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三年某日，在联邦德国乌兹堡大学的汉学学院，我见了这样一幅漫画(见上图)：两名壮汉推着一个形同辗路石滚的大纸卷，一位秃顶的学者模样的人趴在展开了的纸上紧张地书写，他左边站着的另一个汉子则捧着一筐看来已经用坏了的鹅毛笔。这四人身上穿着古代希腊人的服装，而且一望而知，又都是正在从事艰苦劳动的奴隶。因为在他们的右后方，画中最显著的位置上，还站着一个身着武士服、手执皮鞭的人，他显然是奴隶监工或总管了。
“这个人就是我，”在一旁陪我参观的汉学学院院长石泰宁教授(Stei-ninger)指着画上的“监工”，用近乎标准的普通话对我说。在我接触过的德国老一辈汉学家中，他可算汉语讲得最好的一位。我初不解温文尔雅的学者怎么成了那个气势汹汹的“监工”；但一读画顶上那意即“道藏工程”(Tao－tsang—Projekt)的德文标题，便立刻明白过来：这幅出自石泰宁教授的不知哪位同事——该不就是站在旁边捧鹅毛笔的满脸愠色的那位吧——甚或学生之手的友好漫画，讲的正是该院的一批汉学家在他的领导下，紧张地对我国的《道藏》进行研究和整理的事。
所谓《道藏》，乃是我国道家经典的总集。人们从六朝时开始搜集道经，唐开元中已汇辑成“藏”，而正式刊印却始于宋徽宗政和时的《万寿道藏》。明代的《正统道藏》和《万历续道藏》则为现今的通行本，前者计五千三百零五卷(分装四百八十函)，后者计一百八十卷(分装三十函)，共包括一千四百七十六种长短不等的著作①，其规模的巨大，内容的庞杂，可以想见。要对这样一批古老典籍进行系统的研究整理，自然称得起是一项大工程了②。
石泰宁教授一边领我继续参观，看他们据以进行工作的几种《道藏》版本，看纪录他们工作成果的微缩胶片，一边又向我介绍整个工程的进行情况。
工程正式开始于一九七九年。除了乌兹堡以石泰宁为首的一批德国汉学家外，在法国巴黎和瑞士苏黎世也分别有一些汉学学者在同时进行工作。整个工程的协调人为巴黎的席佩教授(K.M.Schiper)，支持这项计划的组织为欧洲科学基金会(EuropeanScience Foundation)，而德国研究小组所需的经费则由德意志研究协进会(Die Deutsche Forschungsgemein-schaft)负担。石泰宁教授没有确切告诉我这个协进会为此花了多少钱，只说估计耗资已有数百万马克之巨。
工程的第一步是对规模宏大而内容又芜杂、编纂又混乱的原著进行研究整理，按照不同著作产生的年代、刊印的版本以及所属的学派理出必要的系统和顺序，为此已花了近四年的时间。然后，以已有的系统为依据，学者们从一九八二年二月开始了撰写“条目”。《道藏》中的近一千五百种著作全都要有自己的条目；每个条目除了全面反映出该著作的原题名拼音、译名、页数、产生年代、著者及所属学派外，还得包括一个内容概要，一份其中所引证的其它著作的目录。条目写好后，每三四个月在巴黎汇总一次，全部制成微缩胶片传送给所有参加条目撰写的学者，以便相互参校，达到内容协调，风格一致。时至去年五月，一半以上条目已经完成，工作之紧张可想而知。有国际合作便有国际竞赛。石泰宁教授无疑是把他带领下的德国汉学家追逼得很紧的，难怪对他有“监工”与“奴隶主”之讥。可是尽管如此，原定在一九八四年竣工的“道藏工程”仍然要推迟到一九八五年年底才能全部结束。到那时，经过最后审订、编辑的全部条目将附上用电脑编制的图表、索引，成为一部大型的《道藏目录》，用英、德、法诸种文字出版。
我出于好奇，禁不住问石泰宁教授，西欧的汉学家为什么如此重视《道藏》这一古老典籍，要对它进行这样大规模的、系统的、旷日持久的整理研究。
他回答说，十八十九世纪，通过西欧来华的耶稣会传教士以及稍后的启蒙运动思想家的介绍，中国的儒家学说已在欧洲广为传播，而且对当地的思想、文化发展产生了影响。但是，对于作为中国文化思想传统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道家，人们了解的却不多。因此，在很长时间里，一般西方人的头脑里都只有一个片面的、尊孔读经的中国的形象。而实际上，即使在现代，道家思想仍然对于中国的某些地区(特别是农村)，对于民众生活的某些方面(例如在私生活中)，发生着巨大影响。为了全面深入地了解和认识中国，就不能不了解和认识道家学说；而要了解和认识道家学说，最有效和实际的途径就是认真、系统地研究这部道家经典的总集——《道藏》。
《道藏》这部巨著，石泰宁教授接着讲，自一九二六年新版以来就为欧洲的各大图书馆和大学汉学系所珍藏；但是迄今却很少或者说几乎没人去对它进行认真、系统的研究。即使在道家思想的发源地中国和亚洲，学者们也“羞于”去弄这堆老古董这中间原因很多，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人们认为其中有太多的迷信成份。其实，石泰宁教授说，《道藏》里固然迷信成份不少，但学术价值仍然是很高的；不仅对哲学、宗教、伦理、历史、文艺理论等社会科学而言是这样，于自然科学亦复如此。问题只在于如何通过研究，准确地鉴别区分其中的真科学、伪科学以及反科学的迷信成份。而为了鉴别区分准确，就必须做细致认真的分析，采用科学的手段和方法。例如，据石泰宁教授讲，对葛洪的《抱朴子》内篇中那些提炼仙丹灵药的秘方，他们也请南美洲一位够资格的化学家进行了实验验证。整个说来，《道藏》包含的科学成份是不少的；因此，当今一些自然科学史的研究者，其中包括以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享誉国际的李约瑟(Joseph Needham)，也相当关心对于《道藏》的整理研究。可以预料，作为“道藏工程”最后成果而出版的《道藏目录》，必将受到各国学术界的重视，必将不只对汉学，而且也对哲学、宗教、民俗、伦理、社会学、医药学乃至某些自然科学的研究产生影响。
在参观访问结束时，我向石泰宁教授表示祝愿，祝他和他的同事们工作顺利，愿他们的研究成果早日面世。离开乌兹堡后，几个月来，我脑海里仍时时浮现那群身着古希腊服装从事艰苦劳动的“奴隶”以及那位十分严厉的“监工”的形象，心中对自古以来便乐于也善于吸收外来文化，因而能在许多领域后来居上的德意志民族充满了钦敬。
一九八四年十月于海德堡
① 这是国内一般的统计数(见《辞源》)；石泰宁等准备整理的著作则有一千四百八十七种，多十一种。
② Projekt一词也可译为“计划”、“项目”等等。
杨武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