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23期
甲午战争：中国也输在外交上
作者：佚 名
至于在外交第一线的使节们，中日外交战其实也是他们个人之间的综合素质之战。
甲午战争中，时任驻英公使的龚照瑗是李鸿章的姻亲，在1893年出任外交官前，担任四川布政使，毫无外交经验，不通英、法语言。出使后，因其兼驻法、比等国公使，主要逗留法国，英国事务只能依赖使馆的英籍雇员马格里探报来判断处理。客观地说，龚照瑗在英国任上是尽职的，无论采购军火还是探听情报，都还略有建树，但受制于天资及满清体制，他只能算是个平才。
龚照瑗的对手、日本驻英公使青木周藏却是个堪与李鸿章媲美的政治家。与龚照瑗作为“土鳖”不同，青木是典型的“海龟”。这位武士后裔在24岁那年留学德国学习法律。专业之外，他还涉猎医药、政治、军事、经济乃至啤酒、纸币、地毯等制作，学一行精一行。他甚至还娶了一位德国妻子，这在当时的中国则是完全不可想象的。1873年，青木出任日本驻德国(兼荷兰、奥地利)使馆一秘，随后出任日本副外相、外相，参与主导日本外交政策。1891年，访问日本的俄国皇太子(后来的末代沙皇)被日本警察刺伤，青木引咎辞职，转任驻英国公使，专心与英谈判新的平等条约，成功地解决了日本在东亚动武的后顾之忧。在日英条约缔结的次日，日本内阁才确定了对朝鲜和中国动武的决心，英国外交大臣当时就认为，日英条约的签订，对日本的意义比战胜了清国大军还要重大。
甲午战争期间，青木在英、德(他兼任驻德公使)长袖善舞，成功地消弭了因“高升号”事件而被激发的英国民众的反日情绪，破坏了中国在欧洲的军火采购计划，同时成功地为日本争取到了军火供应。青木英语、德语十分流利，对国际法有着深刻了解并能灵活运用，对在驻国媒体舆论高度重视，自己也能提笔直接为当地媒体写作，这些都是作为“循吏”的龚照瑗难以匹敌的。
更重要的是，青木与日本外务省、军方以及战时大本营都有畅通的信息沟通，不需要揣摩上意、报喜不报忧，这令他与最高决策层之间建立了良好的互动，国家意识能迅速地转化为外交行动，这不仅是龚照瑗，甚至连李鸿章都是难以企及的。
日本外交的“町人根性”
如果说阻挠中国近代外交发育的“鬼使”意识源自于“天朝上国”的自大，而推动日本外交成为“神差”的，则是日本民族强烈的危机心理及其引发的自卑心理，狭小的岛国，带给日本人浓厚的危机意识，也培养了他们强烈的集团意识。在这种集团意识中，他们需要一个掌握决定权的“御上”，这体现在外交方面，就是要“傍大款”，先依附强国、大国，韬光养晦减少阻力，以尽快壮大自己。
甲午战争前的日本，生活在强烈的民族危机下，取消与西方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成了国家的首要目标，但他们没有选择“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义和团式”的抗争方式，而是以足够柔韧的身段，与西方依法办事、据理力争，反过脸来向东方(朝鲜和中国)横刀相向、巧取豪夺。日本启蒙思想家吉田松阴就十分坦率地说：“我与俄、美之讲和一定，我方断不可毁约以失信于夷狄；必须严章程，厚信义，以此间善养国力，征服易取之朝鲜和中国东北之土地以为补偿。”
奉行实力主义和实用主义的“町人(幕府时代的商人)根性”，塑造了日本外交的实用性，这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中，正好可以大展身手。在“町人根性”影响下，日本人不承认唯一正确的价值体系，也不认为有绝对正义。同样对于《万国公法》(国际法)，日本人就比中国人有更为清醒的认识，时任日本参谋本部陆军部第二局局长的小川又次大佐在其187年写成的《清国征讨方略》中，深刻地指出：“今日乃豺狼世界，完全不能以道理、信义交往。最紧要者，莫过于研究断然进取方略，谋求国运隆蛊……兵力不整之时，万国公法亦决不可信……既不足恃，亦不足守。”真是一语中的，
这样的实用主义，在甲午战争中表现得淋漓尽致。“高升号”事件的始作俑者、日本军舰“浪速号”舰长东乡平八郎，在敢于打沉英国商船的同时，却冷静地下令打捞那些落水的英国船员，船长、大副等关键人物因此获救，这在此后的国际法争论中对日本帮助极大。青木周藏在事件发生后，立即对英国政府低三下四地诅咒发誓，表态会追究肇事海军军官的责任，向英国赔礼道歉。但在法律上站稳脚跟后，他又跑到英国外交部，义正词严地抗议英国商船不严守中立，将自己的角色迅速从加害者调整为受害者。又如在平壤战役结束后，日本将数百名清军战俘押解到日本，极尽优待，在国际上树立了良好的形象，而这样的“文明举动”此后便不再有，原因在于随着战线拉长，日军供给困难，内定的政策是不留俘虏，悉数屠戮。
日本的外交与军事，表面上看似乎总是不协调，似乎“极右”的军方总在逾越界限，裹挟着有点“左”的外交进入军方的轨道。但实际上，在日本这辆武装到牙齿的战车上，外交和军事互为“油门”和“刹车”，并非相互牵制，而是相互配合。穿西装的依然是武士，着军服的也照样有着外交官的狡黠精明和国际视野。在疲于应对这样的敌人之后，晚清官方文献中大量出现“倭人不可信”的感慨，实在是不足为奇的。
英国有句外交名言：“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李鸿章总结道：“国际上没有外交，全在自己立地，譬如交友，彼此皆有相当的资格，我要联络他，他也要联络我，然后够得上交字，若自己一无地位，专欲仰仗他人帮忙，即有七口八舌，亦复无济于事。”
梁启超则认为：“夫手段狡狯，非外交家之恶德。各国并立，生存竞争，惟利是视。故西哲常言个人有道德，而国家无道德……内治不修，则外交实无可办之理。”
“内治不修，则外交实无可办之理’，这或许正是近代中日外交分野的深层根源所在。
编辑 赵雪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