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9期
疯狂的假面舞会
作者：谌旭彬
康有为的人品问题又一次被迫摆上台面。须知康有为令谭嗣同去法华寺夜访袁世凯的时间是9月18日，当时他还对毕永年信誓旦旦，表示绝对信任袁世凯，然而，仅仅30多个小时之后，康有为自己却脚底抹油，偷偷溜出北京，跑到了天津塘沽。
若说这个时候康有为已经预料到了政变马上就会发生，显然不合情理——他不可能在明知无法与慈禧对抗的情况下，不去通知康党骨干们(包括他的胞弟康广仁在内)而独自逃走，然而事实如此也证明了康有为的人品更为卑劣。唯一合理的解释是：极力主张策划武装政变的康有为，本人却极不愿意以身犯险。去塘沽则是因为可进可退：政变成功，可以光荣返京，政变失败，也能够从容逃走。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康有为不是在抵达塘沽的当日，而是在第二天，即政变发生的当日才乘坐轮船逃走。
康有为身上这种野心勃勃却又时刻明哲保身的特点，早在当年策划湖南自立，秘密宣传种族革命的时候就有所体现：当时在湖南前后奔走的全是康党弟子，如梁启超、谭嗣同、唐才常等人，康有为本人则躲在幕后，从不直接出面。自始至终，他只愿意做一个以保命为前提的“革命者”。从经济学的视角来看，康有为是个“风险的极度厌恶者”和“收益的最大追求者”的矛盾结合体，在经济领域，这样的矛盾结合体是不可能存在的，但政治领域则不然。故而，当光绪皇帝准备召见康有为时，康有为投桃报李，也迅速放弃了革命，转而“维新”——因为他看到了获取最大收益与尽可能减少风险的最佳结合契机。
24日，轮船抵达吴淞，康有为获得了英国政府的政治保护。其间，英国官员班瑞德对康有为做了仔细的询问。后来，班瑞德在这次谈话的备忘录末尾总结性地写道：“康有为在上面这段慷慨激昂的谈话中，曾热切请求英国政府拯救光绪皇帝，因为光绪皇帝已经没有保护他自己的力量了。我认为康有为是一个富于幻想而无甚魄力的人，很不适宜做一个动乱时代的领导者……他改变中国服装的提议至少是不合理的。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他这些建议不是被忽视，便是惹起反抗。”
班瑞德的眼力确实毒辣，一眼就窥破了政治菜鸟康有为的本质。可悲的是：许多局内之人，包括梁启超、谭嗣同、光绪皇帝，一度也曾包括翁同龢，却始终对此缺乏明晰的认识。历史阴差阳错地在戊戌年选择了康有为，结果却酿出了一杯苦酒。
29日，当“六君子”血溅菜市口的时候，康有为正好在落日余晖的笼罩下抵达香港。
那缕余晖，不仅笼罩着死里逃生的康有为，笼罩着北京高高的城楼上被装进木笼子里的“六君子”的头颅，也笼罩着老朽帝国最后一次荒诞绝伦的挣扎求生。
康有为的政治生命也走到了黄昏。这个自幼以圣人自诩、历史存在感极强的失意者，将在半年之后开始写为自己一生盖棺论定的《自编年谱》。世俗社会已经没有了他风生水起的舞台，他唯一的希望只能是冀求在日后尘封的历史中占据一席之地。
也许，《年谱》里连篇累牍、层出不穷而且自相矛盾的谎言和作伪，相对于伪历史本身，在强化一个人的历史存在感方面所起到的效果会更为强大。
试图与历史开玩笑的人，最后总会被历史过滤成玩笑本身。
5、谭嗣同的绝命诗
戊戌年最让人血脉贲张的事情，也许莫过于谭嗣同那首题壁狱中的绝命诗了：“望门投宿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这首意气高昂、视死如归的诗作流传甚广，激励一代又一代的改革者、革命者前仆后继。因为此诗，谭嗣同也在几代人的历史记忆中烙下了大义凛然的光辉形象。当梁启超首先将此诗在日本公布之后，日本人甚至将其谱写成了乐章，传唱甚广。
可悲的是，康、梁篡改了“公车上书”的历史，篡改了光绪皇帝的密诏，同样也篡改了谭嗣同的绝命诗。
据黄彰健先生的考证，这首人人耳熟能详的诗作，其实是梁启超的伪作。黄先生的质疑是从1908年出版的《康梁绣像演义》一书中的一段奇怪记载开始的：“(戊戌年八月)十四日一早，康广仁等六人官犯……知道是要伏法，不由得心内一惊，彼此相视，一言不发，惟林旭忽吟诗两首道：“青蒲饮泣知无补，慷慨难酬国士恩，欲为公歌千里草，本初健者莫轻言”，“望门投止怜张俭，直谏陈书愧杜根。手掷欧刀仰天笑，留将公罪后人论。”
林旭所吟的第一首诗的真伪已不可辨；但其中隐约透露出康党联络袁世凯等人谋划武装政变的计划。“千里草”即董卓，暗指清末名将董福祥；“本初”即袁绍，暗指的自然是袁世凯。所谓的“本初健者莫轻言”，似指东汉末年引董卓入京诛杀宦官，最后却导致武夫当国的悲剧教训；委婉道出对康党引袁世凯部队入京的担忧。如此而言，此诗为真的可能性极大。
第二首诗最让史家们疑惑。此诗与梁启超公布的谭嗣同绝命诗极其相似，显然是作者张冠李戴所致，但此诗又与梁版的谭嗣同诗有着很大的不同。考虑到《康梁绣像演义》的出版时间距离戊戌年极近，此诗必然另有出处，而且其中用典均具深意，也非演义作者所能杜撰，再者康、梁在日本期间曾经伪造过谭嗣同的《狱中绝笔书》，因此他们对谭嗣同绝命诗的篡改也在情理之中。
不过，因为《康梁绣像演义》是一本对康、梁不抱好感的小说，而且多引用稗官野史，所以此诗一直没能引起世人的注意。然而，经过黄先生一番艰苦卓绝的考证之后证明：《康梁绣像演义》中这首张冠李戴的诗，恰恰才是谭嗣同题壁狱中的原诗。
那么，梁启超为什么要篡改谭嗣同的原诗?
康党在戊戌年之后对于曾经拉拢袁世凯，包围颐和园，废掉慈禧太后的武装政变计划一直都矢口否认。康有为承认的底限是：他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保护、拯救光绪皇帝，即联络袁世凯是因为慈禧想在天津阅兵时废掉光绪，绝非为了发动宫廷政变。
康有为的这种底限基于两点：其一，戊戌年之后，保皇成了康有为流亡中的最后的政治砝码和旗帜；其二，为了获得西方国家的政治保护，康有为必须否认自己的“围园密谋”，否则，他将成为大清国的叛臣，而不是所谓的异政见者。
谭嗣同是康党的核心人物，他的原版绝命诗却偏偏将这一“围园密谋”抖了出来，所以，此诗必须篡改。
第一句，“望门投止怜张俭”被梁启超改写成“望门投止思张俭”，大意没有什么变化。张俭的典故出自《后汉书》，他是第二次东汉党锢之祸的导火索，被宦官通缉之后亡命天涯，所过之处的亲朋好友无不受到他的牵连而家破人亡。谭嗣同此句之意，是说自己不愿像张俭那样出逃，累及无辜的亲友。
第二句，“直谏陈书愧杜根”被梁启超改写成“忍死须臾待杜根”。杜根的典故同样出自《后汉书》。杜根是汉安帝朝的臣子，安帝长大成人之后，杜根上书太后请求归政，太后不愿放弃权柄，命人将杜根装在袋子里摔死，幸亏行刑人玩忽职守，杜根才得以诈死出逃。
梁启超改写后的句子和原句有着极微妙的差异。原句中谭嗣同自愧不如杜根，意谓他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