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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情歌手秦少游（三）
作者：许伟忠
这其中虽有自责、自谦的成分，但基本也是实情。秦观最后总结说：“少而不勤，已经无可追悔；长而善忘，尚可以勤补之。”第三次的成功正是对他勤奋读书的一个回报和慰藉。
不过，秦观的这次科举之路可谓一波三折。元丰八年科考虽然如期举行，但是考试过后却发生了几个重大意外：先是神宗皇帝驾崩，朝廷上下忙于治丧，科考的种种后续工作顾及不上；接着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贡院失了一场大火，烧毁了大部分考生的试卷。
对于这场奇怪的大火，《续资治通鉴长编》中有较详细的记载：
“是夜四鼓，开宝寺寓礼部贡院火，承议郎、韩王、冀王宫大小教授兼睦亲、广亲宅讲书翟曼、奉议郎陈之方、宣德郎太学博士马希孟皆焚死，吏卒死者四十人。
“丁亥，三省言：礼部贡院火，试卷三分不收一分，欲令礼部别锁试。从之。”
贡院失火，大小官员以及吏卒死者数十人，试卷烧去三分之二多，朝野上下为之震惊。朝廷急忙采取善后措施，第一是严厉处分相关失职官员，第二是重新举行考试。
可以想见，这场大火在当时引起了一场怎样的轩然大波。对于举子们来说，大约是怨声载道甚至要哭爹骂娘了。而秦观前两次不中，第三次又被烧掉了试卷，还要再考一场，何其倒霉之至!然而好事多磨，有惊无险，终以喜剧结局。
及第之后，秦少游上了一个《谢及第启》，虽然是援引惯例，却也率直地表明了自己的心迹：“光灵遽披，愧幸特深……风俗莫荣于为儒，材能成耻于不仕。圜冠方履，求自试者几千万焉；血指汗颜，获见收者才四百耳。既甚严其程度，宜尽得于豪英。如某者，淮海孤生，衣冠未系。志在流水，尝辱子期之知；困于盐车，颇为伯乐之顾。”
“光灵遽披，愧幸特深”说明其欣喜、感激之情溢于言表，“风俗莫荣于为儒，材能成耻于不仕”则表明了其以读书为儒为荣、以不仕为耻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这也是秦观屡试屡败、屡败屡试的内在动力。天下儒生求取功名者几千万，而三年一次的考试，中进士者仅仅400人左右，自己能够脱颖而出，着实令人钦佩。
此时的秦少游，有着一种高山流水遇知音、久困盐车遇伯乐的侥幸和感恩之情。
岁七官而五谴
北宋时期党争空前复杂、激烈，有人形容如苍茫之大海，时而暗流汹涌，时而浊浪惊天。秦观作为一个不谙政治斗争的一般文职官员，无可幸免地被深深卷入其中。从此，党争的漩涡无情地湮没了他的政治理想，毁灭了他的美好人生，铸就了一代悲情歌手的悲情人生。
1、初经政坛风雨
北宋新、旧党争，始于王安石变法。从神宗熙宁、元丰年间哲宗即位，到太皇太后垂帘听政，变法宣告失败，前后大约15年时间，其间有三次重大的历史事件：
一是“熙宁变法”，即“王安石变法”。
这是中国历史上一次影响巨大而深远的变革。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新党实施了一系列新法，如设立置制三司条例司，实施均输法、青苗法、市易法等，力图改革积弊，改变国家积贫积弱状况，富国强兵。然而，以司马光为代表的旧党人物，包括苏东坡、孙莘老等人对此持有不同政见。新、旧党争的主要分歧在于改革的切入点和改革进程的推进：王安石侧重于变更法制，而苏东坡侧重于“任人”；王安石主张激进速达，而苏东坡主张渐进缓成，可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变法之初，秦观尚未形成自己的政治观点，在走上政坛之初，他对新法并不完全排斥。在元祐三年应制科所上的策论中，他较系统地阐述自己的政见，既不反对新党的免役法，也不反对旧党的差役法，而是建议“悉取二法之可用于今者，别为一书，谓之《元祐役法》”。这绝非政治上的“骑墙”，而是新、旧之法的确利弊互见，悉取二法之长，实为真知灼见。
二是“乌台诗案”。
“乌台诗案”是苏东坡在44岁时遭遇的一次“文字狱”。案件由御史台举报并审理，因宋代御史台又称“乌台”，苏东坡罪名因诗而起，故称“乌台诗案”。苏东坡因对王安石不顾社会承受能力，急速推进改革不理解，自己的意见不能通过正常渠道被采纳，故而经常在诗歌中讥讽新法。不料监察御史舒直抓住把柄，在给皇帝的奏本中无限上纲，歪曲东坡与皇帝处处唱反调，最恶毒的是诬说苏东坡的《咏桧诗》有不臣意，说其中“根到九泉无曲处，岁寒唯有蜇龙知”的“龙”是影射皇上的。
案发之时，秦观恰在会稽一带漫游。惊闻恩师有难，他心急如焚，急忙与参寥等人乘一小舟渡过钱塘江，赶到吴兴，找到与东坡相厚的陈书记、钱主簿等人了解案件详情，商量营救之策。当时少游与参寥尚为平民百姓，陈书记、钱主簿也官微言轻，根本无力挽回局面。而少游还尚存一份天真，认为苏东坡做官为人，“仰不愧天，俯不怍人，内不愧心，某虽至愚，亦知无足忧者”(《与苏黄州简》)。因此只是担心老师进京路途艰辛，而至于忧戚难安。
苏东坡入狱后，其弟苏辙等亲朋故交都不避凶险，协力救援。最关键时期，还是王安石面呈神宗信中的一句“安有盛世而杀才士乎”扭转了局面，苏东坡最终被释放。
苏东坡虽然保住了性命，但是仍然背上了一个“讥讽政事”的罪名，被贬黄州，充任团练副使，其他如苏辙、王巩、黄庭坚、孙觉等人，皆受株连被责罚。
三是元祐更化。
1085年，神宗皇帝早逝，年仅10岁的哲宗赵煦即位，次年改元“元祐”。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起用司马光为相，“以母改子”，恢复祖宗法度，全面废止王安石新法，斥逐新党人士，前后历时达9年，史称“元祐更化”，而拥护“元祐更化”的官员被称为“元祐党人”。
这个时候，秦少游初入官场，虽然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基层官吏，但比之原来纯粹当看客不同，现在他也有机会表达自己的见解了。其间，他写了《国论》、《主术》及《财用》上下篇等策论，表明了拥护“元祐更化”的态度：“熙宁、元丰之间，大臣用事，始作法度，与时变通，青苗、免役、市易之利，相次而作……无名之取，额外之求，盖不可胜数。天下之财太半归于公室矣……陛下即位以来，始深知其弊，凡法度之不便与民者，一切罢去。吏尝以掊克进者，相继而黜。”(《财用》)
文章观点鲜明，指称新法明显存在与民争利的弊端，朝廷罢去新法，罢黜“掊克”(以苛税搜刮民财的官吏)是明智的举动。
然而，世事难料，官场政治更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在“元祐更化”过程中，太皇太后高氏以及司马光等无视小皇帝哲宗的存在，肆意妄为，为日后党争进一步激化埋下了祸根。
2、屡经宦海浮沉
元祐年间，旧党当政，新党在野。旧党分裂为洛、蜀、朔三党，洛党以程颐为首；蜀党以苏东坡为首；朔党以刘挚、梁涛等为首，党争表现为旧党之间的斗争。其时，秦少游先后在蔡州、京城为官，他别无选择地站在了老师苏东坡一边。
由于各党力量役有绝对的明显优势，此消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