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9期
悲情歌手秦少游（三）
作者：许伟忠
对于这一时期少游所作所为，《宋史·文苑·秦观传》记载：“贬监处州酒税，使者承风望指，候伺过失，既而无所得，则以谒告写佛书为罪，削秩徒郴州。”可见，少游在谪居期间还是十分检点的，以致专门监视挑其过失的使者“既而无所得”，但欲加其罪，何患无辞!抄写佛书竟然成为一大罪状，于是再贬往郴州编管。
绍圣四年九月，少游又一次遭贬，《本末·逐元□党人》载：“追官勒停横州编管秦观，特除名永不收叙，移送雷州编管，以附会司马光等同恶相济也。”罪名依旧仍然是“附会司马光等”旧党，处分却升级了。“特除名永不收叙”，大约相当于永远开除出党，大有要把少游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使其永世不得翻身之势。
元符三年(1100年)春正月，哲宗驾崩，徽宗赵佶新立，向太后垂帘听政。徽宗为巩固统治地位，希望调停两党之争，以大公示天下，故改元“建中靖国”，表明“无偏无党、执中居中”的政治倾向，并采取了顺应民心的措施，结束党派争斗，召回贬逐之臣。于是旧党领军人物范纯仁、苏东坡等都纷纷徙往内地。少游命运亦开始转好，二月有诏令其移英州；未及动身，四月又诏令移衡州，不久又接到诏命，恢复宣德郎职务并放还。少游且喜且悲，作《和陶渊明归去来辞》表达了这种复杂的心境：“眷眷怀归今得归，心知免而犹悲。”久久盼归，遇赦放还，心中犹悲，竟然难以相信是梦是真，“疑是梦而复非”。
秦观于七月启程离海康北归。经容州，过衡州，月余到达藤州。八月十二日，在藤州光华亭饮酒赏景，酒后醉卧，醒来后急要水喝，当家人端着水盂来到跟前时，少游已经含笑撒手人寰，时年52岁。闻知噩耗，东坡痛彻肺腑，仰天悲呼：“哀哉少游，痛哉少游，遂丧此杰耶!”(《与范元长书》)
一代文坛巨星竟至遽然陨灭，令世人扼腕痛惜，但让人稍觉欣慰的是，秦观当时已经结束一贬再贬的厄运，遇赦北归，带着一个好的心情踏上不归之路。
4、漫漫归乡路
秦观在《自作挽词》中，尽管已经把死后情景想象得悲惨异常，但让他始料未及的是：放还北归之时，形势虽稍有宽松，但党禁尚未完全解除，离平反尚有较大距离，因而其灵柩不能获准直接回乡安葬，以至滞留他乡达5年之久。
原来，徽宗的建中新政只实施了一年，随着向太后的去世，即改元“崇宁”。崇宁者崇奉熙宁之意也，从建中到崇宁，标志着徽宗放弃了执中之道，政治天平重新倾向于神宗年间的“熙宁变法”，倾向于新党。厄运再次降临旧党人物头上，秦观、东坡等故去之人也不能幸免。
崇宁元年(1102年)九月，徽宗采纳宰相蔡京的主张，下诏立元祜党人碑，将吕公著、司马光、苏辙、苏轼等120人定为奸党，由徽宗亲自书写姓名，刻于石碑上，立于文德殿端礼门外，此碑被称之为“元祐党人碑”，少游名列余官之首。第二年七月，蔡京再次上奏，以元祐奸党姓名虽颁行天下，天下人却未尽知为由，请旨于京城以外的各路府州军，遍立元祐党人碑，以昭示天下万世，得以获准施行。
将所谓“奸党”的名姓刻石立碑，遍行天下，这一招在中国历史上可算是一个创新，其用心可谓歹毒之至：让奸党之名天下尽知，无藏身之所，无立足之地，无颜面对天下之人；刻石永不磨灭，可“永为万世子孙之戒”。不仅在世遭罪，还要遗臭万年，永世不得翻身。
直到崇宁四年(1105年)，秦观去世第五个年头的早春，“奸党”之人终于盼来了一线曙光，朝廷下诏解除了元祐党禁。《秦谱》载，元祐党禁解除后，少游之子秦湛才得以奉其灵柩归葬广陵，少游终于叶落归根。少游生也途中，死也途中，死后其灵柩仍不免滞留途中，遭受长途跋涉之苦，其一生漂泊，何其坎坷艰辛!
从长沙至广陵，路途漫漫。一路行来，少游生前好友们纷纷哭祭于途中。经黄州时，秦湛拜谒父亲同门师友张耒，张耒特为作文祭奠：
“……呜呼少游，淮海之英。自其少时，文章有声。脱略等辈，论交老成。众誉归之，谁敢改评?聿来秘书，亦既飞鸣。脱身亟去，事变随生。呜呼，官不过正字，年不登上寿。间关忧思，横得骂诟。窜身瘴海，陨仆荒陋……”
虽然徽宗后期对元祐党人采取了较为宽缓的政策，但毕竟是权宜之计，尚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平反。直到建炎四年(1130年)，南宋第一代皇帝宋高宗下诏，秦观等人才得到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并追赠直龙图阁，诏书称赞少游等人“以文采风流为一时冠”。
这是一次迟到的平反，距少游去世已经有30年之久。追赠直龙图阁，级别虽然高于“宣德郎”，而实质只是一种附加的职务，一个虚衔，只彰显皇帝的恩宠。如此平反追封，不知是否可慰少游“聊申赍志之恨”，亦可“少慰天下士大夫之心”?!
编辑：蔡元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