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波特今年三十七岁。自从十二岁进入少年罪犯教养院开始，他的一生只有九个半月的逍遥自由。他在全国各地著名的联邦监狱中都居住过。这类特殊的生活经验显然与他的童年时代有关。阿波特的母亲是一个当妓女的华裔妇女，父亲是一个爱尔兰裔的大兵。他出生之后，被父母遗弃，一直受陌生人领养，没有正式的家庭生活。在美国，这样出身的儿童，很多的在未成年前就犯法出事。可是他有写作才能，却是相当的罕有。
经过长时期的监狱生活后，阿波特终于在新书出版时，经文学界著名人士的担保而假释出狱。替他担保的人士除了梅勒以外，还有《纽约书评》(New York Review of Books，著名文学批评杂志)主编劳勃·西尔伐斯(Robert Silvers)与兰登书局编辑埃洛尔·麦唐诺(Erroll McDonald)。
阿波特怎么会与梅勒相识呢？可以说是完全碰运气。他在狱中性喜阅读，有次在杂志上读到梅勒正在写作《刽子手之歌》一书，他就写信给梅勒，自告奋勇愿意供给监狱生活的材料。《刽子手之歌》的主角茄瑞·盖尔摩(请参阅本刊总第十三期拙作《所谓“非虚构小说”》)恰也曾在阿波特受监禁的一个监狱中拘留过。这里且看梅勒在《在野兽的腹腔中》序言中的叙述：
“做作家的每年可收到数百封陌生人的信。通常他们都要作家帮忙阅读他们的作品，或替他们的生活史写故事。可是这封信却相反的要教导我。阿波特说，他要警告我，很少有人知道监狱内部的暴行。他说，如果我有意的话，他可帮我阐明盖尔摩的囚犯生活的某些要情。”
好奇心被引起后，梅勒就开始与阿波特通信。他发现了这两个囚犯的一生生活很有类似点。他们都是自幼失家而犯法，在监狱中过活。梅勒说阿波特自有其作风，在信中所形容的监狱生活，极其生动。经过二年通讯后，阿波特的来信积达了一千余页。梅勒说：“我发现信的内容非凡异常，大大的帮助了我对盖尔摩的了解。此外，他的写作才能也予我以深刻的印象。”
梅勒因此挑了几封信寄给《纽约书评》主编西尔伐斯。西尔伐斯也同样的表示惊服，特别是因作者没有受过正式教育。他所选登的有一段是论及大自然的，选译如下：
“……阿特兰太〔联邦监狱〕也给了我一些别的东西。那是最好的——我一生中的首次对大自然的经验。晚饭后我往往单独的到大围场去<SPS=1668><SPS=1658>，那是我在阿特兰太监禁生活中最好的一些片刻，也可能是我整个苦生中的最好的一些心灵上的经验。白天的炎热已渗入浓而潮的地面，围场中一时充满了似乎所有囚犯都需要的宁静。我最多只看到几个寥寥可数的囚犯在围场中，可是他们只不过是远远的、慢慢移动的人影。薄暮渐渐下降，形成灰色与紫色的色彩，好象将天空拉下来与地球作接触，将我也吸收在它的大怀抱中。我记得我被包在香暖的木兰花、桃花之中；在黄昏逐渐落入整个监狱围场之时，丁香花的潮湿香味渗透了空气。我觉得全身干净，好象一个婴儿。我从来未想到有这类黄昏的存在——这类绝无生锈钢铁气味、水泥灰味的黄昏；这类刺激眼睛的干燥而疲倦的黄昏。”
阿波特对大自然的这种感受，自然同他经受过多年艰苦的囚犯生活分不开。阿波特的多年囚禁生活使他几乎到了中年才发现生活有这种美点。他于八岁开始，进出于陌生人领养的家庭、少年犯罪教养院，到十七岁时因开空头支票而被判刑五年。在狱中因与其他囚犯争吵动手杀人，又被加刑十九年。从十二岁开始，他只有九个半月的自由生活，包括六星期的逃狱。正如他所说：“我在狱中关了这么久，自由对我好象是一个常人幻梦中的天堂。”他的性格倔强，在狱中从不向人低首，曾屡受单独监禁，一共达十四年之久。这类监禁室被囚犯称呼为“洞”，没有光线，房中空空如也，倾斜的水泥地中间开了一个排水洞，尿粪就在这里排泄，其臭无比。食物供应也少，有时一关六个月，就使他长期的饥饿。阿波特说，他有时捉了蟑螂，裹在面包中吞下肚子充饥。
阿波特也形容美国监狱看守对待囚犯的残忍。看守们以法律权威为后盾，对囚犯们任意欲为。为了自卫起见，囚犯当然也被训练成为凶手，互相残杀。关在这类牢狱中，等于是被处死刑。囚犯们就是在睡觉时也要小心翼翼，以防被人暗算。阿波特曾数度眼见狱中的凶杀，用生动笔调详细描述这类血淋淋的情景。由于这类杀人事件难得受到监狱当局调查，阿波特深信看守们与管理监狱的官吏其实是“要我们互相残杀”。他说在某一个联邦监狱中他被监禁期间内，至少有三、四十个受刀伤的尸体被发现。
在这类环境下度过他整个的成年生活，阿波特对社会制度的恶感是免不了的。他的白黄两个种族的混血，更在狱中引起各种偏见。看守们对他特别憎恨，某次将他与狱中最凶暴的黑人回教徒(Black Muslims)关在一起，目的是希望他会与黑人囚犯打架而被杀死。可是他有生存的毅力，连最凶暴的囚犯也让他一分。
他在狱中的自我教育包括读柏拉图、黑格尔、康德、陀思妥也夫斯基、萨特(Satre)、卡缪(Camus)、莎士比亚等名家作品。阿波特在他的书中说：“有关哲学思想的书籍，我几乎无书不读。”监狱当局能容许他自由读书，也是一件好运气。他甚至读过马克思、列宁的书，并且自称为“马克思主义的信徒”。他对苏联佩服得很，没有理会到苏联的假道学，它已经蜕变为社会帝国主义，这说明了他究竟有多少马克思主义。
美国的囚犯作家，阿波特并不是第一个。二十余年前，有一个因强奸杀人而被判死刑的囚犯，名卡瑞尔·却斯门(CarylChessman)曾在狱中著了四部书。此人于一九四八年被判入狱，自学法律，因著书成名，引起世界文学界的左翼人士注意，死刑曾被延迟几次。但终于一九六○年五月二日被处死，曾经引起世界各地左翼文学人士(包括萨特尔与罗素)的抗议。
另有一个名叫埃德加·史密斯(Edgar Smith)的囚犯作家，于一九五七年犯强奸杀人案而判死刑。他也在狱中自学法律。他的思想保守，在狱中订阅了保守主义刊物《国家评论》(NationalReview)。该刊主编人著名右派作家威廉·勃克莱(William F.Buckrey)与他通讯交友，相信他是被诬入狱，雇了律师将他保释出狱。史密斯也有写作天才，出狱后出版了四部书，并由勃克莱介绍，在各报刊杂志发表文章。他的一九五七年的罪名是奸杀一个十五岁少女，但一口声言他是清白的。勃克莱完全相信他的人格，与他交了好友。可是好景不常，劣性难变，三年前他又因强奸一个少女被捕入狱。这次勃克莱只好脸红的承认自己看错了人。
却斯门与史密斯虽然会写作，但在文学水准上评价不高。阿波特的才能比他们优秀得多了。世界文坛上真正有高度艺术成就的两个囚犯作家都是法国人：弗朗索瓦·维朗(Francois Villon)与让·静乃(Jean Genet)。现在梅勒与美国文坛人士就把阿波特与这二位作家相比。
《纽约书评》将阿波特信中的几篇短文发表后，也曾请他写过一篇有关囚犯生活书籍的评论。这些作品马上引起兰登书屋编辑麦唐诺的注意。《在野兽的腹腔中》一书就是从阿波特致梅勒许多信函中的材料所选出编成。阿波特的信中也谈论到国际问题，编辑认为这些见解肤浅得很。受重视的乃是他对囚禁生活切身经验的描写。
阿波特被保释出狱后，现在避免惹人注意，隐姓埋居。梅勒已愿给他一个职业，请他整理梅勒本人的写作材料。《纽约书评》的西尔伐斯与兰登书屋的麦唐诺也愿意替他找职业。西尔伐斯说：“以他的智力与才能，他应有一个重返社会的机会。”梅勒说阿波特不但有写作才能，也对物理学有兴趣；以他的高度智力，一定在社会上有成就。
一九八一年七月十七日于纽约
〔作者补记〕写完此文后，正要将它付邮之前，七月十九日的《纽约时报书评》周刊发表一篇长达四千字的书评，把《在野兽的腹腔中》称扬为美国监狱文学中一部最热切认真的作品。
时报书评杂志的佳评当然更替作者扬了名，可是七月二十日时报的一则社会新闻却更大大的震惊了文学界。据这则新闻报导，阿波特于七月十八日清晨在纽约一个餐馆中与一侍者起争端，拔刀将侍者刺死，逃之天天，正在被警局追捕中。
作家梅勒与《纽约书评》编辑西尔伐斯吃惊得说不出话来，无法向采访的记者作答。
难道阿波特走了埃德加·史密斯同样的道路？难道他的行为证实了中国一句老成语：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纽约通讯
董鼎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