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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氏兄弟：入洛之后，路漫漫何其难兮！
作者：王永平
两晋南朝的世家大族人物首先考虑的是门第问题，这是当时的社会风尚所决定的，忠节之类的道德观念则在其次。同时他又交结厌恶贾氏的司马氏宗室人物，依附性极贪鄙、庸才凡品，个人魅力远不及贾谧的赵王伦，又引荐南人戴渊入幕，甚至参与为伦撰夺位“禅诏”，并终“豫诛贾谧功，赐爵关中侯”(《晋书·陆机传》)。
其实，作为“亡国之余”，陆机等人很难通过正当的途径获得晋升，建立勋业，光大祖业，不得已，他们只有“游走权门”。
陆氏兄弟之死
陆氏兄弟自太康末入洛至客死北方，前后共15年时间，大约可分为两个时期：一是太康末至元康末(289～299)，二是元康末至太安二年(299～303)。前期晋室大体上尚算安定，陆氏兄弟求仕虽难，但无生命之虞。但晋惠帝元康以后，西晋政局日乱，诸王之间公然火并，战火连天。《晋书·顾荣传》载诸王为博取声名，“甄拔才望，委以事机，不复计南北亲疏，欲平海内之心也”。于是，南人自入晋后，进入了一个政治事功相对活跃的时期。
但是，在当时“顺逆无常理，成败无定势”(王夫之《读通鉴论》)的险恶政治环境下，南人在北方缺乏社会基础，很容易受到伤害，甚至时刻都有生命危险。史载，顾荣给乡里杨彦明的信中说：“吾为齐王主簿，恒虑祸及，见刀与绳，每欲自杀，但人不知耳!”陆机本人在赵王伦之事中险些丧生，故顾荣、戴若思等皆劝陆机返归江东，但其不从，《晋书》本传所述原因有二：一是陆机“负其才望”，“志匡世难”；二是成都王颖召其入幕，陆机感念其救命之恩，又以为颖“必能康隆晋室，遂委身焉”。很显然，陆机追随成都王颖，其主要目的还是为了乘乱建功立业。
太安元年，司马颖任陆机为大将军参军，又表为平原内史，征陆云为清河内史、右司马，参机要，陆耽为东平祭酒。同时，司马颖又以南人孙惠为参军、白沙督、领奋威将军，孙拯为参军。这样，在成都王幕中形成了一个南人小群体，其核心是陆机、陆云兄弟。
成都王与其他诸王争夺统治权，必须招聚名士，他召士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即重视门第，其幕中士人可考者来自南北大族23姓。因吴郡陆氏家族不仅为江南之首望，且尤重事功，世代领兵，所以司马颖对陆机“甚见委杖”，将领兵大权交给了陆机。
太安二年，司马颖与长沙王又战，以陆机为后将军、河北大都督，统帅20万人攻洛。自吴亡之后，陆氏家族仕途受阻，一旦得领军，陆机以为建功立业的机会来了，兴奋异常。据《晋书》本传记载，陆机出征前，司马颖与陆机有一段对话，其心态可见：
颖谓机曰：“若功成事定，当爵为郡公，位以台司，将军勉之矣!”机曰：“昔齐桓任管夷吾以建九合之功，燕惠疑乐毅以失垂成之业，今日之事，在公不在机也。”
在这里，陆机以管仲、乐毅自比，立功心切，自期甚高。但是，事态的进展正与其愿望相反，陆机在洛阳郊外的鹿苑之战中一触即溃，几乎全军覆没。司马颖恼羞成怒，将陆氏兄弟及孙拯等南士处死，制造了西晋时期南人最惨痛的流血悲剧。
战败背后的致祸之由
陆氏兄弟之祸，从表面上看是由于战败负罪而致，但若仔细考察，我们可以看到此事与北人陷害及司马颖幕僚中复杂的政治斗争有关。
首先，北人的陷害。
陆氏兄弟入洛后屡遭北人歧视，入司马颖幕后领重兵，位居北人之上，自然会引起他们的忌恨。
《晋书·陆机传》中载：“机以三世为将，道家所忌，又羁旅入宦，顿居群士之右，而王粹、牵秀等皆有怨心，固辞都督。”司马颖以陆机为后将军、河北大都督，而以北人牵秀为冠军将军、王粹为北中郎将，皆受制于陆机，故二人“皆有怨心”，尤其是牵秀，《晋书》本传载“秀任气，好为将帅”，怨恨尤深。另外，早与“二陆”结仇的卢志也在成都王幕中，并深得司马颖信重，“委以心旅，遂为谋主”，任为谘议参军、左长史，“专掌文翰”。卢志“心害机宠”，经常寻机向司马颖进言：“陆机自比管、乐，拟君暗主，自古命将遣师，未有臣陵其君而可以济事者也。”
陆机的领兵，自然引起了北人的敌视和攻讦，《三国志·陆逊传》注引《机云别传》载：“机吴人，羁旅单宦，顿居群士之右，多不厌服。”《太平御览》引崔鸿《三十国春秋》也说：“机吴人，而在宠族之上，人多恶之。”可以想见，王粹、牵秀等主要将领根本就不会听从陆机的指挥，总是想方设法从中作梗。
陆机的乡里孙惠看出了这一点，“忧其致祸，劝机让都督于王粹”(《晋书·孙惠传》)，但陆机没有这样做。
其实，不仅高级将领如此，甚至连一些中下级将领也不服从其调遣，有些人的对抗情绪还很严重。据《晋书·陆机传》中载，宦人孟玖及其弟孟超皆受宠于司马颖，孟超以小都督领万人随军，纵兵大掠，陆机“录其主者”，孟超将铁骑百余人“直入机麾下夺之”，并轻蔑地称陆机：“貉奴能作督不!”魏晋之间，南北相轻，相互诟詈，北人骂南人为“貉子”。孟超为小人，竟骂士人陆机为“貉奴”，其鄙视南人之甚若此!后来，孟超又向众人宣称“陆机将反”，根本不把陆机放在眼里。
因此，陆机出师后迟迟不能展开有效的军事行动。北人又借此攻讦他有异志，“持两端，军不速决”，等到临战时，又不协调，如孟超便“不受机节督，轻兵独军”，破坏了整体战略、战术的布署。所以，可以毫无疑问地说，陆机之军事失利，其根本原因在于北人的阻挠和破坏。《资治通鉴》载时人王彰谏司马颖说：“今日之举，强弱异势，庸人犹知必克，况机之明达乎!但机吴人，殿下用之太过，北土旧将皆疾之耳。”陆机丧师后，牵秀等北人将领皆言陆机有反叛之心，“证成其罪”，而卢志等人则暗中进谗，以致司马颖终将陆氏兄弟处死。正因为如此，周一良先生指出：“综观陆士衡一生出处及其致祸之由，似不能不联系其出身吴人考察之也。”
其次，陆氏兄弟之死与成都王幕中君子与奸佞的斗争有关。
从相关史实看，并不是所有北人都仇视南人，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相反，有些北人还多方营救陆氏兄弟。这不能不使我们考虑“二陆”之死还与成都王颖幕中士大夫与奸佞小人的斗争有关。
司马炎诸子聪颖、干练者少，而神昏智弱者众。晋惠帝形同白痴，吴王晏“才不及中人”，成都王颖也是“形美而神昏，不知书”。这样，他们不仅延揽士人，也往往招聚了一些小人。一些出身低微的寒门小人不甘于卑位琐职，屈节倾心事主，想尽一切办法求宠弄权。但这些人素质很差，表面上看起来忠心于主，但实际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