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7期
疯狂的假面舞会
作者：谌旭彬
随后发生的事情许多人都已耳熟能详：收到王照的控诉后，愤怒的光绪皇帝一口气将礼部的六位堂官全部罢免!其中就包括康有为恨之入骨的礼部尚书许应骙。
整个礼部瞬间瘫痪，而王照则一夜之间连升三级，被赐三品顶戴，授四品京堂候补。
主流史家们一片欢呼。但可悲的是：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所欢呼的是一场冤假错案；更没有意识到，出现这样的结果，恰恰与王照的本意背道而驰。
礼部之所以拒绝代递王照的奏折，是因为其中提议让皇帝侍奉太后一起巡幸中外，考察各国新政，并建议以日本为首站。当王照弹劾礼部时，礼部借以辩解的，正是认为王照这一建议不合时宜。
对此，《戊戌变法史述论稿》这样表述：“(王照弹劾礼部之后)许应骙等见势不妙，又老奸巨滑地生出一计，企图反咬一口，使王照转为被动……抓住‘应自日本始’大做文章，上奏弹劾王照。”
且看许应骥是怎样“老奸巨猾”地“大做文章”：“王照荒谬地请求皇上和太后出游国外，可能会陷皇上和太后于险境。日本一向有很多刺客，以前俄国太子出游日本，李鸿章出使日本，都遭到日本刺客的毒手。王照的折子用心不轨，所以臣等不敢代递。”
有李鸿章的前车之鉴在，礼部堂官拒绝转递王照的折子错了吗?据当时的《国闻报》记载，礼部堂官曾建议王照将东游日本一条删去，奏折即可代为转递，可见礼部当时并无阻挠新政的意图。
可是王照坚决拒绝删掉东游日本一条。民国之后，王照曾如此解释：
“自从翁同稣被罢之后，抗拒新政的大臣，都暗地里依靠太后。然而先前太后也是喜欢变法的，这个时候因为不能干政，所以才暗地里与顽固派老臣结为一体。我替皇上考虑，如果将主持变法的名义归于太后，则皇上的志向可以实现，顽固党也失去了靠山。张阴桓替皇上谋划，却与此相反。康有为袒护张阴桓，说太后归政已久，绝对不能让她再出山。清朝制度，朝臣不许言及宫闱中事，犯者死罪，我虽然有意调和，但却没法开口。这件事让我如鲠在喉，到了非言说不可的地步。所以才假借游历外国这样空泛的大题目，使用架空的论点，通过一些微言大义的言辞，将自己的调和本意贯注其中。”
原来东游日本一条含有这样的深意，也难怪王照坚决不肯删除了，更难怪他会对自己用心良苦的奏折不能送达皇上御览而勃然大怒了。
可是，王照想不到结局会是这样的：皇帝接到申诉，冲冠一怒，立时将礼部集体清空。本想弥合皇帝与太后的矛盾，进而减少新政的阻力，可现实是：礼部六堂官的集体罢免却加深了皇帝与太后之间的裂隙，大幅度地强化了新政的阻力。
显然，罢免礼部六堂官，肯定会被太后视为皇帝已经开始迫不及待地清除异己、大肆夺权，清洗后党、安插帝党的标志。而礼部拒绝转递的那份王照用心良苦写的奏章，皇帝很可能压根儿就没看过，也没心思找来看看。
其实，如果王照的政治嗅觉再高那么一点点，他是可以预见到这样种瓜得豆的结果的。就在他弹劾礼部的前一天，皇帝刚刚下达了极度缺乏理智的大裁员的谕旨，除了康有为等少数维新宠臣，皇帝现在看谁都不顺眼，看谁都像自己的敌人、改革的敌人。
如果王照能够看透当日政局的迷雾，也许，他会放弃这次种瓜得豆的弹劾。
6.军机四章京
改革的车轮继续疯狂地转动。
皇帝真的失控了。
从中央到地方，多达数万的裁员还没有得到合理的安置，皇帝又做出了一件让所有人瞠目结舌的事情：9月5日，颁布了一道让康有为欢欣鼓舞的谕旨：任命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为军机章京，赏四品卿衔。
简而言之，也就是在原来的军机大臣之外，皇帝又另外任命了四位新宰相。军机章京的职衔此前没有先例，当时之人对这一职位的评价是：“犹唐之参知政事，实宰相之任也。”
康有为后来说，皇帝本来要重用的人是自己，但顾及太后的阻挠，不敢公开委以重任，所以才想出了这个任命军机四章京的办法来代替。
康有为这一说法很有吹牛的嫌疑。四章京中，谭嗣同、林旭是康有为的弟子没有错，但刘光第却一直对康党学说很不感冒，早年在保国会听康有为演讲，刘光第就对他的学说心生厌恶，去了一次之后就不再光顾。杨锐和刘光第是张之洞推荐给光绪的维新人才，林旭则得力于直隶总督荣禄的举荐，只有谭嗣同属于根正苗红的康党，而且是康有为找人举荐的。
四章京各自不同的背景其实也正好反映出了光绪帝的多方顾及，他似乎希望借此摆脱那些守旧的军机大臣，又不至于遭受各方面的压力，但结局却并不如他所愿。
皇帝的如意算盘打得很精。太后既然收回了一二品大员的任免权，自己也不妨任命一些三四品官员，然后把新政的事情都交给他们去做，让那些一二品大员们没有事干。没事干的一二品大员的权位再大，也只是个空壳子，拥有全部新政事宜处理权的三四品官员的官职再小，也是当权派。
皇帝自以为聪明地“规避”了太后的干预，可是他忽略了一件最重要的事情：自从大裁员之后，举朝上下就弥漫着浓重的对新政的怨愤之气。朝局表面上平静无事，是因为这些人大多职位较低，缺乏有声望的领导者。
现在好了，皇帝给他们送来了领袖：所有的满汉军机大臣。
史料记载，谭嗣同、林旭第一天到军机处办公，走到汉案(汉人军机大臣的办公桌)跟前，汉族大臣嘲讽道：“我们这些人都是办理旧政的，还请到别处去。”走到满案(满人军机大臣的办公桌)跟前，满族大臣又说：“我们都是些“满八股”，你们插进来干什么?”谭、林二人最后不得不在屋子中间另设一套办公桌，可见彼此排斥之深。
当康有为们为皇帝的大刀阔斧而欢欣鼓舞的时候，身在局中的杨锐和刘光第却开始对这一光荣的新职位望而却步，萌生退意。
刘光第出身贫寒，为人正直。在给兄弟的书信里，刘光第大吐苦水：“我素来雅淡，但入军机处之后，开支大幅度增长，手头异常窘迫……城外学堂是租不起了，只好转卖，过几天要去颐和园值班，老骡子不行了，必须买马，还得添狐皮、貂褂。乾隆年间的钱南园先生，就是在军机处值班没有大衣，冷病而死的……如果不能辞掉这个职务，每年下来至少要干赔500金以上。”
杨锐经济倒是宽裕，他考虑到的是新政极有可能会失败，害怕覆巢之下没有完卵。他在家书中这样说：“我们的职务已经很繁重了，同事们又极不容易相处……那些新进的好事之徒，每天谈论议政院，皇上很易被他们说动，康、梁二人又一直没有安排职务，不久朝局恐怕会有变动。每天见到的条陈大多都是揣摩迎合圣意，有些条陈说的，根本就是完全不可能实现的事情。我常常想做些补救，对这些言论稍加裁抑，同事们就大有意见。才几天工夫就这样了，时间长了真不知道如何相处!逮着机会我就会抽身而退，此处绝非久留之地!”
杨锐写这封信的时候，是9月13日，距离戊戌政变的日子仅仅只有8天，菜市口的昏鸦，正一遍遍地叫着他的名字。
此时的杨锐还没有看到自己的命运，还在幻想着找个机会抽身而退，9月15，他将洞悉一切的结局。那一天，他接到了皇帝偷偷派人带给他的求救密诏。
编辑 蔡元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