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6期
当代道教音乐的回顾与展望（上）
作者：刘 红
其三，涉及中国传统文化现象的道教音乐研究。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道教音乐深深的扎根于华夏文化的土壤之中。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道教音乐与中国民俗和民族文化互相交融，互相渗透，使之不仅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更是一个蕴含着多层文化价值的传统仪式音乐。有关道教音乐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互动关系的探讨，虽然目前在国内学术界仍处于起步阶段，但已逐渐受到重视，并已有学者结合社会学、人类学、文化学、宗教学及民俗学等学科的一些理论概念和方法来进行他们的研究；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当属香港中文大学音乐系进行的“中国传统仪式音乐研究计划”。由香港研究资助局、蒋经国国际学术交流基金会资助，香港中文大学音乐系的“中国传统仪式音乐研究计划”在1994年至1998年之间展开了“中国大陆、香港及台湾主要道教宫观传统仪式音乐的地域性及跨地域性比较研究”。[17]该项目联合了近二十位有关学者，对在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当今仍较完整保存其传统的道教仪式音乐，置身于仪式、信仰体系及文化环境内进行全方位的系统分析研究，为总体性认识和理解道教科仪音乐打下了基础。至今，该项目的研究成果见于21本专著，以《中国传统仪式音乐研究计划系列丛书》之名称，由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出版，包括：《道教仪范》(闵智亭，1995)、《龙虎山天师道科仪音乐研究》(曹本冶、刘红，1996)、《中国道教音乐史略》(曹本冶、王忠人、甘绍成、刘红、周耘，1996)、《禅林赞集》(蔡俊抄，1998)、《海上白云观施食科仪音乐研究》(曹本冶、朱建明，1997)、《贵州土家族宗教文化——傩坛仪式音乐研究》(邓光华，1997)、《巨鹿县道教法事科仪音乐研究》(袁静芳，1998)、《“崂山韵”及胶东全真道器乐研究》(詹仁中，1998)、《苏州道教科仪音乐研究——以天功科仪为例展开的讨论》(刘红，1999)、《新疆维吾尔伊斯兰教传统仪式音乐研究》(周吉，1999)、《“武当韵”——中国武当山道教科仪音乐》(王光德、王忠人、刘红、周耘、袁冬艳，1999)、《无锡道教科仪音乐研究》(钱铁民、马媛珍，1999)、《佳县白云观道教科仪音乐研究》(袁静芳、李世斌，1999)、《杭州抱朴道院道教科仪音乐研究》(曹本冶、徐宏图，2000)、《苏州道乐概述》(张凤麟、曹本冶、刘红等，2000)、《温州平阳东岳观道教科仪音乐研究》(曹本冶、徐宏图，2000)、《云南瑶族道教科仪音乐》(杨民康、杨晓勋，2000)、《青城山道教科仪音乐研究》(甘绍成，2000)、《北京白云观道教科仪音乐研究》(张鸿懿，2001)、《上海郊区道科仪音乐研究》(朱建明、谈敬德，2001)、《云南大理剑川白族道教科仪音乐研究》(罗明辉，2001)等等。《道乐论──道教仪式的信仰·行为·音声三元理论结构研究》(曹本冶、刘红，2003)是具有现阶段学术代表性的新作，全书分为五章：第一章回顾学术界对20世纪以来道教科仪音乐研究的现状，提出了作者认为适合于研究中国传统仪式音乐的理论概念、定位与方法；第二章以现阶段研究成果为基础，概述各地主要道观的科仪音乐，为读者(尤其是初步接触道教音乐的读者)展现出现存道教科仪音乐的整体格局及地理分布；第三章将道教科仪传统的两大传承系统(全真道与正一道)分门别类，宏观考察其文化生态环境以及派系与道乐之间的关系；第四章从局内(道人)、局外(学者、道外人)对道乐概念的界定以及两者对道乐观认知的角度，讨论道乐自身形态在整体道教仪式结构中的意义，深层次揭示道乐彰显程度与道教理念近疏之关系；第五章运用“地域性风格区域、跨地域性风格区域”的概念，梳理道教科仪音乐的风格系统。
田野考察基础上的记谱整理较为突出的成果有：史新民、周振锡、王忠人、向思义、刘红采录、记谱和编辑的《玉溪道人闵智亭传谱：全真正韵谱辑》(1991)和《中国龙虎山天师道音乐》(1993)。
另外，几部综合性道教文化辞书《道教大辞典》(1994)、《道教文化辞典》(1994)和《中华道教大辞典》(1995)，以及《Daoism Handbook》(2000)，都载有相当篇幅的道教音乐辞条和篇章，填补了历年来道教辞书中缺乏道教音乐项目的空白。
此外，流传在云南省汉、白、彝、纳西等民族之中的“洞经音乐”，经1962年“云南省宋词乐调查小组”赴丽江对洞经音乐进行调查，进而撰写了《洞经音乐调查记》之后，引起了学术界很大的兴趣。国内学术界在对洞经音乐的属性认知上，一般认为其在发展史上曾与道教科仪音乐有过密切的关系，原本是道教音乐的一部分，之后融合了其他音乐而成为现在的洞经音乐。也有认为它根本就是道教科仪音乐。[18]黄林、吴学源在《论云南洞经音乐的社会属性》一文中提出，在具有信仰属性的洞经会活动中所演奏的洞经音乐，应源于道教科仪及科仪音乐，之后融合了其他多种音乐而形成目前所见的“大型民俗性乐种”(1992)。而雷宏安、杨韵笙的《略论洞经音乐组织的历史渊源及其道教特征：兼与黄林、吴学源同志商榷》则认为，通过对洞经音乐组织及其神灵崇拜、宫观建筑、经文典籍、祭品法物、仪式活动、组织形式以及音乐演奏等多方面的考虑，认为不仅洞经组织的起源与道教有关，而且它是从道教上清派之中演化出来的。[19]另一学者则认为洞经音乐的渊源和形成是一种“复合性”发展过程的结果。[20]
坦率地说，相比较于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等几大宗教，道教在社会影响力上略显势弱，但就国内在道教音乐专题性研究方面而言，无论是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还是研究成果的数量，都明显出色于其他宗教音乐的相关研究。这些研究成果的出现，较为彰显的作用体现在，一是部分揭示了为人们所陌生的道教音乐的基本形态特征及其与中国传统文化错综复杂的相互关系；二是在这些研究工作的进行过程中以及研究成果出现之后，启发了道内人士对自身音乐文化的关切和重视，并随之带动一些地方的道教团体和组织，将道教音乐作为一种有特色的宗教艺术搬上舞台，走向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