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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情歌手秦少游（三）
作者：许伟忠
元祐三年九月，秦观因苏东坡和鲜于子骏的推荐，被召至京城，参加贤良方正、能言极谏科考试。他不仅把应制科看作进身之道，还认为是展示胸中才华抱负之良机，故而作了精心准备，进策论50篇，并在《进策·序篇》中作了诚恳的表白。
然而此次应制科，秦少游无功而返，原因并非成绩未能应格，而是因为受到洛党攻击，之所以受攻击，乃因他与东坡的亲密关系及其在党争中的鲜明态度。
少游所上策论中的不少议论为党争而发，其《朋党》云：“臣闻朋党者，君子小人所不免也。人主御群臣之术，不务嫉朋党，务辨邪正而已。斜正不辨而朋党是嫉，则君子小人必至于两废，或至于两存。君子小人两废两存，则小人卒得志，而君子终受祸矣。”其主要观点是对朋党不能一概而论，要区分邪正，否则就有可能导致君子、小人或两废或两存，而两废两存的结果都是小人得志，君子遭殃。其中影射洛党为邪党、小人，应“废”之；蜀党为正党、君子，应“存”之。
这些言论无异于引火烧身，必然招致洛党攻讦，他与黄庭坚、王巩等人一起皆被“诬以过恶”，幸好任宰相的范纯仁“怜其孤单，不即闻罢，使得自便，引疾(托病)而归”。秦观第一次进京为官的机会就这样不明不白地丧失了。
秦观回到蔡州一蹲就是三年。元祐五年(1090年)五月，他被召至京师，任为太学博士，但洛党骨干分子朱光庭立即跳出来上书弹劾：“新除太学博士秦观，素号薄徒，恶行非一，岂可以为人之师?伏望特罢新命，别与差遣。”所谓“薄徒”、“恶行”无非还是与应制科时所诬“恶行”一回事，仍然是指少游在蔡州期间与坊间歌女多有往来，为对手的攻击留下了口实。但这样一些似是而非的指责恰恰很具杀伤力，朱光庭的意见被采纳，少游当月就被罢去太学博士之职。之后，升降反复不断。
是年六月，得范纯仁、蔡肇再次推荐，秦观始任秘书省校对黄本书籍；七月，少游由秘书省校对黄本书籍迁正字，但任职不到两个月即被罢免，依旧校对黄本书籍。
元祐八年六月，少游重新被拔擢为秘书省正字；七月，迁史院编修，授左宣德郎；八月，少游正式就任。这时，他职务的全称为“国史编修官、左宣德郎、秘书省正字”，是其一生中仕途的巅峰。
然而好景不长，当年九月三日，太皇太后高后辞世，十一月，哲宗开始亲政，政局孕育变化，一场更大的暴风雨即将来临。苏东坡以翰林、侍读二学士身份出知定州，荐举李端叔为签判与之随行，秦少游在与李端叔的送别诗中云：“休计浮名千载后，且欣汤饼一杯同。何时并筑邗沟上，引水浇花半亩宫。”“半亩宫”即高邮的半亩塘，此诗表明少游预感政局将变，希望能回归故乡，引水浇花，度过余生。
然而，人在官场，身不由己，少游连这简单的想法也难以如愿了。
3、久陷迁谪苦旅
哲宗亲政后，起用新党代表人物章□为相，旧党中吕大防、苏辙、苏轼等领军人物皆被罢职外放，苏门其他人黄庭坚、张耒、陈师道等无一幸免。而秦观从绍圣元年(1094年)三月遭贬后，“岁七官而五遣，历鬼门之幽关”，以戴罪之身置身于瘴疠荒蛮之地，脚步从此再也没有踏上故乡的土地。
绍圣元年，秦观自国史编修官被贬为馆阁校勘，被赶出京城，外放担任杭州通判。被贬前，他已有预感，作《江城子》：“西城杨柳弄春柔，动离忧，泪难收。犹记多情，曾为系归舟。碧野朱桥当日事，人不见，水空流。 韶华不为少年留，恨悠悠，几时休?飞絮落花时候、一登楼。便做春江都是泪，流不尽，许多愁。”词中抒写即将离京之忧思，末句化用“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之意，伤感之至。
约四月，少游离京踏上贬谪之途，作《风流子》：“寸心乱，北随云黯黯，东逐水悠悠。斜日半山，暝烟两岸；数声横笛，一叶扁舟。”遭受沉重打击后，少游心乱如麻，愁绪无以排解。遥望前程，天低云暗，流水悠悠；斜阳山外，暮色苍苍；一叶孤舟，穿行其间，充满孤寂、落寞和伤感的情绪。
船行途中，尚未到达杭州，厄运又至。少游被削去馆阁校勘之职，再贬“监处州酒税”，被贬的罪行有两条。
其一是消极对抗。少游伤感之余，出世思想渐渐占据上风。至汴水之上，他又作《赴杭停之汴上作》诗一绝：“俯仰觚□十载间，扁舟江海得身闲。平生孤负僧床睡，准拟如今处处还。”意思是说，我这一生忙忙碌碌，在那僧床之上睡得太少，欠账太多，有点辜负它们了。如今我已经是一个闲人，可以一一来偿还了。这明显是在发牢骚，向皇帝老子撂挑子。此诗一出，监视者便立即打了小报告，指责少游心怀不满，消极对抗。
其二是影附苏轼，增损《实录》。所谓“增损《实录》”，是指元年间，少游与范祖禹、黄庭坚等人参与修编先帝《实录》。御史刘拯攻击少游等人“窜易增减，诬毁先烈”，即随意增删篡改，诬毁先帝神宗皇帝，要求朝廷追究苏轼之罪，褫夺秦观职务。其后，御史周秩再次上奏，认为对少游处罚还不到位，于是下旨再降少游为左宣议郎。
处州是少游贬谪途中的第一个落脚点，刚到处州之时，境况艰难，甚至难觅一栖身之地。生活处境的巨大落差，导致少游心理上巨大的落差。在处州的第二年，少游春游处州府治南园，写出了著名的《千秋岁》，词末句，“春去也，飞红万点愁如海”感伤之至，世人为之震惊。
随着时间推移，少游似乎渐渐适应了谪居的恶劣环境，愤懑、牢骚的心态也渐渐平和下来。《处州水南庵二首》较真实地写出了少游在处州的工作、日常生活和心态：“竹柏萧森溪水南，道人为作小圆庵。市区收罢鱼豚税，来与弥陀共一龛。”诗人在闹市征收完了鱼肉等各类税赋后，只身来到庵中，有时面对佛陀静坐，有时静坐蒲团之上，与数竿碧玉般的翠竹默默相对，偶尔也用长长的井绳打来清水，为老僧煎茶熬粥。
尽管与佛陀共处是在工作之余，八小时以外，朝廷也还是不能容忍。专事监视的人弹劾他“不职”，于是秦观又被罢去监处州酒税之职。
免去收税的差事后，少游更加无所事事。次年春，他前往处州南面的囿山法海寺中修忏，抄写佛书，并书绝句《题法海平□黎》于寺壁之上：“寒食山州百鸟喧，春风花雨暗川原。因循移病依香火，写得弥陀七万言。”春风花雨，百鸟争喧，如此美好时光，少游却无亲朋可以相聚，无知己可以倾诉，只能远离尘世，把自己藏在深山古寺，面对青灯黄卷，默默抄写佛书，洋洋七万言，可知他在此消磨了多少大好春光!
虽然一心从佛老中寻求精神寄托，但这并不等同于皈依佛门。秦观的政治生涯忽阴忽晴，多阴少晴，到后期简直就是阴云密布了，但是他始终没有真正放弃。他是性情中人，喜怒哀乐往往形之色而溢于言。佛老只不过是他寄寓坎坷身世的一个载体，认识混浊官场的一个窗口，排遣满腔愤懑的一个渠道。因此，与其家庭“世崇佛氏”不同，少游之于佛老是通晓而不是笃信，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