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让君这本书的选材、立论，颇有新颖之处。历史研究，不妨视野广阔一些，思想活泼一些，否则很可能成为“拿在手中的鸟”那般，缺乏生气。
就本书的选材来说，作者主要是大量利用了教会、传教士、移民、侨民等等的档案和私家材料；就立论的角度来说，他是从世界史(其实是西欧史)的背景出发，阐述中国近代的变化。他又预为说明，日本、俄国在二十世纪后对中国的影响很大，当另行著书论述，那就让我们待之于他日吧！
一般而论，叙述中外关系，往往侧重于战争、条约、外交等官方活动。这本书论述的重点(甚至可以说全部中心)放在传教士、留学生、侨民的相互关系及其所起的影响上，而及于社会的变化。这是这本书的第一部份的内容，共四个章节。以上种种势力，在近代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也显现在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中，例如中日战争、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宪法和法权、外贸与洋务；妇女地位和家庭变化。以上所述共五个章节，是这本书的第二部份的内容。
这样，就丛书之标之为“社会史”就很合题了。
研究中国近代史(也包括其他历史)，往往对分期问题会感到浓厚的兴趣。我看这个问题可以谈一谈，但似不宜太多化精力，问题在于用具体的历史发展过程来加以论证，或加以修订。陈志让君的这本《中西关系》，我是把它当做中国近代史来读的。但是首先关于近代中国的起迄，就与我们习用的不同：起于一八一四年蔡高第一个受洗为基督教徒，迄于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的爆发。我看各人所见不同，就陈志让君来说，他是从世界史(或西欧史)的角度来考虑的。一八一四年拿破仑失败，“神圣同盟”建立，维也纳会议召开，欧洲恢复了“和平时期”，那所谓“和平”就意味着向海外扩展了；抗日战争，已有不少人认为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除此以外，他又以蔡高之受洗(其实两年之后，一八一六年就有阿美士德出使来华)这样一件毫不引人注意的事为起点，而以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为终。他认为对日作战是中国的全民战争，这是很可取的见解。这样，陈志让君就保持了他的著作的第二个特点：从民间、社会阶层的变化来研究近代中国的历史发展。
作者说：“要是你单单从政治、经济的角度来研究观察近代中国，那你会感觉到近代中国恹恹无生气，仿佛是一个‘已经麻醉了上手术台等待开刀的病人’，一旦你深入到底层，那‘风气’，那‘民气’正是‘跃跃欲试，生机勃勃’。这是很有热情的学术情愫。
英籍学者陈志让君的故乡是四川。抗战期间在昆明西南联大、重庆南开经济研究所学习，一九四五——一九四七年在燕京大学教经济学。一九四七年进伦敦大学研究。近几年来，他写了几种有关中国近代史的著作，从社会经济的角度进行研究，颇具创见，很有特色。两次出版的《袁世凯传》，中、英文同时出版的《军绅政权》，我们都熟悉。作者具有经济学学养，对于探讨近代中国历史的发展过程，具有优越的条件。他自己说过自己的学术道路是：从经济史，到政治军事史，到社会经济史，道路逐渐拓展，问题也剖析得日见深入。就我所知，他还写诗，还有一手好书法。(China and the West.by Jerome Chen，Hutchinson ＆ Co.1979.488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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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