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1期
乾隆为什么要大兴文字狱（中）
作者：张宏杰
六
实施恐怖能使官僚机构更有效率，使底层民众更有纪律，使统治者的仁慈更容易让人们记住，因而也使统治者自身更加安全。所以，成功的统治者必须具有两面：一面是圣人一样的仁慈，另一面是狮子一样的残暴。
对于极端珍视权力的乾隆来说，不让人掌握他的统治定势是极为重要的事，使人们永远处于不知何时斧头落下的战战兢兢的心理状态，是他既定的统治目标。他一贯认为，适时制造一两起出奇的、出格的大案，才能最有效地起到震慑、恐吓的作用。为了达到这种效果，冤枉几个小民甚至几个官僚都是无足计较的成本。
皇帝果然达到了目的。“《字贯》案”之后，各省的禁书工作都雷厉风行地开展起来。各地官员都把禁书当作当前最重要的核心工作来抓，不仅广贴告示恫吓藏书之人若再不交出违碍之书，将“贻累及身，更累及于子孙”，许多官员还想出了种种阴毒的办法，比如浙江巡抚三宝将全省的教职人员都分派回各自的老家，让他们“因亲及友，细加访询检查”，并且把缴书的成绩作为将来升官的依据，“以缴书之多寡为补用名次先后”。在三宝的启发下，各地官员纷纷效仿，命令下属深入居民家中逐户搜查，整个大清王朝几乎被掀了个底朝天。
随着禁书运动轰轰烈烈地进行，越来越多的违禁图书被送到北京，以至朝廷原来暂时存放不法书籍的方略馆居然书满为患，堆积如山。
那么，这些如山如海的书籍中到底都有些什么内容，让皇帝如此兴师动众去搜罗并消灭呢?
康、雍两代，禁书大约有以下两类：
一是有反清思想的书籍。黄宗羲说：“中国之与夷狄，内外之辨也。以中国治中国，以夷狄治夷狄，犹人不可杂之于兽，兽不可杂之于人也。”那些宣传“华夷之分，大过于君臣之伦”的传统历史观，以及宣传“夷狄异类，近于禽兽”的狭隘民族主义的图书当然是犯忌讳的。
二是记录了满族人征服中国过程中种种暴行的野史。到了乾隆朝，文字狱的范围在这个基础上大大扩展，矛头扩大到了所有活人的“违碍文字”。乾隆帝要修正的不仅是反满情绪，还包括汉族人对所有少数民族政权的“错误看法”；他要禁绝的不只是明末清初的野史，而且还包括宋、元、明时代所有指斥少数民族的字句。
在乾隆的标准下，文字禁忌可谓多如牛毛，不仅要忌虏、戎、胡、夷狄、犬戎、蕃、酋、伪、贼、犯阙等，还要禁从宋至清书中涉及“女真”、“女直”、“满洲”，甚至“辽东”字样的，哪怕只提一个地名的书籍，都有违碍的可能。
用这个标准来衡量，忌讳文字当然比比皆是，不法图书也就处处都有了。在宁左勿右心态支配下，各地官员凡遇涉嫌忌讳的图书，不管三七二十一一律收缴，“概毁全书”。
七
皇帝为什么对民族情绪如此视如大敌呢?原因是清王朝与历代汉人王朝的建立过程不同。
清代帝王最爱说的一句话是“我大清得天下之正”，也就是说大清之取天下是有史以来最光明正大、顺理成章的。清代君臣是这样解释“正”的——
曹魏、西晋、唐、宋诸朝，都是原来的臣子趁着混乱从孤儿寡母手中抢得政权，有偷和骗之嫌，实在称不上光明正大。“汉之灭秦，元之灭宋，虽然都很‘正’，不过还是有遗憾。”(章学诚《丙辰劄记》)如宋朝本来没有过错，是元朝强抢而得，再比如明太祖虽然是一介平民，但毕竟是元朝的子民，“以纲常伦纪言之，岂能逃篡窃之罪?”(《大义觉迷录》)只有清代皇帝不存在这个心理负担，因为他们的天下是得之于流贼，而非得之于明朝，“明朝天下亡于流贼李自成之手，是强盗劫去家财，赶出明之主人者，李自成也。我朝驱逐流寇，海阔顺人，而得天下，是乃捕治强盗，明罚救法之天吏也。”所以，“于故明但有存恤之德，毫无鼎革之嫌”，创下这么大一片家业，实在是“正”得没法儿再“正”了。
清王朝统治者的巧言佞辩还真是出人意料。
其实，历代少数民族入主中原，背后的心理动力都是对财富的掠夺，而清王朝建立过程中的血腥、野蛮和残暴在许多方面都创造了历史记录。
明代时满族本来处于奴隶社会时期，经济落后，从明朝初年开始，他们就经常从明境和朝鲜掠夺人口，充当奴隶。明宣德八年，明锦衣卫指挥吴良出使海西，亲见当时的“女真野人家，多中国人，驱使耕作”。到了明末，女真人更是全民皆兵，对外抢劫成了后金国最主要的经济来源。
在实力壮大到可以征服整个中国之前，满族人的最大志向不过是掠夺内地的金帛子女而已。自1629年(明崇祯二年)至1643年(明崇祯十六年)的15年间，皇太极组织了5次声势浩大的抢劫。他们绕过山海关，从北长城的缺口袭入明境，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横扫北京、河北、山东、山西数省，每一次都是积尸如山，血流成海。1639年，满洲士兵屠城济南，留下了13万具尸体和被洗劫一空的城池扬长而去，其：行动完全是野兽式的屠杀、抢掠和破坏。
他们丝毫不为自己的物质欲望脸红，更不觉自己的凶残野蛮可耻。每次回来，他们都得意洋洋地大肆显摆自己抢来的东西，比如第五次抢劫凯旋后，领兵的阿巴泰等奏报如下：
臣等蒙天眷佑，皇上德威，率大军直抵明境……将明国鲁王及乐陵、阳信、东原、安邱、滋阳诸王，及管理府事宗室等官数千人，尽皆诛戳……所获财货金万有二千二百五十两；白金二百二十万五千二百七十两有奇；珍珠四千四百四十两；各色缎共五万二千二百三十匹……俘获人民三十六万九千名口，驼、马、骡、牛、驴、羊共三十二万一千有奇……
明境之人在他们眼里不过是一群类似牛羊的猎物，他们在挥刀砍杀驱逐时并没有丝毫的怜悯，甚至在抢掠之后的报告中，多数时候是把汉人和牲畜混报的，如夫聪七年九月，“奏报俘获人口及马牛驴四千二百一十有三”；第三次抢掠回来后的报告是“共俘获人口牲畜十七万九千八百二十”；崇德元年九月“共俘获人口牲畜十七万九千八百二十”，崇德八年七月，“共俘获人畜九十二万三百”……
据历史学家估算，入关之前，满洲人至少掠夺了200万汉人作为奴隶，这些人相当一部分死于被驱赶出关的路上，幸存者则为满族人当牛作马。
在统一中国后，满族人一再声称自己在征服过程中纪律严明，是“本朝之来抚中国……乃是仁义感动中国，筐篚争迎，而心悦诚服”。事实上，入关后的战争是入关前掠夺战争的继续。和蒙古族一样，满族把屠城作为一项摧毁抵抗者意志的既定政策并坚定不移地执行。
顺治六年正月，多尔衮从策略考虑，宣传绝不会听任清兵“无故杀人”。他道貌岸然地说：“君，父也；民，子也。父残其子，情理之所必无。况诛戮所以惩有罪，岂有无故杀人之理?”然而仅仅几天之后，他就从北京发出了这样一道命令：“朕命大军围城，筑墙掘濠，使城内人不能逸出，然后用红衣火炮攻破，尽行诛戮。”(顾诚《南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