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7期
疯狂的假面舞会
作者：谌旭彬
再比如：在公开刊行本中，康有为极力颂扬民权，提倡人民自主自立。在《孔子为制法之王》篇中，康有为说：“孟子大义云：民为贵。但以民义为主，其能养民、教民者则为王；其残民、贼民者，则为民贼。”但到了进呈本中，这种否定君权神圣的句子全都不见了，取而代之的则是对君权的极力肯定和鼓吹：“(孔子立法乃)以天统君，以君统民，正五位，立三纲，而人人知君臣父子之义。”
可见，康有为的学术纯粹是一种靠东拼西凑、牵强附会构筑起来的伪学术，康有为本人无疑也只是欺世盗名的伪思想家。因为真正的思想不能出自抄袭，不能出自异想天开的想当然；真正的思想家始于严谨，终于坚持，也绝不会这样肆意糟蹋自己的“思想”。
进呈本与刊行本的巨大差异，与康有为地位、处境的变动是同步的。自从成为皇帝身边的红人，《孔子改制考》就成了令康有为坐立不安的一颗不定时炸弹，随时都有可能把他已经得到的一切恩宠炸个烟消云散、流水落花。此前，翁同稣之所以对光绪皇帝说康有为居心叵测，就是因为他读到了宣扬民权、贬低君权的刊行本《孔子改制考》。
康有为当然明白：过去自己不得志，朝廷的言官们自然没兴趣对一个小人物发起攻击，所以刊行本《孔子改制考》也就一直没有给自己惹什么大祸。但如今自己已经得到了皇帝的青睐，成了聚光灯下的焦点(更何况自己马上就要取代许应骙的位置)，树大招风，《孔子改制考》的屁股已是非擦不可。
此时距离皇帝召见，康有为得知自己被宠信的6月13日仅仅过去三天，显然康有为是自当天面圣回来之后，就开始着手篡改《孔子改制考》的。这也可见康有为在行动和思想上，对“革命”的背叛是同步的。
康有为果然有先见之明。进呈《孔子改制考》不到一个月，大学士孙家鼐就上奏请求严禁悖逆之书，指责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引导天下人犯上作乱——在此之前，梁启超起草《京师大学堂章程》时，竟将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列入必修教材，出于谨慎，孙家鼐于是找来《孔子改制考》一读。
孙家鼐读到的，自然是公开的刊行本。
随后，湖南巡抚陈宝箴也请求皇帝降旨令康有为销毁《孔子改制考》，御史文悌等人也以《孔子改制考》为证据，攻击康有为倡言民权，怀有异心。
但他们统统没能扳倒康有为。
他们哪里知道，皇帝和他们所看到的，不是同一本书。
遥记当年在南京，张之洞对康有为说：“只要先生放弃孔子改制的学说，我一定竭力供养。”康有为当时傲然回答：“孔子改制，乃是大道，我岂能为了区区一个两江总督而放弃自己的学说!”
总督和皇帝的供养，果然是云泥之别。
3.走投无路，回归制度局
戊戌年正月份，康有为曾上了一道折子，请求皇帝在中央开设制度局，作为维新变法的总司令部，下设十二个专门分局，负责各项维新事宜，地方则一律开设民政局与新政局，推行新政。黄彰健等史家告诉我们：这是康有为在企图架空国家自中央到地方的现有行政机构，可谓野心勃勃。但康有为自己辩解说，他并不想架空原来的中央六部、军机处、总理衙门以及各地方督抚衙门，制度局在他的构想里属于“议论”机构，原有政府机构则属于“办事”机构。
康有为的解释真可谓此地无银，狗屁不通。所谓“议论”机构，也就是国家发号施令的脑子；所谓“办事”机构，也就是国家执行具体政策的手足。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垄断了脑子，手足难道不是傀儡吗?!
何况，康有为根本就没想让现有的中央六部一直到地方督抚衙门在维新这口大锅里分到半勺羹，甚至连傀儡都没想过要让“办事”机构去担当，所以。他建议皇帝：“凡制度局所议定之新政，皆交十二局施行。”
康有为还建议让王公大臣担任制度局的总裁，制度局的会议须由皇帝亲临主持，再选一些“天下通才”去制度局值班。至于给自己留的位子，据康有为自己的说法，翁同稣(此刻尚未与康反目)曾经表示愿意推荐他去制度局当值。
这样评价康有为的政治动机，在许多人眼里，恐怕又不免有“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嫌疑。然而，历史的真相总是如此让人失望。
在获悉翁同稣因反对自己而遭受光绪皇帝的严厉斥责后，6月13日，康有为抓住时机，又写了一道自己推荐自己的折子，以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的名义呈递给皇帝，于是3天后皇帝亲自召见。
深知自己已经获得皇上青睐的康有为，在替徐致靖写的折子里已经绝口不提制度局的事情了，相反，他得寸进尺，大力建议皇帝任命自己做他的贴身顾问，开始做起“帝师”梦来了。
可是事情没有按照康有为的一厢情愿发展下去，慈禧太后的干涉，让他与翁同稣罢职后留下的空缺失之交臂；随之他又想挤走许应骙，让其为自己腾地盘，结果也未能如愿。忙活了大半年，他仍然只是个六品工部主事，兼职在总理衙门实习。
于是乎，竹篮打水一场空的康有为，居然又折回到开制度局的建议上来了。
上奏弹劾许应骙、呈递《孔子改制考》的同一天，康有为还给光绪上了他一天之内的第三道折子：“臣以为，皇上若不想变法图强也就罢了，若想变法图强，那么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非开制度局不可。”
对康有为的建议，光绪是一百个赞同。对慈禧的旧班子，皇帝一直心存芥蒂，若能借变法之名，对中央到地方的班子进行一次大换血，何乐而不为。
皇帝将康有为的提议交给总理衙门讨论，但衙门总署动作迟缓。光绪屡次动怒，责令他们限期拿出意见，庆亲王奕勖承受不了皇帝的压力，转而去颐和园求助。慈禧的反应可想而知，她向奕勖交了底：“既不可行之事，只管驳议。”
拖了一个多月之后，7月2日，总理衙门终于拿出了讨论结果：一份对康有为的建议逐段批驳的冗长报告。
康有为自己也觉察到了巨大的抵制浪潮的存在，他在(《自编年谱》里回忆：
“我请求在京城开设十二局，外省开设民政局。于是流言纷纷，都说我想将内阁六部以及地方督抚、藩臬司道全部废除架空……于是京城震动，外省惊悚，谣言诽谤不可听闻。军机大臣们说：‘开设制度局，是要取代我们军机处，我宁愿抗旨而死，决不能让它开起来。’”
康有为的人品确实让人不敢恭维。他曾自我解释，为什么一直提倡民权的他反而要在戊戌年极力阻止朝廷开设议会，说是因为满朝都是守旧大臣(这只是康有为的看法)，开议院会给变法带来许多的阻力。但是他一直怂恿皇帝开设制度局、十二分局、地方新政局，带给新政的阻力较之开议会不知道要大出多少倍。
在这个问题上，主流史家们总是一再批判顽固派的自私自利：“这些王公大臣虽已老朽昏庸，但在切身利害面前表现出异常的机智和清醒。他们一语中的，明了开制度局是要废去军机处，夺他们的权。权力就是生命，岂可让人!”(《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