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鼓应先生是旅美华人学者，曾在台湾大学讲授“老庄研究”，著述颇丰。中华书局新近出版了他的《老子注释及评介》。除此书外，他还有《庄子哲学》、《庄子哲学探究》和《庄子今注今译》等著作。这些虽属注释阐扬之作，却具备一定的系统性，从中可以看出作者鲜明的学术观点和见解，呈现出独特的学术风貌。
陈先生长期旅居海外，这对研究老庄哲学增加了一些困难。虽说美国许多大学图书馆都是旁搜远<SPS=0435>，多方寻购，庋藏可观，对中国文化典籍也极为重视，然而相比起来，总不如国内文献来得更加全面、系统。在文献难征、同道稀缺的情况下，陈先生迎难而上，积累年之功，取众家之长，而成此帙，实为难得。
一、恢复老子面目的新尝试
提到老庄，我们过去总是条件反射地在头脑里浮现出“消极”、“悲观”、“厌世”这一类字眼，因而道家学派常常遭到贬抑。陈先生在本书代序《误解的澄清》一文中，详细地剖析了老子常用的术语、概念、范畴的含义，对无为、不争、谦退、虚无、清静等概念重新作出了具有一定说服力的解释，最后大胆地作出结论：“老子这些观念不仅没有消极的思想，相反的，却蕴涵着培蓄待发的精神；一方面他关注世乱，极欲提供解决人类安然相处之道，另方面，他要人凝炼内在生命的深度。”(第16页)真是一语脱俗，而又言之成理。
对于老子，学术界存在这样一种意见，即认为其思想前后不一致，一边主张谦退，一边又在宣传阴谋诈术，完全是韩非一派所谓“法、术、势”理论的先导。对此，陈先生从自己对老子哲学总体思想、主导观点的领会和把握出发，通过查阅史籍，理清线索，搜集反例，分析语句，以老子哲学基本理论来贯通他认为普遍被人误解的重要章句的内在含义，对上述观点逐条加以驳难。鉴于《老子》一书文字的含混简约，陈先生的诠解当然还只是一家之言，但他在这方面所作的考辨驳难，不仅体现了他的治学功力和学术勇气，更显示了他对哲学体系内部一致性的坚定信念。笔者认为，哲学体系的内在一致性虽然不是绝对的，但也绝不是凭空捏造出来的。从历史来看，真正的哲学体系其内部总是大体一致的，特别是从其理论基础来说更是如此。这似乎应当成为哲学史研究的一种信念。一个伟大哲学家的主要理论与其某些具体结论有显而易见的逻辑矛盾，这种情况是比较少见的。特别是在先秦那个诸子百家显露头角的时代，逻辑上的一致性必定是哲学家们所特别重视的问题。更何况《老子》一书处处都在突出“绝圣弃智”的人生态度，怎么会突然宣扬起欺诈之术来呢？所以陈先生深有感慨地说：“《老子》思想导致权诈的误解，固然和《老子》文字的含混性有关，然而读者的不求甚解，也应负草率附会的责任。”(第19页)
在《增订重排本序》中，作者还对国内过去受“左”的思潮的影响而在哲学研究中存在的某些错误倾向提出了中肯的批评。研究一种思想、一个思想家，先给以定性，贴上标签，然后再带着这种先入为主的偏见去进行具体的研究，这是一种反科学的研究方法。陈先生在这篇短文中仅仅简略地提到两三个问题，却都点出了我国理论界长期以来存在的弊端。
弊端之一是考查出身，以确定某一思想家是代表哪一阶级、阶层利益的。这种弊端的产生首先导源于对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极大误解。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论述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时，总是说社会意识形态是最终地为经济基础所决定，而不是直接地为经济基础所决定的。把这种决定作用理解为直接决定作用，就必然沦为庸俗社会学的“唯成份论”。因此，把老子定为“没落贵族的思想代表”，这在过去年代里是不足为怪的。问题是到了今天，这种习惯仍在研究工作中时隐时现，令人担忧。
弊端之二是不管具体情况如何，总要明确分出某一哲学观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抑或是二元论，而二元论在某些办事干脆利落的人手里又可以方便地归入唯心主义之中。本来，把近代比较系统的、自觉的哲学理论在必要的时候分出唯物唯心两大派，这也是无可非议的；问题是如果不顾时间和环境，把这一划分标准套到任何一个哲学家头上，然后再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去评价这个哲学家的哲学理论的其它各方面，那么这就会酿成可怕的学术灾难。研究哲学的人喜欢征引恩格斯的一句话：“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见《马恩选集》第四卷第219页)。在这里，我们应该特别注意：第一，恩格斯是结合他当时的斗争实际来论述这个问题的，由于实践的需要，恩格斯强调了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的重要性。第二，恩格斯在这里所说的“全部哲学”，其实并非真的指全世界各民族的哲学思想。在当时，恩格斯实在没有精力去研究东方哲学的主要代表作。所以，中国古代哲学特别是道家哲学，其实是在恩格斯的视野之外的。第三，恩格斯在后面特别指出“近代哲学”，说明他当时也已隐约感到，在古代哲学思想中这个问题也许不象近代那样突出。第四，恩格斯这里说的是“重大的基本问题”，并不是说哲学的全部问题，甚至也不是哲学的全部基本问题。第五，假设以上的分析全部错误，我们也应该坚信：时代前进了，哲学本身在发展，不能仅仅以经典作家某些具体论述的是非为是非。
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具有迥然不同的面貌，这已为近代以来许多学术大家所证实。特别是中国古代哲学与西方近代哲学的差异更大。这种差异不仅表现在各自的中心问题上，也表现在各自的思维方式上。对于老庄哲学来说，其形而上学理论的建立并不是哲学的目的，而是达到其人生哲学的一种手段。知道了这一点，我们便会明白：生硬地给老子冠上“唯物主义者”或“唯心主义者”的名称，对于真正的老学研究实无多大益处。陈先生说得好：这种讨论“有许多以现代思维模式去牵强附会的地方”，因为“老子在建构他的哲学系统时，未必意识到这些问题。”(均见第6页)
目前，中国哲学面临着走向世界的重任。如果我们能大胆抛弃陈腐僵死的思维模式，发扬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精神，就可以迎来一个新的哲学繁荣。这是我初读《老子注释及评介》一书时的第一点深切感受。
二、抉发道家哲学的精微
一部《老子》，字数不过五千，段落仅有八十，却蕴含了多少宇宙玄理，概括了多少人生奥义。上至宇宙之根、有无之间、道体之貌，下至人生之终、心物之交、自然之规，都在这样一个深层世界里得到了表征和体现。《老子》用语极为简洁，三言两语，稍加勾勒，一理一义，便饱含无尽意味，似虚又实，既动又静，半遮半掩，如雾中看花，水中观月，望之似有，即之又无，难于捉摸，不可名状，却又时露端倪，常见鳞爪，令你由浅入深，思绪不断，循踪蹑迹，奋力披求；使你思潮起伏，欲罢不能，神鹜八极……让你在用心揣摩，细致推敲之后，领会到一点哲理。言简意赅，却并不死板枯燥，而是清逸可人，妙语连珠，内美中藏。在那虚无缥缈之中，你有时会隐隐约约地看到重峦叠嶂，飞檐金瓦，碧波清泉，白云苍狗……《老子》一书，真不愧是陈先生所说的“一部辞意锤炼的‘哲学诗’。”
如何以现代语言来阐发、引述此中“微言大义”，同时又保持原著的深沉哲学意味和诗的境界，这实在是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难题。中国语言的多义、宽泛和模糊性，《老子》语言的艺术韵味和简括生动，更加重了这一问题的难度，尝试是艰难的。陈先生充分利用前人的研究成果，融合自己的研究心得，条分缕析，不但推演出了比较完整的思想体系，而且较好地开掘出《老子》的另一面——与“义理”紧密相连的幽深的艺术境界(当然，我们不能说陈先生这部著作已是尽善尽美，其中也还有许多令人不满意的地方)。
老子哲学上承上古文化，下启百代后学，博大精深，自成系统，开启了中国哲学的一种优秀传统，与儒家学派一起，共同构成中国哲学的主干。道家的这种传统，简略地说，即是以神秘直觉作为认识渠道，以静观作为认识方式，以恬淡清静而又浪漫不羁作为人生态度和审美态度，力求从另一角度去准确把握世界和人本身。道家的这种认知、伦理和审美传统，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作为正统思想的对立面和补充物，使中华民族得以维持其悠远而独特的文化直至今天。
那么，这种哲学是怎样建立起自己的理论骨架，以之为核心构筑完整的大厦的呢？争论历来是很多的。由于历史的原因，许多学者喜欢把老子与诈术联系在一起，这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人们去正确认识老子哲学的整个系统，总是从整体中抽绎出所谓“愚民政策”、“阴谋诈术”的部分，这样也就难以看到老子哲学的内在统一性。另一方面，《老子》语言的独特古奥，也成了人们理解它的一大障碍。
《老子注释及评介》一书，紧紧抓住“道”这个核心，通过对老子哲学和先秦多种学派的比较，展开了对“道”的理论的全面论述，在卷前《老子哲学系统的形成》一文中，以现代精细的分析语言，根据作者自己的理解，理出了这部古籍的一条鲜明主线。
中国哲学非常重视人生，这一传统可一直上溯到春秋以前孔、老的系统理论尚未出现时期的历史文献中。因为要以理性来解释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所以真正神秘主义的东西也并不多。孔子“不语怪、力、乱、神”，这是典型的例子。对现实的规范大大超过了对宇宙的思辨。这是一种优点，而同时也就成为弱点。哲学被局限在狭小的、与人类较为亲近的范围内，缺乏广阔的视野，这对民族心理结构的形成是不利的。思维被预定在这样的范围内，也就成了不健全的思维。陈先生指出：“老子哲学的特异处，就在于扩大了这一个局限，把人类思考的范围，由人生而扩展到整个宇宙”(第1页)。当然，老子巨大的独创性仍然不能使他超越自己的时代和积淀在心中的文化传统。老子的形而上学理论与西方哲学史上的形而上学不尽相同，最为突出的特点是：老子并不是以冷静的眼光去看与人类没有直接联系的沉寂的宇宙，而是一开始就将宇宙与人类置于一个整体之中，自然成了人的无机的身体，人类成了自然的有机组成部分。在老子哲学系统中，我们甚至可以说，宇宙论只是为了达到更高的人生论而创设的过渡性工具。“老子的整个哲学系统的发展，可以说是由宇宙论伸展到人生论，再由人生论延伸到政治论。……他的形而上学只是为了应合人生与政治的要求而建立的”(第1页)。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道家学派与儒家学派尽管有着很大的不同，若比之于西方哲学，则它们的一致之点便显露无遗，这就是从根本上的为人生服务的态度。正是由于这两者的共同点产生了巨大的凝聚力，才使从印度传入的佛教迅速地被改造成为真正中国人的宗教，并且最后创立了禅宗等新宗派。
自古以来，关于“道”是什么的问题的争论是历久不衰的，即使到了今天也并无定论。陈先生揉合各家，以巨大的包容性将这纷繁多样的说法有效地组织起来，正好构成了“道”从宇宙本体的最高层逐步落实到现象界的规律性，再到人生准则的运行秩序，环环紧扣。如果以这一结果为准，则老子的另一个重要范畴“德”实即是最低层的“道”。而从哲学的逻辑结构来说，应该是本体的“道”在先，人生准则的“德”在后。因此，帛书《老子》发现后引出的《道经》和《德经》谁先谁后的争论，便可以在这里得到比较令人满意的解决。由此看来，哲学史研究中最重要的是先具体考察哲学典籍的奥义，初步理出体系结构，从宏观上把握好这一理论，然后才是关于版本源流、篇目前后、文字错简等问题。第一个问题如果能顺利解决，则以后几个问题也可以较容易地得到解决。当然，有时某些关键文字对理解全篇至关重要，这又另当别论。如果一味沉溺于考据，不深究哲学典籍的思想内涵，是难以得到有益的研究成果的。
老子的“道”，虽然可以作实体来解释，却又不同于我们现在所说的“存在”；可以当作秩序来解释，却又不同于我们现在所说的“规律”；既可以当作人生准则来理解，而又区别于康德的“道德律令”；既可以当作绝对存在物来理解，却又区别于黑格尔的“绝对理念”。这就决定了全部老子哲学的神秘主义性质。正象陈鼓应先生所说的那样，“道”是老子所“预设”的。“道”作为逻辑上必有的起点范畴，是为以后的展开阐述奠定基础的最重要概念。虽然这种东西不可能在现实世界中找到它的对应物，却又是无处不在、无时不有，起着没有作用的作用，无所为而无不为。
如果认真比较起来，则老子的神秘主义和佛教的神秘主义并不相同。佛教神秘主义在宣扬人生苦难的同时，宣扬来生幸福，希望以现在的苦行去换取未来的快乐，是更其可望不可即的。老子提倡“道法自然”，要求人们特别是统治者依自然之理，行无为之治，使人们清心寡欲。这虽然在当时社会发展趋势中是难以实现的，却有其现实的和历史的渊源。老子和孔子一样，对原始公社时期社会风气的淳朴还留有深深的记忆。这些记忆也许不是从直接现实中观察得来，大多是得之于古代文献和口头传说。据称，老子曾有一段时间管理周王室的藏书，这使他得以方便地接触古代文献。老子是楚人，楚文化与当时中原文化有较大差异，可能当时楚文化中也保留了一些原始公社的残余。老子希望社会能够摆脱激烈的利害冲突，恢复人与人之间和睦相处、谦让清静的生活秩序，这种思想是以历史为据的。这种神秘主义理论由于某些暂时的可行性(如士的退隐)，使其有了某种特别的光彩，使后世许多知识分子在精神苦闷时向《老子》寻找安慰和解脱，因而使老子学说得以在儒孔独尊的情况下仍延续下来，辐射到整个社会，极大地影响了整个民族心理结构的塑造。特别是在审美心理方面，长久以来都受到老庄学说的深刻熏陶。
对于客观规律性特别是辩证法的论述，是老子哲学中人所共称的精髓之一。老子的辩证法学说融会在多种多样的瑰奇言语之中。《老子》一书常使用各种比喻手法来给“道”的展开作陪衬和引子，因而具有极大直观性。不过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老子是主张“得鱼忘筌”的，希望学习他的学说的人首先借助语言这个中介去领会他的玄理，而一旦掌握了这些玄理，就应该忘记原来的语言。这种观点当然有点绝对化，但却又是相当深刻而有趣的。真正的天地之理是难以用现有语言去穷尽的，重要的是要掌握到实质。《老子》开宗明义第一章便是“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第二十五章又说：“有道混成，先天地生。……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如果我们正确理解这一前提，也就有可能更深入地领会老子论述辩证法时所用的手法的巧妙。如第二十二章开头用比喻手法描述了某些现象：“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后边明确点出的题旨却是：“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这一结论的得出是有赖于前面的比喻的，但其实际含义却远远超出了这些比喻语言。如果我们总是纠缠在这几句比喻语言上，就难以抓住老子在这里要表达的深邃哲理。幸运的是，陈先生在每一章的注释、翻译之后，还加上一小段“引述”，力求将读者的注意力从对实例的推敲转移到对玄理的透彻掌握上。
“致虚极，守静笃”是老子哲学的重要训条，是贯穿全书的基本思想。对实体性和规律性的“道”的推演，几乎可以说是为这基本思想服务的， 这从“道法自然”这一句话可以看出来。当然，由于《老子》语言的特殊，我们难以截然分出这两极，本体论和规律论还是具有相对独立性的。
老子一贯反对强作妄为，反对违反本初状态，肆意孤行，贬斥统治者的严刑峻法，繁文缛节，苛捐重税，掠地争霸，认为这是与“道”的本性背道而驰的。“道法自然”，那么“自然”又是什么？在这里，陈先生作出了精彩的阐析。他说：“所谓‘道法自然’，是说‘道’以它自己的状态为依据，以它内在原因决定了本身的存在和运动，而不必靠外在其他的原因。可见‘自然’一词，并不是名词，而是状词。也就是说，‘自然’并不是指具体存在的东西，而是形容‘自己如此’的一种状态”(第30页)。老子特别强调，“无为而无不为”，“取天下常以无事”，要求统治者顺应自然之理，消除过高的物质欲望，给人民以更宽大的活动余地，使社会矛盾趋向缓和；要求一般人不要贪求荣禄，静以修心，最终达到象“婴儿”那样纯朴的心理状态，这样社会就会更加安定，生活反而会更加有意义。老子还对统治者及其追随者们所倡导的伦理规范、道德信条进行了巧妙而有力的批驳，颇具讽刺意味：“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真是一针见血，入木三分，力透纸背。老子对人民命运的关注和对丑恶社会现象的痛恨，溢于言表。虽然他的理想其实只是一种幻想，和历史潮流是相反对的，但他所倡导的人文主义精神，清醒的自我意识，对伴随物质文明发展产生的弊端的深刻揭露，是有其历史进步意义的。
三、老子哲学与现代文明
将老子哲学与现代文明联系起来，这并不是什么新发明。最近几十年来，关于这个问题的文献实是不少的。不过我还是觉得有必要强调和仔细研讨这一问题。这两者之间的关系牵涉到许多方面，剖析起来是比较有趣的。
马克思的《一八四八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核心论题是“异化”。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详细研究了资本主义的异化现象，其中某些论点与《老子》的一些观点不无相似之处。尽管这部著作被许多人看作是不成熟的论著，我们仍然难以否认里面一些天才猜测的理论价值。在“异化劳动”一节中，马克思指出了这样一个可怕的事实：“随着实物世界的涨价，人的世界也正比例地落价”(刘丕坤译本，第44页)。提法是简要的，语言是含蓄的，而这中间又含藏着多少惊心动魄的事实啊！为了追求物的价值，人逐步地丧失自己的内在生命，人的价值越来越低。老子也猜测到了这么一种现象，但只能对“贵难得之货”的现实加以指斥，却无力对这样的社会施行改造。马克思不仅列举了种种现象，而且作出了深层的理论展开：“私有财产使我们变得如此愚蠢而片面，以致任何一个对象，只有当我们拥有它，也就是说，当它对我们说来作为资本而存在时，或者当我们直接占有它，吃它，喝它，穿戴它，住它等等时，总之，当我们消费它时，它才是我们的”(同上书，第77页)。明确点出了“私有财产”这一根源。接着，马克思用讽刺的口吻说：“一切肉体的和精神的感觉为这一切感觉的简单的异化即拥有感所代替。为了使人的存在物能够从自身产生出自己的内在的财富，必须使他沦落到怎样一种绝对的贫困啊。”这和老子所说的“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是何等相似！但毕竟时代有所不同，老子仅把批判的锋芒指向这些现象就了事，马克思却不仅科学地指出了这些丑恶现象的根源，而且提供了消除这些现象的钥匙。
老子“清静无为”的思想常常被现代许多头脑发热、急于事功的实干家目为大逆不道、扰乱人心的消极因素，这是失之偏颇的，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年代里，我们更需要清醒的哲学。我个人认为，《第三次浪潮》和《大趋势》这一类欢呼新产业革命到来的著作只能掀起一段短暂的热潮，而罗马俱乐部那些忧心忡忡、充满危机感的一系列报告，将会长久地影响着人类思想。经济增长的速度和科学技术新创造的迅速增加，使人们常常忘记在这背后的另一面。片面追求经济增长，不仅会导致不良的经济后果，更为危险的是，将会造成单调而低下的国民精神格调。一个国家要寻求自身的发展，首先必须考虑的是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形成优良的文化环境和优越的生态环境。整个社会的再生产不仅仅是物质资料的再生产。重要的是要再生产出有利于今后长期发展的经济环境、文化环境和生态环境。如果这样的环境没有形成或得到保障，最终将会出现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的剧烈冲突，导致整个民族精神的崩溃。
良好的文化环境特别是国民精神的建立，是一个民族在群雄并立的时代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这有赖于哲学的渗透。将儒、道等中国传统与西方的民主与科学思潮结合起来，并且以自己的力量创造出新的中国文化，这将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艰巨任务。
日本的经济发展虽然也带来了许多社会问题，但相对而言，其经济和社会发展还是比较顺利、平稳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应该说是得力于他们对旧文化的挖掘和对新文化的吸取。甚至象在《日本的管理艺术》这样的专书中，老子关于“有”“无”的辩证关系的神秘说法也被提出来作为日本国民心理中某些素质的历史渊源而受到一定程度的重视。中曾根的《新的保守理论》也指出了中国道家对日本文化的巨大影响，这些影响也许是微茫恍惚的，用任何现代化的测量、统计手段都难以捕捉到它对现代经济的作用，但这些因素又是实际存在，随处可见的，日本的某些经验，应当成为我们今天的借鉴。重视发掘古代文化的精神为经济建设所用，这在今天来说已是必不可少的了。
神秘主义和科学只隔着一层薄纸，这是极其有趣的文化现象，值得哲学、自然科学研究者探索一番。《现代物理学与东方神秘主义》一书仅仅作了简要的提示，更大量的精细研究工作还有待今后去做，道家奇特的思维方式的成果竟和通过严格实验手段和严密逻辑手段得出的科学结论不谋而合，在结构上表现出极大相似性，据我个人猜测，这可能要归因于世界的统一性和“全息性”。所谓“全息性”，是从自然科学借用来的一个概念。这种性质即是说，物质不同层次上虽有很多差异，但在结构上的对应相似性却也是普遍存在的。人的每只手有五指，而四肢和头部合起来，却构成了更高一层次的“五指”。当然这是比较浅显、通俗的例子。具体形态的差异是外表的，基本结构的相似是内在的、深层的。尽管现在对这种现象还难以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事实却逐渐证明着这种现象有很大普遍性。物质世界的这种统一性和“全息性”，使我国古代圣贤观察宇宙、探索自然所概括出来的哲理在其内容结构上非常接近于现代科学的探索成果。中国哲人的自然观是有机自然观，虽然没有系统的逻辑理论，却足以启发人们的思维，对世界在整体上的某一面作出逼真的描述。近代西方科学是以理性的分析作为主要手段和工具的，但由于世界本身的有机性质，科学理论的进一步发展也必然导致系统观、有机观。可以说，中国的辩证法是过于早熟了，没有经历由朴素辩证法到形而上学再到现代辩证法的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因而也难以直接应用到实践中。在今天，我们可以利用这些辩证法思想来辅助严格的科学探索，而老子的理论将是极重要的一环。古老而朴素的辩证观念将有助于自然科学工作者从僵化的思维模式中解放出来，寻求理论的更高统一，寻求对世界的更合理、更完美的解释。
总之，不同文化的互相渗透总会产生巨大的优势。今天中国哲学工作者的一项重大使命，就是在正确的原则指导下，综合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古代文化与现代文化，以求更全面地认识过去，更完整地了解今天，更准确地预言未来。不过这已是另一个更广阔的领域了。
(《老子注释及评介》，陈鼓应著，中华书局一九八四年五月第一版，〔精〕2.25元)
谌筱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