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一个人本来就是很难的事。要自己先认识了，再用短短一篇散文写出来，让读的人认识，且会产生同情与不平、喜爱与共鸣；这也就要亏得黄永玉擅长速写，几笔一勾，那些人就出来了——敬爱感佩的人、萍水相逢的人、喜欢的人、怀念的人……
正由于认识一个人是很难的事，我根本不能说自己认识黄永玉。三年前由一位我和他共同的朋友引见，到他北京的家里坐了半个下午，听他聊了半个下午的天——也就是说，基本上是他讲，我们听。
后来每回想起黄永玉，就是那个冬日下午的情景，坐在我对面的覆着兽皮的沙发椅上的模样：闲闲地抽着烟斗，闲闲地讲故事，一个接一个，忽地停一下，咧嘴一笑。
那忽地一笑是最莫测高深的，一种可以用“纯真无邪”这样的形容滥词来形容的笑容，盛满在例开的嘴和睁得大大的眼睛里，出现在一张明明是属于中年的、却有着可疑的稚气的脸上，……咳，也许那一笑只不过是一段话最后的一个句号吧。
他说了半个下午的悲哀的故事。中间夹插着笑话。每每方才笑完，他噗噗抽两口烟斗，又用极闲淡的语言和语气讲起另一则美丽而哀愁的故事。我的情绪被他牵着大起大落，加上忙着记在脑里(故事都太精彩了，却不好意思掏出小本子记，只好努力贮存到记忆里)，以致那天出他家门后简直精疲力竭。
再也忘不了那些故事：一群在长江渡轮上遇见的回乡过年的四川女孩子，聊天中无心透露出惊人的贫苦(后来写出来，便是他集子里的《江上》那篇)。湘西小山村里的弟弟，六年里与一个一年见一次面、却未交谈一言的女孩子的“恋爱史”。一个在峡谷里替公社摆香烟摊的老头子，被人骗了两块钱，想不开自己上吊而死。一个容貌极美的苗族绣花女子轰轰烈烈的传奇……。他有讲不完的亲见亲闻的事——奇的是：这些事偏也都撞上他。
他也复述别人的故事。讲沈从文先生的短篇小说《丈夫》，娓娓地用他自己的话讲。我从前也读过那篇小说，并没有太深刻的印象。然而听他讲了，回头找来再读，方才读到心里头去，刻了版一般，再也忘不了了。
三年后又见到他。也是一个冬日下午，也是由一位我和他共识的友人陪着去，也是坐在一张客厅的沙发椅上聊了半个下午的天。不过不是在他北京家里，是在香港。
正赶上他从德国开完画展回来途经香港，也正逢他的散文集《太阳下的风景》和三本有话有画的《永玉三记》——《罐斋杂记》、《芥末居杂记》、《力求严肃认真思考的札记》刚由香港三联书店出版之时。于是一边随他翻着集子指指点点地叫我看这段看那段，一边忙着笑，一边还要听他的故事——当然还有说不完的故事。
那三本《永玉三记》令人产生的笑有捧腹大笑、拍案骇笑、窃笑、苦笑、想想才笑、笑完还笑等等诸种效果。我正笑着笑着，忽然笑不下去了，因为听见他正在说：
“……你知道‘文革’时候最最狠毒的咒人的话是什么吗？——‘叫你娘老子给你出子弹费！’……杀了人还问他家人要子弹费，人世间还有比这更狠更惨的吗？”
喉咙里仿佛梗着一团什么，一直梗到胸口，久久散不去。
他那边厢，却已从今年是鼠年讲起笑话来了：
“从前有个县官，属鼠的。一天过生日，拍马屁的下属铸了只金老鼠送他。他很高兴，告诉下属说：‘下个月夫人过生日，她哪，是属牛的……’”
很多人以为散文好写：反正春花秋月，忆古思今；长的加点逻辑性和故事情节可成小说，短的分列成行便可作诗。在这样不幸的信念下，导致无数的散文读时如出自同一人手笔，读后便永远遗忘。
黄永玉的散文，却有一种独特的风格；就像他的画，一看就知道是他的，不是张三李四的。
对他散文的第一印象有点像对他本人的第一印象：短小而精彩。
他的文字很精简，因而读过去有一种爽脆的味道。很多处看似闲散，其实语句和意象都很浓缩(有点像一种画风吧)。在没有堆砌矫饰的、潇洒无心的精简的文字底下，却分明有一份极唠叨又缠绵的妩媚情致，因而往往把那种爽脆(有时甚至颇带着点辛辣)点化成温柔了。
散文集的打头第一篇《乡梦不曾休》，是一篇极短的小文，却把对故乡的情盛得满满。寥寥数百字，像一方小水塘，映着无际的天光云影：
“故乡是祖国在观念和情感上最具体的表现。你是放在天上的风筝，线的另一端就是牵系着心灵的故乡的一切影子。惟愿是风而不是你自己把这根线割断了啊！……”
集子几乎有一半是记好友的。其中怀廖冰兄、聂绀弩、黄苗子、刘焕章几篇最感人，读时无法不被他文字的情感牵着走，不能自已地感到淡淡的悲哀或深深的惋惜，却还要时不时被他板着面孔的俏皮引得发笑。读他的文章，往往是一件啼笑皆是的辛苦事。
写书法家黄苗子：大劫之后二黄重逢，黄永玉邀黄苗子去他家看他几年来的作品。黄苗子说可以骑自行车去：“于是搬出了车子，忽地跨上车座，忽地又从那边摔了下来。原来他从来没骑过车。”一个好脾气的、乐天的、随和善良的艺术家，吃苦而不诉苦，“那么好兴致地对待一切”。然而，“以后的日子越来越少，想到终有一天好朋友都将真正的分手，想到那漫长的被浪费掉的日子，不免怆然……”(《货郎集》序)。
写漫画家华君武的一篇，顺笔提到相声大师侯宝林：“有次我问侯宝林教授为什么不批评服务态度？他沉吟地说：‘不忍心。三四十块钱一个月……’”几句话，他让我们看到幽默风趣底下的同情与宽厚。
写漫画家廖冰兄(《米修士，你在哪里呀！》)，充满了感念和期望；写出了朋友的可爱，也写出了对朋友的鼓励与鞭策。读到廖冰兄在香港的人满为患的斗室中夜半哄孩子，“唱着可怕的催眠曲”怎么忍俊得住；还说“鸭子要成为作曲家，恐怕比他(指廖)要容易得多。”但一句“他把人世间壮丽的慷慨处理得那么轻率而潇洒”又是多么庄严的赞词。
《往事和散宜生诗集》写老诗人聂绀弩，是几个怀友篇中较长的，也是最沉重的。且看这段话：“我曾经向一位尊敬的同志谈到绀弩，我告诉他，不要相信我会说如果他得到什么帮助的话， 将会再为人民作出多少多少贡献来，不可能了，因为他的精神和体力已经摧残殆尽。只是，由于他得到顾念，我们这一辈人将受到鼓舞而勇敢的接过他的旗帜。”读后只觉得有些不能挽回的东西流走了，剩下的是劫后余烬般的思忆。“绀弩已经成为一部情感的老书，朋友们聚在一起时一定要翻翻他。”黄永玉为我们节录了这部“珍本”的几页，这样丰富，却是这样出奇地沉重。
还有写萍水相逢的人。像《江上》，读了的人大概都会深深祝福那几个可爱的四川女娃儿，希望她们今天都穿得上新衣裳回娘家，捎的礼也不会再是一捆柴禾了。《画外一章》里记丧偶的医生，人生在世无可弥补的缺憾，被他用淡水墨画出来，不经意似地洇在纸上，却像淡淡的泪痕。
压卷之作《太阳下的风景》，副标题是“沈从文与我”。我觉得这是集子里最好的一篇。记的是他的表叔沈从文先生，以及他们这叔侄俩所共有的一个美丽而坎坷的世界——童年故乡的回忆、少年的流浪、青年以后与沈从文共度的日子、劫难的岁月……。他自己、湘西的故乡、沈从文，成为浑然不能分写的一体。这不是一篇哀愁的回忆，却比哀愁更牵动着你的心绪；他写得含蓄，却让老人的形象鲜明起来，连沈从文笔下已渐渺远的湘西也鲜明了起来，老人就在那超越时空的故乡背景前，那面对任何横逆时似乎总也在笑眯眯的脸孔，那逆来顺受下的执着，“凡事他总是想得太过朴素，以致许多年的话不知从何谈起。”他这样写沈从文的文学“敛羽”。
他写沈从文少年时离乡背井到北京，郁达夫在冰天雪地中来见他、请他吃饭；写少年的黄永玉在傍晚上海的马路上，就着街灯，一遍又一遍读着沈从文写家乡的长文，泪水沾湿了报纸；写孩子眼中的慈爱的“爷爷”；写老人吃馊饭不生病的“妙方”；写巴金先生来访的小事；写……
但是，他说：“真正的痛苦是说不出口的，且往往不愿说。……描述总有个情感能承受的极限。”因此他并没有写太多劫难岁月的事；几十年的风景像一组组静态的镜头，静静的花落水流，在这篇极美的散文里。
这是黄永玉在文章里借用沈从文的话：“美，总不免有时叫人伤心……”
散文集里也有画论——读者在欣赏他的文字之际，才不至于忘了黄永玉其实也是个画家。
各行艺术，在某些层面上是可以相“通”的，因为到底最终目的是欣赏者的美的感受。《艺术的空间功能》那篇，从戏剧、电影、音乐谈到绘画，围绕着“空间”——如距离、留白、“似断而续”——的艺术效果，举例形容、叙述，本身就是一篇很可读的艺术散文。像记内蒙古老人唱歌的那一段：
“粗哑低沉的歌声称赞着他的枣红马。他那么爱那匹马。他仰着身子，两眼闪烁着老人的微笑，唱着，唱着，调子越来越高，越来越细，像百灵鸟带着歌声，盘旋着，飞到天穹去了。只剩下蜘蛛丝似的一点声音。后来，声音没有了，歌还在继续……
“大家都静心谛听。老人仰着头，双手撑在盘着的腿上，一动不动，张着嘴——摇着脑袋让无声的歌在空中回荡……慢慢地，歌声又逐渐从被他引导的高空出现了，慢慢地下降，越来越清楚，越明确，人们又缓过了气，活跃起来。老人继续地唱着——”
从几篇谈他自己“习艺”的历程、谈同行友好的文章，可以看出他对艺术的执着、虔诚与谦虚——虽然他本人并不太给人以谦虚的印象(本来，谦虚的艺术家就是极难得见到的)。对同行友好的关怀与推崇叫人看了心里愉快：“没有比看到朋友的成就更高兴的了。”(《南沙沟札记之三——鬼手何海霞》)没有以“批评”为名的排挤与践踏，只有欣赏、感激与思念，以及更高的艺术要求。
散文集里也收了几篇早期(五十年代)的作品。看得出来，那时他是衷心地欣悦，为着新社会对青年艺术工作者的照顾；然后他到东北大森林去体验生活，写了几篇森林的“报导文学”，很亲切可爱，可是，不知为什么，总令人觉得比起后来的文章来，少了点什么……
是的，人生的几遭大劫，岁月的增长，“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的心路历程……经历这一切之后，他对爱和恨的对象都有了深厚的、另一个层次的了解与体会，不再是如从前的泛泛了。
但黄永玉一点也没有老，这从他时时忍不住写写就“有气”可以看出来。他还是忍不住要刺一刺，刺之不过瘾，便要直骂。也正因为刺起来会那么痛、骂起来会那么快的“痛快”之笔，写到要赞美的、带了感情的人或物，就立即变得那样华丽庄严，亦喜亦悲。
他自己也知道。在写沈从文的那篇里，他引了契诃夫的话(本是用来赞扬沈从文的含蓄之美的)，“好与坏都不要叫出声来。”这道理他当然懂，但当然更常有忍不住的时候：“搞艺术的，不感情用事一点，没一点激情，能弄得出什么来呢？”(《南沙沟札记之三——鬼手何海霞》)
正因为这样，才令人觉得这颗心还年轻，还在不住地跃动着。对一个艺术工作者来说，这是比什么都重要的。
《永玉三记》是一种很少见的形式的书——亦话亦画，不能称之为“画册”，因为文字显然更精彩；但怎能想象没有那些可爱的配画呢？
《罐斋杂记》原来就是“动物短句”，有好几则以前零星看过——看过就没法忘记那种浓缩的俏皮和寓意。
有些是纯粹的诙谐：
“母鸡：我创作了，我抑制不住兴奋。”
“公猪：天天结婚，无须离婚。”
“小老鼠：我丑。但我妈喜欢。”
有些是尖锐的挖苦：
“蛇：据说道路是曲折的，所以我有一副柔软的身体。”
“羊：我勤于检点，以免碰坏人的大衣里子。”
“长颈鹿：我在上头吃惯了，俯下身来时颇感不便。”
“比目鱼：为了片面地看别人的问题，我干脆把眼睛长在一边。”
有耐人咀嚼寻味、颇具哲理的话：
“蛾：人们！记住我的教训，别把一盏小油灯当做太阳。”
“雁：欢歌历程的庄严，我们在天上写出‘人’这个字。”
“蚌：软弱的主人，只能依靠坚硬的门面。”
“珍珠蚌：一个小麻烦，带来一个大麻烦。”
还有诗般的句子：
“燕子：一枚远古的钥匙，开启家家户户情感的大门。”
“萤火虫：一个提灯的遗老，在野地搜寻失落的记忆。”
“蝌蚪：童年的瞬间。”
“海星：海滩上，谁扔弃一个勋章在呻吟。”
《力求严肃认真思考的札记》，书名故意起得如此噜<SPS=0878>，毫无“空间功能”可言，里面的话却是用最精简而又有弹力的语言，来给予日常生活中最寻常的事物下些不寻常的定义。比如：
“仇敌：往往是热恋过的情人。”
“遮羞布：忿怒的时候，随时扯下来当武器的东西。”
“迎客松：像上帝一样，它无处不在。”
“笑：哪个时代成为奢侈品，哪个时代就危险了。”
“干杯：一副自我牺牲的悲壮表情。”
“鞋：几乎跟婚姻一样神秘，舒不舒服，只有脚趾头知道。”
《芥末居杂记》以半文言文仿古人札记，“记”的却是他阅尽世事之余痛快的挖苦。如：
“剧场失火，观众争相奔赴太平门，践踏挣扎，水泼不漏。一人从容踩群众头肩而过之，曰：‘人无争挤慌乱，吾何来如此高度？’”(乘火者)
“乾隆微服游江南返，闻一画人以此为题画之不休，召之来问曰：‘联游联的，你嚷什么？’画人曰：‘靠皇上赏口饭吃。’乾隆曰：‘好！阉了做我太监吧！’”(乾隆游江南)
“一鸡舍食槽而觅于鸵鸟粪堆中，食之有声。鸭见奇之。答曰：‘鸵鸟粪有进口货味也。’”(奇癖)
“三记”里不少话是有“典故”的，有些便似乎需要注释才行——然而若一经注释，肯定韵味顿失，盖其多为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者。
可以想象这位艺术家，衔着烟斗作画时(或看似闲着时)，脑筋可是开动个不停，“力求严肃认真思考”，想出这许多“清、奇、古、怪”(他的一篇散文题目的上一半)的名堂、典故、故事、笑话、格言、寓言……来。
一个湘西小山城里的孩子，十二三岁时就离乡背井、穿过洞庭湖，去一个充满不可知的广大陌生的世界流浪，“翻阅另一本大书”——人生的书。几乎半个世纪过去了，这本大书他阅历得也够多了，温暖与悲凉想必都已尝尽阅尽。当六十岁的艺术家把烟斗从嘴里取下来，然后咧嘴一笑，你真会以为时间向他开了一次大玩笑，眼前该是那个半世纪前在湘西凤凰县文昌阁小学课堂里被叫起来问：“黄永玉，六乘六等于几？”的孩子。
这世间给了他这许多好风景，他领会了，记下了，然后用笔墨回报给这世间。
多好啊。
一九八四年四月于美国加州
(《罐斋杂记》、《力求严肃认真思考的札记》、 《芥末居杂记》，黄永玉著，三联书店香港分店出版，三联书店即将出版。《太阳下的风景》，黄永玉著，三联书店香港分店出版)
李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