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9期
疯狂的假面舞会
作者:谌旭彬
第三、四句,“手掷欧刀仰天笑,留将公罪后人论”被梁启超改写成了“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这两句的改写最为巧妙。
所谓“欧刀”,乃是古代的一种“刑人之刀”,指代康党的武装政变,掷落“欧刀”,意谓武装政变流产。“公罪”指因公事犯错而获罪,谋反不在其内——康党一直打着保卫光绪的旗号,谭嗣同自然不会认为自己参与武装政变属于谋反。两句结合起来读,谭嗣同所要说的其实是:武装政变虽然失败了,但我的“公罪”有无,还是留待后人评论吧。结合整诗,谭嗣同所表达的,其实是对自己所选择的道路的反思(愧杜根)和坚持(留将公罪后人论)。
但经过梁启超改写之后,诗的本意却完全消失了。“我自横刀向天笑”显然指的是谭嗣同就义前的大义凛然,“去留肝胆两昆仑”更隐含着为康、梁出逃所做的辩护:流亡在外的康、梁和留在北京赴死的六君子都是“昆仑”。
也许,有人会感觉史家们的考证消解了改革志士谭嗣同的英雄形象。这其实是个误解:在单纯的大义凛然、慷慨赴死的英雄与不但不惧生死,而且懂得反思的英雄之间,显然后者更具价值——无论是对个人,还是对一个民族。
6、荒诞戊戌年
在许多人的眼里,这很可能是一篇“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文章。
也许康有为说得对,“圣人”们为政做事,常常有不能明言的苦衷,不得不置一时的诋毁诽谤于不顾。但如果一个人终生行事都贯穿着这种“苦衷”,都引起别人的诋毁诽谤,这个人的原始动机、道德品行是不是值得怀疑?
少年时代的狂妄自大,求学路上的轻浮躁进,科举落第后的诿过于人,剽窃别人的学术成果,学术建构中的漏洞百出,从革命到维新的草率转变,鸠占鹊巢搞垮《时务报》,一而再再而三地试图独揽大权,一而再再而三地作伪、撒谎……如果说其中某一件事情不足以推翻传统观念中的康有为的形象,那么,将这许多事情串联起来整体观瞻,难道还不足以重塑康有为的个人形象吗?!偶然不能一而再再而三,否则那就是必然;误解也不能一而再再而三,否则那就是真相。
记得南宋道学家吕中曾激动不已地说道:“让王安石做宰相,主持变法,既是王安石的不幸,更是北宋的不幸。”虽然吕中对王安石的指控不能成立,但将这一指控移植到戊戌年,却再恰当不过:历史选择康有为作戊戌年改革的旗手,既是康有为的不幸,也是光绪皇帝的不幸,更是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的不幸。
康有为最典型的性格特征是异想天开。自己“天纵圣人”的身份、外国全用孔子制的荒唐论断都是这种异想天开性格的产物。康有为对西学一知半解,却自认是饱学鸿儒,当他看到英国清教徒移民北美,建立了强大的美利坚时,也跃跃欲试,想要移中国百姓到巴西去,同样在那里建立一个孔教王国——非只异想天开,康有为还极具“实践精神”,派了弟子前往巴西联络当局,自己更曾找李鸿章专门商讨过此事。巴西殖民当局对康有为的提议极感兴趣,曾派使者来华商洽,但此事最终因戊戌年的动荡无疾而终。
无疑这是一件幸事。巴西殖民当局之所以对移民华人感兴趣,不过是想获得大量廉价的华工劳动力而已,康有为却幻想在那里建立天国。如果他的计划真的付诸实施,民族的苦难史上势必又要添上浓重的一笔。
康有为政治上的幼稚尚不只此。受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的蛊惑,他曾在戊戌年极力撺掇光绪让中国与日本、美国、英国“合邦”。政变前三天,康有为还让康党们一口气连上三道折子,敦促光绪皇帝尽快就“合邦”之事作出决定。虽然“合邦”提案的性质史家们至今未有定论,但李提摩太却明显心怀不轨,另有企图,他的动机在于:“将实际上在一定年限之内把中国的全部行政管理移交英国,并且使英国独享改组和控制陆海军备机构、修筑铁路、矿上的权利,而且还加开几个新的口岸,对英通商。”(英国史家苏特尔专著《李提摩太》)
万幸这一“合邦”提案没有付诸实施,否则康有为留在历史上的形象,很可能会是臭名昭著的汉奸,而不是伟大的改革旗手。
性格决定命运,指的不仅仅是个人命运,有时候也包括国家命运在内。生性善于异想天开,幼稚园级别的政治水准,再辅助以绝对自信、勇于实践这些“优良品质”,共同催生出了一个荒诞不经的“康圣人”;一个“康圣人”,再辅以一个心理发育极不健全、躁进冒失、见识短浅的光绪皇帝,共同催生出了一场荒诞不经的百日维新。
然而,新政刚开始的时候,也有其他的选择。早在改革正式开始之前,著名的保守派代表徐桐就曾上书慈禧,建议召张之洞入京,主持新政事宜。4月23日,慈禧正式下旨,令张之洞入京。此时此刻,距离光绪召见康有为,还有整整一个半月的时间。
张之洞《劝学篇》中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无疑是清末最具实践性的革新思想,较之康有为速变、全变、开设孔教、开设制度局等一厢情愿的提案而言,显然更具实际意义。张之洞宦术之精,晚清无人可及,所有与康党有过瓜葛的朝臣之中,他是唯一一个不受牵连,反而官运亨通的人,显而易见,他不可能犯与康有为类似的低级政治错误,不会被李提摩太迷惑,也不会螳臂当车,把武装政变的阴谋搞成阳谋。
可惜的是,因为一些偶然事件(沙市事件)以及朝廷内部的勾心斗角,张之洞刚刚抵达上海,又被迫返回了湖北。
历史有意无意地将舞台留给了康有为,然后,一场荒诞剧就鸣锣开场了。至今,也没有人能够读懂:戊戌年,它究竟是悲剧,还是喜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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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一期,谌旭彬先生将奉献其最新力作——“傲慢与偏见”系列,以张骞凿空丝绸之路开始,为您深刻解读东西方长达两千多年的漫长交流史其实是一部照镜子的历史,而两种文明在碰撞中,互相表现出盛气凌人或嗤之以鼻,直到最后,又由鸦片战争开始,逐渐演变成一种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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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蔡元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