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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为什么要大兴文字狱（中）
作者：张宏杰
成功入关之后，满族人“尽族西迁”，“罄国入关”，西迁时“几经三十五、六日，男女相距，不绝于边”。到了北京，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大肆圈地，大量强占汉人的产业。史书记载，最强横的圈地过程中，“圈田所到，田主登时逐出，室内所有皆其有也。妻孥丑者携去，欲留者不敢携。其佃户无生者，反依之以耕种焉”(史悖《恸余杂记》)。清初诗人方文的诗句：“一自投充与圈占，汉人田地剩无多”(《北游草》)，真切地描绘了当时的状况。
大量事实无可争辩地说明，此时的满族人对内地人民所怀有的，仍然是赤裸裸的抢劫心态。
随着汉化程度的加深，清政权的民族政策有所调整。经过康、雍、乾三代的高效统治，中国人民不但做稳了奴隶，而且吃饱了饭，安享了百多年的太平，清代统治者因此一再宣称：“我朝抚有方夏……渐洽区宇，薄海内外，共享升平”，“我朝深仁厚泽，沦浃寰区”，“凡为臣子，食毛践土，浃髓沦肌”。
但是，历史毕竟是抹不去的，汉人内心的仇恨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彻底消灭，一旦想起往事，任何一个汉人都心绪难平。而满族皇帝也因为那一段血腥的历史而心虚不已，所以他们急于毁灭证据。
八
乾隆三十九年开始，武英殿前的字纸炉就不分昼夜地日夜燃烧。在军机要员的严密监视之下，巨量珍贵图书在这些字纸炉中灭飞烟灭，随同消灭的是一个民族的大量记忆。
乾隆对销毁工作的认真执着几乎达到了变态的程度。他规定，所有有违碍的书籍，为了防止扩散，都要“封固进呈”，不得使其他人看到，迅速送往北京。
贵州巡抚韦谦恒认为这些图书数量太大，遂请示皇帝说，何必费人、费力千里迢迢送至北京，不如在本地直接销毁，到时把全省官员和绅士传来观看焚书，也可以起到很好的警示教育作用。不料乾隆接到这份请示后大为光火，朱笔连批带抹，痛骂他：“何不解事，糊涂至此!”“所办实属乖谬!”
皇帝为此专门发了一道上谕，再次强调：“贵州等地文化不发达，百姓心思幼稚粗鲁，这些不法书籍也许不会出现私下传播的情况。至于江浙等省，人们一听到有禁书，一定激起他们的好奇心，千方百计会弄来偷看，甚至私下广为传播。你身为江南人，居然没有想到这一点?不知轻重至于如此，实在难堪大任!”
皇帝因此重申：“各省查办违禁之书。屡经传谕。令各督抚检出解京。并经朕亲行检阅。分别查销。”
乾隆朝“消灭记忆”运动进行得十分周密和彻底，以至于今天我们已经无法完全估量其所带来的文化损失。史载，乾隆销毁的书籍“将近三千余种，六、七万卷以上，种数几与四库现收书相埒”。吴晗也说过：“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矣!”据近代学者推算，全国禁毁图书13600卷，焚书总数达15万册，销毁版片总数170余种，共计8万余块。除此之外，明代档案也被销毁。
乾隆朝“文治”的本质，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场文化浩劫。
修改直至销毁记忆，本来是专制统治者的专利，但乾隆以比祖先更残忍的方式来掩盖祖先的残忍，这无论如何都不可原谅。
九
乾隆心里十分清楚，不论工作多么仔细，仅靠官员们的搜查是不可能禁绝所有不法文字的，最有效的办法是通过制造空前的恐怖，使臣民们自己主动地悄悄销毁。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乾隆帝蓄意制造冤案、酷案，借无辜者的脑袋来恐吓天下之人，所作所为令人发指。
乾隆四十二年，江苏人蔡嘉树指控与徐述夔所著《一柱楼诗》中的“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一句是“非常悖逆之词”。
蔡嘉树是江苏扬州的乡间无赖，因与徐述夔之孙徐食田发生土地纠纷，才以徐述夔刊印散发的书里有“忌讳之词”为由向官府控告。
蔡嘉树的控告很显然是胡说八道，江苏布政使陶易一见案卷，也认为这“显系挟嫌倾陷”。然而案件上报到皇帝那里，皇帝却批复道：“(此句乃)借‘朝’夕之‘朝’作‘朝’代之‘朝’，且不用‘上’、‘到’等字而用‘去’清都，显寓欲复兴明朝之意，大逆不道至此已极。”
此案的结局十分严酷：陶易拟斩立决，皇帝降旨“加恩改为应斩监候，秋后处决”，后瘐死狱中；徐述夔及其子虽已死，但也被开棺戮尸，枭首示众，徐食田兄弟等5人参与出版校对者拟斩立决，俱奉旨加恩改斩监候；徐述夔的两个曾孙及三个孙媳等给付功臣之家为奴，全部家产造册入官；为他做序的毛澄杖一百，流三千里。
在皇帝的吹毛求疵之下，全国各地诬告之风大行，几乎每个人都生活在不安之中。
戴昆是康雍时人，早已身故，地方官查办禁书时，发现他的书中有“长明宁易得”、“短发支长恨”之句。上报之后，他被刨坟戮尸，其孙子戴世道因刊刻了这本书被“奉旨斩决”。湖北黄梅人石卓槐在书中借“大道日已没，谁与相维持”，“厮养功名何足异，衣冠都作金银气”之句发了点儿牢骚，被凌迟处死，亲属连坐。
“明”、“清”二字是诗词习用之语，若要避祸，只好不去吟诵清风明月。但这也不行，乾隆四十七年有个劣监告发卓长龄(康熙时人)著有《亿鸣集》，“亿鸣”二字实寓“追忆前明”之意，结果卓长龄之孙卓天柱因私藏禁书，“从宽”改斩监候，秋后处决。
这些恶例一开，禁忌如毛。墓志铭上作为亡父尊称的“皇考”，为亡父刊刻的“行述”中有“赦不加息”之语中的“赦”字，为人代作的寿文联语中的“绍芳声于湖北，创大业于河南”之句中的“创大业”，皆被定为“语言悖逆”。
乾隆的文化恐怖政策收效是非常明显的。在风声鹤唳之下，每家每户都刨地三尺，消灭所有不安全的文字。文人学士再也不敢吟风弄月，甚至不敢再写日记，朝廷的大臣们之间也都不敢相互通信。
“胡中藻《坚磨生诗钞》案”发生后，内外臣工惊骇不已，乾隆担心有人非议，遂在新任浙江按察使富勒浑陛辞时，交待他到任后留心体察赋闲在钱塘老家的协办大学士梁诗正的反映。梁诗正一见到富勒浑就大谈自己为官多年的诀窍：“笔墨招非，人心难测，凡在仕途者，遇有一切字迹，必须时刻留心，免贻后患。”在另一次谈话中，他又说：“一切字迹最关紧要，我在内延时惟与刘统勋二人从不以字迹与人交往，即偶有无用稿纸亦必焚毁。”梁诗正的话典型地反映了乾隆高压政策下臣民的心态。
十
对于乾隆用心的险恶深鸷，某些子民读得十分透彻。乾隆四十四年，安徽天长县的秀才程树榴对乾隆的做法极为气愤，在为朋友的诗集所写序言中借题发挥，隐约其辞地说：“造物者之心愈老而愈辣，斯所操之术乃愈出而愈巧。”应该说，这两句评语是对乾隆制造文字狱的动机及手段的极佳点评。
在普天文网笼罩之下，竟然说出如此激愤的话，自然难逃被告的命运。很快，这篇序言就被其内弟王廷赞告到官府，指明这两句是影射当今皇帝，并且解释说：“我皇帝上春秋愈高，仁恩愈普，怎么能说愈老而愈辣?彼王锡侯、徐述夔等皆其自取，予以显戮，普天称快，如何能说手段愈出而愈巧?”
案情汇报到乾隆那里后，皇帝平生第一次潇洒地表现出惊人的坦率。这一年他已经70岁了，回顾一生制造文字狱的过程，他在谕旨中郑重承认：王廷赞对程树榴诗序的解释点中了要害，“愈老愈辣”云云骂的正是自己，程树榴之所以含沙射影就是为那些被冤杀者一吐不平之气。
按照惯例，程树榴当千刀万剐，满门被抄，然而皇帝这一次却表现出出人意料的宽容。程氏“从宽改为斩决”，家人并不牵连。这一处理的背后，反映出皇帝的某种复杂心理。也许，对于自己的残忍阴险，他自己也应有清夜扪心，恍然如有所失之时吧。
编辑 蔡元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