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23期
甲午战争：中国也输在外交上
作者：佚 名
外交官只是作为差使，而且在制度设计的时候，没有明确规定“销差”回国后的“政治待遇”，这一放洋就是多年，与官场的联络自然会稀疏乃至中断，从而对官员的升迁有相当不利的影响，因此出任“鬼使”无疑是自断前程。
使节之外，随员更为难得。当时的洋务人才本就不可多得，制度设计上又没有“给出路”，郭嵩焘等各驻外使节，其遴选随员均十分困难，朝廷便只好将驻外使馆的人事权悉数下放以为弥补，但这又造成各使节自行其政，外交官职衔混乱，发展到后来致使各使馆冗员充斥，外交经费浪费浩大。
这样的局面一直维持到八国联军侵华后，在列强逼迫下，总理衙门改组为外务部，这样，外交官才被纳入实职序列，责、权、利才统一起来，并对各使馆员数、品秩、等级、月薪及出使各大臣应支经费制订详细章程，职业化外交官队伍的建立才算真正开始，中国外交方告别“鬼使”时代。
“鬼使”时代的中国外交体系，被看作类似前朝理藩院的“统战机构”，地位低下，难有作为，在国家大事上也没有什么发言权，再加上人才缺乏、庸人泛滥，对于外交事务多奉行“鸵鸟政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勉强维持“洋务”，自然难以为国家战略决策提供重要意见。晚清相当多的涉外事件，尤其是义和团运动等大事件，虽然本质上是中外、民教之间的利益冲突，但中国外交官的颟顸、因循怕事、未能防患于未然，也是造成冲突不断扩大的主要原因之一。
霞关外交，料亭政治
与中国的“鬼使”不同，外交官在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成为“神差”。
日本政界有句俗语：“料辛政治，霞关外交。”意思是说，政治多在料亭饭桌上商讨，而外交则在霞关决定，霞关位于东京千代田区南部，在江户时代前是大名屋敷林立的地方，明治朝至今被外务省使用，成为日本外交的代名词。
“霞关外交”有一个重要的日本特色：外交是一切政务之首，实施政府的整体外交。
与、中国心不甘情不愿地设立外交机构，却又将它作为政府的“盲肠”部门不同，日本在明治维新开始的时候，就将外务省确定为六部之首。1869年，明治政府颁布法令，成立外务省，由明治天皇的亲信、王政复古政变的首脑岩仓具视亲自掌管，岩仓随后就组织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伊藤博文等重要官员一同访问欧美，探求改革之道，希望与西方修改不平等条约，这就是日本历史上著名的“岩仓使团”。岩仓使团出国访问历时长达22个月，这在世界外交史上也是罕见的。
日本赋予外交以国务之首的地位，主要是因为明治时期国家的首要目标，就是废除与西方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因此，欧美外交实质上也是头等内政，外务省则是衔接内政和外交的枢纽。
在这样的政策导向下，外务省比日本其他政府部门吸引了更多的精英人士。值得注意的是，大量的贵族子弟纷纷负笈欧洲，留学归来后多进入外务省工作，比如后来在国际舞台上纵横捭阖的小村寿太郎、青木周藏、珍田舍已等人。贵族子弟因与朝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络，通过他们，日本的外交优先理念更深地渗透到各个方面，重视国际关系成为整个执政阶层的自觉意识。
到1890年，日本与西方修约的工作进入高潮，外务省更是吸收了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院的大量毕业生。东京帝国大学的法学教授鸠山和夫应外相井上馨邀请，出任外务省调查局局长。他亲自推荐给外务省的三名学生，后来都成为国际知名的外交家。其中，因提出“二十一条”而为中国人熟悉的加藤高明，于1894年出任驻英公使，其后多次出任外相，并在1924年出任日本首相，林权助，先后出任驻朝鲜、大清和英国公使，在担任驻中国公使时，曾深深地卷入戊戌政变，协助康、梁等人出逃；内田康哉，先后出任驻中国、奥匈帝国及美国大使，多次出任日本外相，两次代理日本首相职务，还曾被美国《时代》周刊作为封面人物。
但反观中国近现代很少有外交官能在非外交的政府岗位上获得重用，遑论出任总理等“国家领导人”职务。甲午战争之后，李鸿章的幕僚罗丰禄出任驻英公使，还是托了伊藤博文的福。罗丰禄、伍廷芳等随李鸿章赴日谈判马关条约，伊藤博文和李谈起，此二人是他昔日留学英国时的同学，均为一时俊彦。如今伊藤已贵为内阁总理，而伍、罗两人还屈居幕僚。李鸿章闻之，颇有感触，不久后便分别保举他们出使英国和美国。
日本“神差”与中国“鬼使”的区别，并不仅仅造成了部分当事者的个人仕途高下，更造成两国在整体战略方面的根本性分野；一个是外向的、积极的“欲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为此贵为天皇都可以节食筹款，另一个则只是想为满清部族保住祖宗留下来的这点基业，既要攘外，更要安内，不仅要挪用海防经费修园林，到了宣统朝，居然还借着改革的名义建立了一个纯满人的内阁，自弃于亿兆汉民。
大量法律界人士的加入，极大地提升了日本外交界的国际法水准，日本从此不仅开始专家办外交，也开始以“法”(国际法)办外交，日本外交成为其军事力量之外的另一把武士刀，在废除与西方的不平等条约及侵略朝鲜、中国，争霸东亚大陆等方面锋芒毕露。
“高升号”事件爆发后，日本外交系统紧急动员，危机公关相当成功，其中很重要的就是这些法学外交官们在事件调查和处理过程中紧紧抓住并利用了国际法的灰色地带，最终一举扭转被动的局面，而不似中国那样单纯地诉诸“正义”等抽象口号。
“霞关外交”的特点，除了国家实行大外交、重视国际法之外，还十分注重策略技巧。日本外交惯用模糊词语，如果不能蒙混过关，则将责任推给中下层的执行者，高层故作无辜，以此赢得回旋余地，日本外交也十分注重在强者面前的低姿态，一旦军方行动引起强者不满，会毫不吝啬向强者道歉，以避开其盛怒的锋芒，这一特点一直沿用至今，日本外交更是强大的宣传机构，他们大量聘用外国顾问，保持与西方舆论的密切联系。
“霞关外交”实质上就是着眼于列强的外交，在尽量减少与列强对抗的前提下，帮助日本政府获得最大利益。也正因为如此，“霞关外交”成了与英美的外交，而对中国方面重视不够。虽然日本外务省拥有不少中国问题专家，但他们并不占据关键地位，不能影响决策。美国日裔学者人江昭认为，“霞关外交”的失败之处正在于没有认识到维护中国主权对日本的重要性，以及日本在国际框架中应有的定位，这导致了日本今后的失败和灾难。
“鬼使”“神差”大对决
先天的差别，令中国“鬼使”在应对日本“神差”时处处捉襟见肘。
与留洋多年的日本对手伊藤博文(当时日本首相)和陆奥宗光(当时日本外相)相比，在外交方面自学成才的李鸿章，在甲午战争之前从来就没有迈出过国门一步。他的外交思路和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