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八年在“孤岛”上海出版了煌煌二十巨帙的《鲁迅全集》。这是我国现代出版史上的一件重大事情。关于《鲁迅全集》的出版经过情况和它的重大意义，我在一九七八年六月厦门召开的厦门大学、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等九院校《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协作会议上，曾作了一个纪念《鲁迅全集》出版四十周年的书面发言(后刊《厦门大学学报》一九七八年二、三期合刊)，这里不再重述。现在补充一点《鲁迅全集》出版史料。我国著名教育家、卓越的民主战士陶行知(1891—1946)当年受全国抗日救国联合会的委托，担任国民外交使节，在美国访问时，向美国友好人士和华侨开展了推广《鲁迅全集》的征订工作。在中美两国人民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史上增添了新的一页。
许广平同志在一九三八年版《<鲁迅全集>编校后记》中，谈到《鲁迅全集》得到上海和各地的友好帮助，开展征订预约工作时，曾提及“国外方面，美国由陶行知先生推动，购者踊跃”的事实。按，陶行知先生一九三六年七月，和沈钧儒、邹韬奋等曾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联名发表《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要求停止内战，建立统一的抗战的政权，在全国人民中间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是年十一月，沈钧儒、邹韬奋等救国会“七君子”以“爱国有罪”被国民党反动政府逮捕入狱。陶行知恰好出席世界新教育会议，并受全国抗日救国联合会的委托，担任国民外交使节，在国外访问，免遭逮捕，但却又一次遭到通缉。陶行知访问美国时，除努力宣传中国人民的抗日救国主张，争取美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援，发动华侨捐款救国之外，还代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在美国友好人士和华侨中间开展征订预约《鲁迅全集》纪念本的工作。《鲁迅全集》纪念本很是精致，曾由胡愈之同志征得蔡元培、宋庆龄先生的同意，刊印了《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主席蔡元培、副主席宋庆龄为向海内外人士募集纪念本的通函》及《<鲁迅全集>募集纪念本定户启事》，发行了征订纪念本的预约券。这种精制的纪念本分甲乙两种，甲种文字用道林纸，插图用铜版纸，布面精装，书脊烫金，每部五十元；乙种本用皮脊烫金，附有蔡元培题签《鲁迅全集》的柚木书箱一只，每部一百元。
陶行知在美国积极推动征订《鲁迅全集》预约券的，自是这两种精制的纪念本。当时受到了美国友好人士和华侨“踊跃”订购。可惜这方面的具体情况不详。
陶行知先生是在一九三八年八月回到香港。而六月二十四日在海外(是否在美国未能考定)写了一首祝贺《鲁迅全集》出版的诗：
满地荆棘满天云，
前路先生认得清。
点起火把六百万，
照人创造到天明。
热情地歌颂鲁迅先生处身于“满地荆棘满天云”的三座大山统治下，看清历史发展的道路和方向。“点起火把六百万”说的是《鲁迅全集》中鲁迅先生毕生心血的结晶——六百万字的辉煌巨著。陶行知把鲁迅先生的著作比喻为燃烧着的火把，每一个字就是一支火把，六百万字就是六百万支火把。千万支火把汇集成光辉的火炬，照耀着鼓舞着中国人民为创造美好的明天而去战斗，随着鲁迅先生的足迹前进。
陶先生这首诗，后来由郭沫若同志于陶先生逝世半年后——一九四七年三月十日编入《行知诗歌集》。郭老亲自为这部诗歌集前后校读了两遍，并对经过誊录的抄稿，作了一些校正和添改。郭老还为《行知诗歌集》写了一个《校读记》，说明校正和添改的情况。郭老对陶行知的诗有较高的评价，《校读记》上有这样一段值得我们学习的话，郭老说：“校读了陶先生的诗，委实使我心悦诚服。他不仅是开创时代的哲人，而且是一位伟大的人民诗人。陶先生的诗，不仅量多，而且质好。一些看不起民歌体的自命诗人或许会藐视这里的大量的歌谣成分吧，但这正是陶先生之所以伟大。……主要的原因：就是他的人民意识觉醒得比任何人快而且彻底。”郭老最后还把陶先生的诗总括为一句话：“这是一部‘人民经’，它会教我们怎样做诗，并怎样做人。”郭老的一番有心话正是意义深长。陶先生四十年前远离祖国，在海外写的这首祝贺《鲁迅全集》出版的诗，也正符合郭老对他的诗的高度评价，也可以说是我们纪念《鲁迅全集》出版四十周年的一则有意义的诗话。
随着中美外交关系的正式建立，我期待友好人士能将四十年前陶行知先生在美国推动《鲁迅全集》征订预约工作的史料发掘出来，使这一件记录中美两国人民友谊和文化交流的有意义的历史事实丰富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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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记：本文中有关陶行知先生遭国民党反动政府通缉去国外访问等史料，系参考《陶行知先生纪念集》(一九四七年版)和一九七八年八月中华书局出版的《民国人物传》第一卷内宗志文的《陶行知》一文。由郭老编校并写《校后记》的《陶行知诗歌集》，于一九四七年四月由上海大孚出版公司初版，同年十一月二版。由于陶诗都是抄录稿，校对印刷间有出错。该书第313页诗题印作《<鲁迅全集>出版祝》，疑有抄误、校误，按通常用语，应是《祝<鲁迅全集>出版》，所以我在文内没有写明诗题。
1979年1月记于浦江西岸
丁景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