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的忧郁》初版于一八六九年，收散文诗五十首。这些散文诗写于一八五七年后的七、八年间，在结集出版前曾陆续发表在报刊上，毁誉不一。散文诗并非自波德莱尔始，但波德莱尔确是第一个把它当作一种独立的形式，并使之臻于完美而登上大雅之堂的人。
在人们的印象里，巴黎一向是灯红酒绿，纸醉金迷，洋溢着“欢乐”的“花都”，若说忧郁，冠之于雾都伦敦的头上似乎尚可，可波德莱尔偏偏写了一本《巴黎的忧郁》，这不是跟《恶之花》这形象一样地令人惊异吗？况且竟不是诗，而是什么“散文诗”，在一般深受笛卡尔主义熏陶的法国人心目中，诗与散文，譬如水火，本是对立的东西，举凡思想、感情、行为、言语、意境、形象、画面，非诗即为散文，反之亦然。故散文诗一词，也象“恶之花”一语，令人感到迷惑，不可接受。仅此两端，《巴黎的忧郁》就独树一帜，不同凡响。
波德莱尔曾经说，《巴黎的忧郁》“依然是《恶之花》，但是具有多得多的自由、细节和讥讽”。说它“依然是《恶之花》”，是说诗人依然要“从恶中发掘美”。他在卷首的献辞中明确指出，这些散文诗是要“描绘现代的生活，更确切的说，是一种现代的生活”。不是随便哪一种，而是当时巴黎这座大城市中的生活。因此，诗人就象一个漫游者，在巴黎城中信步来去，他的见闻，感受，梦幻和沉思，就成了这些散文诗的题材。他看到的是：穷人望着灯火辉煌的咖啡馆而不得入，服丧的穷苦寡妇“连痛苦也得节俭，卖艺老人晚景凄凉正如老文人穷愁潦倒”……他感到“对美的研究是一场殊死的决斗”，大城市的喧闹扰乱了孤独者的心灵，从生到死没有多少时间是幸福的……他在梦幻中抵御各种各样的诱惑，到那“一切都是美的、丰富的、安静的、正直的”地方去生去爱去死，在自己的屋子里认识了“极度快乐的永恒”……他思考着艺术家的命运，他蔑视公众(实际上是资产者)的口味，他嘲笑所谓法兰西人的机智……总之，一种愤世嫉俗的情绪、悲观主义的思想笼罩着这个欢乐与痛苦、豪华与贫困尖锐对立的巴黎。《巴黎的忧郁》实际上是诗人的忧郁。
说《巴黎的忧郁》“具有多得多的自由、细节和讥讽”，是说波德莱尔试图创造“一种诗意的散文的奇迹”。这种“诗意的散文”就是散文诗，“它富有音乐性，却没有节奏和韵脚，相当灵活，对比相当强烈，足以适应灵魂的抒情性的动荡、梦幻的波动和意识的惊跳”。读过《巴黎的忧郁》的五十首散文诗，我认为波德莱尔的创造是成功的。《陌生人》的空灵，《卖艺老人》的质实，《每个人的怪兽》的象征，《头发中的世界》的联想，《在凌晨一点》的真诚，《美丽的多罗泰》的隽永，《老妇人的绝望》的凝炼，《哪一位是真的》的揶揄，《比斯杜里小姐》的荒诞，《献媚的射手》的冷静，《把穷人打昏吧》的辛辣，《穷人的眼睛》的细腻……这一切都使《巴黎的忧郁》不单单是《恶之花》的另一种形式，而且在意境上、寓意上、细节上都有所深化和发展。波德莱尔的诗偶而有散文化的毛病，这大概是他感到诗的形式束缚了他的思想。他在创作的后期致力于散文诗的创作，也许正是由于他需要“更多得多的自由、细节和讥讽”吧。
巴金在为这本书的题辞中说：“相信它会为我们中国文坛增添一些有意义的新东西。”我想这是肯定的。但是令人不解的是，本书的《译本序》对《巴黎的忧郁》除了提到它“又名《小散文诗》”之外，一律以“散文集”或“散文”称之。须知散文诗与散文并不是一回事。散文诗是一种独立的文体，这也不是常识以外的东西，其道理自然不必在这里多讲了。我希望这种混淆是一种疏忽，而不是对波德莱尔开创之功的否认。
(《巴黎的忧郁》，〔法〕沙尔·波德莱尔著，亚丁译，漓江出版社一九八二年八月第一版，0.57元)
品书录
郭宏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