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你皱着眉头说：“诗的路子越走越窄，几乎日暮途穷，百无聊赖；打个不客气的比方，这几十年不过是一片空白。”说着，你又搓起了双手：“知道吗，而今崛起了新的一代，他们在向诗的传统挑战；那片空白将由他们来填补了……”
果然，你讲出了一点事实。但事实象月亮一样：初一咏它是个钩，十五咏它是个圆盘；至于它的背面，除非宇航员，谁也莫名其妙。你既讲了诗的“初一”，让我也来讲讲它的“十五”；至于它的“背面”，留给精神界的宇航员去探讨吧。
你所说的“诗”，当然是指区别于旧体诗的新诗，也就是“五四”以来摆脱传统格律束缚的各种自由诗。大半个世纪以来，新诗跨过了风花雪月，幽径芳草，又历尽了枪林弹雨，惊涛骇浪，虽说秋霜满脸，却已饱经世故，照说应当更能体贴人民的情愫、传达人民的心声了。想不到老境颓唐，每况愈下，到处看脸色，不是嗤鼻，就是撇嘴，新华书店卖不出去，图书馆借不出去，真有点“奉送一百块大洋也没人要”之概。然而，新诗的不景气久矣夫，又岂自今日始？“四人帮”时期不说了，“十七年”又如何呢？难道不正是“四人帮”倒台以后，新诗才稍稍缓过气来，微微发出了一点声音吗？难道不正是到了今天，勇敢的“小草”们才恢复一点光合作用的本能，开始低声歌唱起来吗？但是，同其它文学品种相比，新诗的境遇还是够惨的。象西方童话里的灰姑娘一样，——不，象寒碜的蓖麻一样，它凭借自己的生命力，散生在山坡上，田塍上，跟正牌的五谷简直不可同日而语。
不能不令人想起烽火连天的抗战年月。那时不论在解放区还是在大后方，不论在延安还是在重庆、在桂林，新诗同祖国、同人民共命运、共呼吸。人民需要诗，在寻找诗；诗需要人民，在表现人民。诗是重炮，是轻机枪，是匕首，是手榴弹……和人民一起参加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庄严行列。
不能不令人想起当年的诗人艾青。那时，即使在再低沉的政治气压下，只要什么刊物发表了他的新作，他的读者(多么可爱的青年读者啊！)无不奔走相告：今天读到了他的《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我一口气念完了《火把》——我背得出《假如我是一只鸟》——不，还是《向太阳》好……
难道只有艾青一个人？当然不。还有比他年老的，或者比他年轻的；有跟着他学步的，或者同他唱反调的；有写得同他一样好，甚至在某些方面写得更好的……。但是，诗人艾青是那个时代的领唱的歌手，他的一重唱引起了千万重的大合唱。那是怎样一副令人激奋的景象啊！诗人艾青在为他的读者写作，他的读者在期待、在催促、在祝祷他写作。诗人有幸找到了他的读者，读者有幸找到了他们的诗人。
而今天，谁来关心一首诗的发表呢？谁来关心一个诗人的成长、病痛和衰老呢？一首诗再好再坏，在社会的池塘里简直激不起一圈涟漪或一颗泡沫。当然，也有些诗人在勤奋地写作，他们的勤奋也不会不感动一些读者。一些青年读者凭借自己对于诗的朴素的直觉，在新诗园地里摸索、寻找，也不会找不到偶然同自己的情愫相适应的娇花嫩草。然而，整个说来，饱经沧桑的读者对于新诗是失望的，失望之余便是厌弃和冷淡。今天诗人的遭际怎能同当年的艾青相比呢？就是今天的艾青，也未必比得上当年的诗人自己(难道不是这样吗，艾青同志？)。
诗为什么这样凋零？诗的园地为什么这样萧索？难道生活里就再没有诗？难道张志新、遇罗克就不是你的姊妹兄弟？难道官僚主义就不需要你“象狼一样去把它吞噬掉”？难道人民的苦难、祖国的新生就引不起你的灵感的火花？诗人啊，为什么只有一株或几株小草在歌唱？
要回答这个问题，真比猜斯芬克斯的哑谜还难。但千万不要去向一贯敌视新诗的反对派求教。他们除了召唤金丝鸟重新回到笼子里去，除了召唤新诗向旧体诗的声韵格律投降，实在没有任何高见。麻雀诚然是丑陋的鸟类，它论声论色比不上画眉、黄鹂，但它却有后者怎么也比不上的一种酷爱自由的天性，它宁死不屈，也决不肯在笼子里载歌载舞，以换取生存的权利。新诗从没有一概否定旧体诗，它将努力继承一千多年中国诗的光辉传统，但新诗在文学史上体现了诗体变革和进化的规律，它将永远在自由而广阔的天空飞翔，决不回头。
然而，新诗今天的确遇见了危机。新诗的危机不在于摆脱了旧体诗的束缚，不在于不符合一部分人的胃口，更不在于缺乏与生俱来的生命力。让我们离开那些反对派，超脱他们的怜悯和轻蔑，认真地进行自我批评吧。
还是来谈艾青。诗人艾青之为一代诗风的代表，老实说，除了他个人的才能和成就，还少不了一批爱他、懂他、睁着惊奇的眼睛期待他的文学青年。须知，正是这些读者的敏感的心灵，为诗人艾青准备了精神的土壤，使他的灵感得以象种子一样播撒开来，不断地绽放出新的花朵，反过来把他已有的成就衬托得更加鲜艳。设想没有这样一批读者，让诗人一个人在沙漠里呆着，他能写出什么来呢？他除了披发大叫，以泄郁愤，又怎么写得下去呢？艾青之为艾青，难道不正因为他有一批知心的读者？不正因为这批读者通过自己的审美感觉，延长、扩大和普及了他的创作灵感吗？这里用得着一点美学理论了：美感正是美的客观性触发了审美者的主观性而产生的。裴多芬的交响乐对于非音乐的耳朵是不存在的，艾青的诗对于当年一些纸醉金迷的发国难财的市侩们也是不存在的。然而，贝多芬的交响乐对于音乐的耳朵确是真正的艺术，艾青的诗对于当年那批可爱的青年读者也确是真正的艺术。回头来看今天，唉，诗人们的读者在哪儿呢？他们早已不欢喜诗，纷纷离开了诗人，去寻找荒诞的故事、离奇的情节去了；他们对于情绪、情感、情操都失去了兴趣，任你低吟高歌，莺啼虎啸，都引不起他们的欢喜、愤怒和悲哀。马克思说过，诗人需要亲切的抚爱。①今天的读者对诗冷淡到家了，这叫诗人的日子怎么过？……
青年读者也许会抗议：什么，我们对诗冷淡？！我们需要诗，期待诗，在到处寻找诗啊。可是，什么叫做诗，老师在学校里从没给我们讲过。我们从小都没见过诗，老师自己就讨厌诗，更叫我们怎能欢喜那些分行的散文？
老师会觉得委屈：责任怎能推到我们身上来？君不见大大小小的报刊，特别是富有权威性的大报副刊，成年累月发表一些绢花似的小玩意，似是而非的小警句，从没认真想到有责任为诗的复兴出一臂之力。正是这种无言的提倡和推广，使得一批批假诗、丑诗、坏诗充斥市场，把一代青年的胃口彻底败坏了，叫我们有什么办法来保护他们品尝真诗、美诗、好诗的味蕾？
报刊编辑也会耸耸肩，摊开双手：我们不过为人作嫁，量体裁衣，能有多大能耐？难道批评家不比我们更应承担责任？——可不是，哪个批评家认真严肃地研究过诗，更不用说整个诗人了。多少年来，就按“两个标准”办事，而且“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照说，真正运用政治标准的批评，也完全可以写得扎扎实实，有血有肉，于作者读者都有教益，卢那察尔斯基批评马雅可夫斯基和布洛克就是例子。但象这样既严峻又亲切地帮助作者的批评家，我们又哪里碰到过？相反，我们的“政治标准”的概念狭隘而简单：任何作品都只属于“两家”，不属于“资产阶级”这一家，就属于“无产阶级”那一家，“两家”之间似乎矗立着一堵老死不相往来的高墙。结果，“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的批评变得不是残酷的审判就是肉麻的捧场，诗人变得不是屡教不改的惯犯就是初登龙门的新贵，甚至在同一个诗人身上，还会发生朝戴桂冠暮负荆的奇怪现象②。——这样的“批评”多年来对于我们可怜的诗人，试问有过什么教益啊。至于另一个“标准”，本来就和政治标准不可分割的“艺术标准”，则莫名其妙地形成一个危险的禁区，连最勇敢、最有权威的“批评家”都望而却步，变成和诗人一样可怜的懦汉。哪个“批评家”真正是个批评家，既不审判，也不吹捧——而是和诗人站在一个台阶上，作为他的诤友，同情他的甘苦悲欢，指点他的得失成败，预示合乎他作为诗人的发展规律的前进方向，同时帮助读者真正成为诗人的知己呢？还是来说我们的艾青吧，几十年来有哪位批评家认真研究过这位杰出的诗人③，研究过创作规律在他身上发生作用的有机形态：研究他怎样从三十年代的“现代派”开始，通过同人民相结合，开创了一代的新诗风；研究他的作品怎样获得那么巨大的形象力，字字深入人心，没有一点废墨；研究他的成就决不单纯在于技巧，而在于贯穿整个创作过程的对人民、对祖国的热爱，在于诗人把自己和人民打成一片的高尚的情操；进而研究同一位诗人又如何饱经忧患，逐渐变得衰老，……再也写不出当年那样激动人心的诗篇来？
于是，批评家会咆哮起来：住口！你胡说什么？！别看批评在指手划脚，它永远只能跟在创作后面。没有伟大的创作，不会有伟大的批评，连这点文学史常识都不懂？看看你们新诗人，先天不足，后天失调，论文化素养比不上古代和外国的同行，论创作艰苦比不上同代的戏剧家、小说家，到今天仍然只会用新式的老调吟风弄月，伤春悲秋，或者难得到了国内外什么名胜地，忍不住写几句“到此一游”之类，和祖国人民目前的大痛苦、大愤怒、大欢喜、大希望有什么相干，有什么相干？这难道不是事实，又是“帽子”、“棍子”吗？
可怜诗人只会歌唱，不善雄辩，他面对义正辞严的申斥，只好眼泪汪汪，哑口无言，手足无措了。
然而，更大更真的事实是：多少年来，我们的“灰姑娘”不知是什么缘故，被挂上了“小资产”的黑牌子，到处受歧视，到处受排挤。到了“四人帮”当道，真正的诗更是在惨酷的政治炼狱中受尽诬蔑和虐待，几乎完全失去了生存权利。在那个有诗就有罪的时代，哪个读者敢读它，哪个老师敢教它，哪个编辑敢发表它，哪个批评家敢推荐它？倒真是“四人帮”倒台以后，诗才稍稍缓过气来，微微发出了一点声音。
然而，诗偏又是最娇嫩的，最经不起摔打的。“四人帮”摧残了百花，受伤最厉害的却要数诗，特别是抒情诗。小说、戏剧尽管同样蒙受打击，它们凭借客观叙述的手段，还能利用性格和情节争取和恢复读者的信任。唯独诗，它的主人公就是诗人自己，诗人必须直接面对人生，面对现实，代表人民同一切恶势力作斗争。如果不能放声歌唱，就只有哑然失声：这正是诗人的命运。
今天，我们的祖国又在经历一个脱胎换骨、方生未死的历史时期，人民在党中央的领导下进行更艰苦的新长征。诗人必须歌唱，为人民歌唱，和人民一起歌唱……。是的，小草们歌唱起来了，嫩绿的诗芽破土而出了。但更多诗人的嗓子却怎么也高昂不起来，吞吞吐吐，欲说还休，使读者失望，使人民伤心。——不妨解放一下思想，敢问一个过去想也不敢想的问题：开国三十年来，出现了一批又一批的诗人，其中颇不乏才华照人、出类拔萃之辈，为什么一个个都停滞在各自的高原期，很少再向前向上跨进一步，有的人甚至倒退以及搁笔？这种不合理的衰飒现象，似乎不能简单地诿之于过火的政治运动或生硬的领导作风，恐怕还有更深刻的历史原因和理论原因吧。
诗的遭遇也许真象一个月亮：它的背面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得，得，停止你伤感的独白吧。且看新的一代正在崛起，他们正在向传统挑战，他们要挣脱一切束缚，他们义不容辞要填补那一大片可悲的空白。”
请原谅，我孤陋寡闻，没有充分理解你的意思。但，在燠热而沉闷的斗室里，我确已闻到一股新鲜的湿润的田野气息。是他们吗？是他们吧。他们的作品，我读得不多，但也不少。人贵诚实，我必须承认，读了几首，实在感到惊喜。可是，张三李四在议论了：他们的诗读不懂……。
果然，最近还听说诗坛上发生了罕见的争辩——好极了，就是辩得脸红脖子粗，也比万马齐<SPS=1161>的局面好十倍。各抒己见吧，不要一听见不同意见，就摆出正统的架子，视对方为异端。争辩下去，把意见都摆出来，说不定会有奇迹出现——甲方说：你们的诗读不懂！我们不需要！乙方说：你们读不懂，自有人懂得，你们的儿子会懂得，你们的孙子会懂得！
如果我可以插嘴，我真不懂得诗怎么可以这样来讨论。难道诗真的需要“读懂”吗？难道又真有“读不懂”的诗吗？诗的基本因素是感情，不是哲学概念，它首先要求和读者的同质的感情发生共鸣和交流，而不要求读者利用理性的武装来“读懂”它。诗的欣赏过程对于读者来说，也就是主动挥发自己的同质的感情，向诗人的呼唤发出回响的过程。这个过程实际上是读者在想象中重复以至扩充诗人的创作活动的过程，是读者自己变成第二个诗人的过程——这时，读者和诗人在感觉、感情以至整个感性的创作活动中合而为一，其深刻程度又岂是一般所谓“读得懂”这种冷淡的机械的被动关系所能比拟的呢？因此，读者首先不用感情而用理性来读诗，或者诗人写诗，不是争取而是拒绝、不是胜任而是无能同读者的感情发生交流，应当说都违反了诗的基本功能。
然而，崛起了新的一代诗人，毕竟是可喜的现象。他们在“四人帮”造成的精神废墟上成长起来，深刻感受到人民的苦难，要用自己独特的艺术手段把人民的喜怒哀乐表现出来，无论如何是值得欢迎、值得鼓励的。一个诗人就是一颗种子，只要落进了适宜的土壤，就会自己生根、发芽和开花。因此，用不着吹捧他们，也不要责难他们，让他们写下去吧，即使是被认为“读不懂”的诗，也让他写下去吧。他们的诗之所以“读不懂”， 我看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人们多年养成的非诗的读诗习惯和它们不相适应的缘故。即使他们有癖好，坚持按照自己的艺术特点来写“读不懂”的诗，我斗胆说一句，这未尝不也是对于人们多年来恣意蹂躏艺术创作规律的抗议。你虐待了诗，诗就要报应，不是吗？
然而，“读不懂”的诗流行开来，又毕竟是一时一地的一种自发势力的表现。特别希望一些理论家们读读中外文学史，不要只看新诗人们在成长过程中偶然出现一些共同点，就把他们生硬地纳入理论家自己杜撰的什么流派。诗人善变，他不甘心停滞，他永远在探索，在探索中创新，到头来他会以自己也无从预测的发展，使理论家们张口结舌的。倒不如老老实实，和新诗人们一起研究一下诗的本质问题，会更有意义。
中外文学史一致证明，诗始终是人类感情的交流工具之一，本无所谓“读不懂”的诗。屈原、李白、苏东坡；歌德、拜仑、惠特曼；以至当代的艾青、桑德堡、聂鲁达——哪一位又是读不懂的诗人呢？中国虽早有“诗无定诂”的说法，也未必是说诗要“读不懂”才好，毋宁是说对于诗可以有多种感受的方式，这倒是符合诗的本色的。某些传统的诗学家认为，诗必须对现实作出合理的解释，一首好诗必须具有连贯的散文意义，才能把诗人的微妙的感受传达给读者。这个说法也许有嫌迂腐吧，日本籍美国学者小泉八云则提出了一种“赤裸的诗”，他宣称真正的诗、依仗本身诗意而存在的诗，是可以通过任何语言翻译而不变味的诗。同时，另一位美国诗人罗伯特·弗洛斯特却说：一首诗是真是假，如有怀疑，试翻译一下看：能翻译过去的都是散文，剩下来的才是诗。这两种说法貌似相反，实际上都只说诗有其独立的存在，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并不完全依附语言而存在。不论你同意不同意(我个人偏爱小泉八云一说)，他们都没有主张诗的不可解(“读不懂”)。
从十九世纪末叶起，西方陆续出现了法国的象征派、英国的意象派、德国的表现派……尽管各有一套宣言，却一致认为诗作为一种语言结构，是一个以想象为现实的圆通自在的宇宙，只用暗示而不用直接陈述来传达印象，因此才有诗越是读不懂越好这一说。这些流派在西方反对了新古典派和高蹈派的僵硬诗风，开拓了新诗的领域，共同形成一个反传统的潮流，其成就和功绩也不是可以一笔抹煞的，它们的作品也未必绝对不可解。即使是在弗洛伊德学说影响下产生的超现实主义，第一次大战以后出现的达达主义，以及第二次大战以后出现的“黑色幽默”，即使它们怎样宣传超理性、超传统，只依仗梦中的想象……那些作品也未必绝对不可解。从词法上看，它们有意混淆词的意义，抹煞感官对象的固定属性，用颜色形容声音，用音量形容气味；从句法上看，它们有意割断“意象”之间的联系，不用“虽然”、“如果”、“因为”、“但是”等连接词；推而广之，把所有语法规律扫地出门，从根本上否定莱辛在《拉奥孔》中所确立的界限，到头来便真象梦幻者一样，只凭大脑皮质的几个兴奋点来反映世界了。
如果说存在的就是合理的，所谓“读不懂的诗”不正是西方知识分子的个人主义传统在资本主义异化社会中日益支离破碎的鲜明反映吗？又有什么读不懂的呢？又有什么需要读懂的呢？然而，在人民和反人民、民主和反民主长期反复激战的中国，这类诗却决没有相应的土壤。二十年代也曾一度出现过“读不懂的诗”，出现过“你听不着就该怨你自己的耳轮太笨或是皮粗”的“音乐”，然而一切如过眼云烟，早已什么也没有留下，只留下了鲁迅的绝妙的戏拟：
“……慈悲而残忍的金苍蝇，展开馥郁的安琪儿的黄翅，<SPS=0143>，颉利，弥缚谛弥谛，从荆芥萝卜玎<SPS=0910><SPS=0664>洋的彤海里起来。Brrrr tatata tahi ta1无终始的金刚石天堂的娇袅鬼茱萸，蘸着半分之一的北斗的蓝血，将翠绿的忏悔写在腐烂的鹦哥伯伯的狗肺上！……”①
你不懂吗？“怨你自己的耳轮”吧。——不过，鲁迅这里不仅是在开一些诗人的玩笑，更是在从事争取文艺人民化的严肃斗争。这里援引鲁迅的这段戏拟，也并没有借古讽今的意思，而是衷心希望今天的新诗人们，能关心这场远没有完结的严肃斗争。
“五四”以来的中国新诗按照文学史的通例，摆脱了旧体诗的格律的束缚，一开始就用普通白话直抒胸臆，努力争取表达人民大众的思想感情；直到三十年代后期，它才在民族革命战争中走上了真正与人民相结合的广阔道路，逐渐形成一个坚实的战斗传统。这个传统包括两条战线的斗争：一方面，它以人民的喜怒哀乐为喜怒哀乐，排斥一切个人主义的、脱离人民的伤感，抵制一切反人民的思想逆流，把自己放进了人民革命斗争的行列；另方面，它伸出敏锐的感觉触手，在生活的矿山中探寻诗的素材，以朴素、明朗而丰满的意象来反映人民的生活和斗争，排斥和抵制一切形式主义的、与生活绝缘的假嗓子和雕琢气，把自己放进了世界进步艺术斗争的行列。中国新诗的这个战斗传统随着民族革命和人民革命的发展日益壮大，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即使在“四人帮”统治时期，这个传统受到了堵塞，几乎呈现枯竭的状态，但实际上它并没有真正枯竭，仍然在艰苦地潺潺向前……
“挑战”？中国新诗的战斗传统敢于接受任何挑战。一个公民愿意诚恳地忠告新诗人们，你们从人民中来，必须记住自己是人民的歌手。你们要为人民歌唱，必须继承、开拓和发展这个光辉的战斗传统，而决不应当同它相背弃、相决裂。愿你们以大智大勇的姿态，黄钟大目的声音，把中国自由诗的成就推向新高峰，创作出无愧于祖国人民殷切期望的优秀诗篇来。
“嘿嘿，你开头一段自怨自艾，倒还是点真情流露；怎么一同我们谈话，就不由得老腔老调，装腔作势，教训起人来了？老实说，你刺刺不休的那个‘传统’，在我们看来，不就是一大块空白吗？”
岂敢，让你产生这个印象，真有点遗憾。我并不奢望，经过一番争辩，真会出现奇迹：我竟然说服了你。不过，记得法国十八世纪思想界的怪杰伏尔泰说过，“我完全不同意你的意见，但我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来保卫你发表意见的权利。”我想，你还不至于因为他是个资产阶级，就在这一点上同他“对着干”。在我们伟大的祖国，人民大众经过“史无前例”的教育，“百花齐放”不但是应当的和可能的，而且已经是不可逆转的历史的必然。那么，在文艺创作领域里，让各种流派、各种风格各持己见，各行其是，在相互切磋中由未来的实践去检验吧。为了便利你的批驳，我愿把几点微意综述如下：
首先，请允许我尊重历史，尊重“五四”以来的新诗成就，暂时回避了你的“空白”说——附带也讲句老实话吧，“空白”说尽管口气很大，实则并无新意，它不过是历来一切欢喜自我作古者的幻想游戏。
但我决不满足现状：新诗目前的确面临“信任危机”，这个危机的起源是复杂的，一言难尽的。对于诗人自己，只有面对现实，拿出勇气，不断创新，才能前进。
我却不悲观：新诗本身有与人民同命运、共呼吸的生命力，一定会从人民的新斗争、新胜利不断汲取新血液。
我更不迷信和盲从：一定要为从人民中来的深厚的艺术内容、为到人民中去的优美的艺术形式而斗争。千篇一律的诗、一览无余的诗，以及同人民格格不入的诗，存心让人“读不懂”的诗，决不是我们的方向。
我倒有坚定的信心：诗必须是诗，必须是人民的声音，朴素、自然而明朗的真诚的声音。诗一定会胜利，新诗的战斗传统一定会胜利！小草在歌唱、大树也将歌唱的诗的复兴时代一定会到来！
(一九八○年十一月)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第474页。
② 记得一位诗人偶然“望”了一下“星空”，就闯下了“把伟大的祖国同死寂的太空相比”、“发泄个人主义怨气”的大祸。
③ 关于艾青的评论不能说一篇没有：三十年代有过胡风的《吹芦笛的诗人》，四十年代有过吕荧的《人的花朵》，五十年代又有过一些评价完全相反的“诗话”……。
④《集外集·“音乐”？》
绿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