍书籍”在民间的收藏和流传情况，以便采取措施彻底扫除异端邪说。
但这一万多本书中居然没有一字违碍，很显然是在送书时经过精心筛选的。乾隆三十九年八月，皇帝下诏指责各地官员：“乃各省进到遗书不下万余种，并不见奏及稍有忌讳之书。岂有裒集如许遗书，竟无一违碍字迹之理?”
既然没有达到目的，皇帝也就不再隐讳了。他直接在全国发动起了一场“禁书：运动”，命令，各地大员“再令诚妥之员前往(藏书之家)明白传谕，如有不应存留之书，即速交出”，且要求各地官员严格搜缴，否则“并于该督抚是问”。
然而，禁书工作进展得十分缓慢，特别是江、浙等文化大省所报上来的禁书数量寥寥。这让皇帝郁闷不已，他一直在寻找机会，制造一起震动全国的大案，杀一做百，让那些地方大吏惊醒，而“王锡侯案”正撞在了这个枪口上。
“王锡侯案”完全是一起冤案。王锡侯当时已经是65岁皤然老者，他自38岁考中举人后，连续9次会试都落第。因腾达无望，生计不继，只好写了这本《字贯》出版卖钱，没想到却惹来杀身大祸。
乾隆四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王锡侯被押解到北京。刑部照大逆律判决王锡侯凌迟处死，后来皇帝大开宏恩，改为斩立决；其子孙王霖等7人改为斩监候，妻媳及年龄未及16岁的儿孙都赏给功臣之家为奴。王氏“被诛时情状甚惨”(《盐乘》)，全家痛哭震天，见者无不掉泪。
比王锡侯更冤枉的是江西巡抚海成。虽然他在禁书运动中成绩一度居全国之首，却因为这一次疏忽被皇帝指责为“可见海成从前查办应毁书籍原不过空言塞责，并未切实检查”，全面抹杀了他以前的工作成绩。短短两个月间，海成先是被“传旨严行申斥”，随即“交部严加议处”，继而“革职交刑部治罪”，直至刑部拟为斩决。
冤枉是一目了然的，然而也正是因为冤枉，这起大案才震动全国，令全国官员战栗。皇帝几乎是蓄意地通过这种方式唤醒他的奴才们，像海成这样查办禁书的模范尚且“空言塞贵”，你们该吸取什么教训?皇帝并不讳言拿海成开刀就是为了给大家一个教训的事实，“使封疆大臣丧良负恩者戒”。他在上谕中说：“各省地方官当共加感惕，务须时刻留心查察……(倘若仍然)漫不知儆……嗣后别经发觉，必当从重办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