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行健戏剧集》收入的剧作，大多有过争议。老戏剧家吴祖光为它写了序言，支持这本书的出版，并且专就如何开展评论说了意见：“要不要批评呢？当然需要批评。温和的批评，或是严厉的批评都需要，但是不可能把批评做为结论。我认为批评最重要的原则是与人为善，不要总想一棍子把人打死，象‘四人帮’时代干的那样。因此，我们应当提倡和欢迎反批评。最近的一场对高行健《车站》的批评，尽管也有一篇为剧本辩护的文章，但是没有看到作者参加讨论我感觉十分不足和遗憾。我理想中作者的这篇文章是理直气壮说明自己的创作意图和面对批评者为自己辩护。不应有什么顾虑。否则的话，还能有什么创作自由？如何能使我们的文坛活跃起来？”
这本小书，这篇序言，博得不少来参加“服务日”的人的赞赏。人们不一定爱看高行健的剧作，也许有人还压根儿没有看过他的戏(即使在北京，看一场他的戏怕也不是易事)，但是从繁荣文化的角度说，大家赞成出这本书。偌大中国，说一下印新武侠小说(而且是在三令五申地限制之下多半是悄悄地印的)，半个年头就已有四千万册，难道我们不能允许一个认真严肃的戏剧家印三千本他的剧作吗？究竟什么东西可能污染心灵，是显而易见的。令人高兴的是，在出版改革的春风中，人们吸取历来的经验，这方面的路子正在逐步开拓之中。
开明书店虽然已经不复存在，但是不久前举行的五十周年纪念，仍然吸引读书人的注意。五十年来，中国多少出版社存在和消失，可是有多少家出版社值得象“开明”那样使人们怀念。可见从事精神文化活动，重在质量和特色，要不然，很容易在浩瀚书海中湮没不闻。中华书局为了这次纪念，重印了《开明书店二十周年纪念文集》，在“服务日”中引起不少好评。现在集体祝寿成风，不少单位动辄借xx周年大事宴娱，但是较少想到如叶圣老当年，编一本扎扎实实的书。这本纪念集里不事喧哗，没有什么吹嘘捧场之作，老老实实的九篇学术论文。叶圣老在一九四六年写的序言中说：“纵使社会环境恶劣，学术空气稀薄，出版条件不佳，真心研究学术的人是决不肯放弃他们的岗位的，如论文集执笔的诸位先生；有心为文化服务的出版家也决不肯忘了他的使命的，如开明。”这几句话，语重心长，三、四十年后仍然值得学术、出版工作的后进记取。收在集里的九篇论文，很多是研究某一学科的开风气之作，至今仍有意义，这也是很不简单的事。作为一个文化单位，花费纸张去印花枝招展的纪念集，还是老老实实地为学术文化事业服务，何者更有生命力，这里也是可以看得一清二楚的。
当然，现在干傻事的出版社也还是多得紧。除了过去在《服务日新书录》中提过的很多家外，这二个月的服务日里，宁夏人民出版社关于回族史、伊斯兰史和回族人士的著作颇能引起注意。上个月他们推出白寿彝教授主编的《回族人物志》，这个月有：《西夏文物研究》(陈炳应著)、《中国伊斯兰教史参考资料(一九一一——一九四九)》、《伊本·白图泰游记》和《马连良舞台艺术》。一家出版社的出书必须用己之长，方才显出特色，宁夏人民出版社是深知其中三昧的。
湖南的岳麓书社的出书以选题出奇制胜见长，这同主持人的学养当有密切关系。十二月，他们推出《曾国藩全集·家书》两卷。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印所谓曾文正公家书，当是思想界值得注意的事。然而仔细想来，这又有何不可？过去的统治者通过宣扬曾文正公家书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是一回事，而把曾国藩这样一个在近代史上有影响的人物的书信作为思想资料印行又是一回事。话虽如此说，真要印起来，还是需要一番胆识的。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向来注重出版在我国有着深厚传统的散文创作，从散文选刊到散文佳作选，到散文专著，以及外国散文集译作，洋洋大观，乐此不疲。一套小三十二开的散文专著，不但收有老一辈著名散文家孙犁、黄秋耘等人的专集，也还有画家黄永玉、文学理论家刘再复，以及作家王蒙、贾平凹、玛拉沁夫等人各有特色的散文集。尤其是集“五四”以来散文名家序跋的《现代散文序跋选》，或探索源流，或总结规律，寓作者的思想见解于优美清丽的文字之中，使人不得不赞赏选家的眼光。在散文并不太走红的今天，百花文艺出版社坚持不懈地推出这样一大批散文作品，令人感佩。
近年来出国考察团甚众，回国后种种游记、访问也都不少，然而反响强烈者并不太多。但王作民的《美国万花筒——社会、风光、人物》，刚一出版就引起了注意。一位年过半百的女记者，—个人，回到四十年前就读过的美国，重新生活了一年。用自己的眼，去观察美国社会；用自己的心，去接触普普通通的美国人。她说：“我为我所认识的美国社会和美国人作些素描”，这大概就是本书使人感到真实亲切、吸引人的一个重要原因。
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全书八卷，三联书店在一九八二年重印出版，印数不足一万，现在已成藏书家珍品，更不用说三十年代的初版了。历史学家刘大年曾在三联书店重印此书时指出，他就是通过此书接触王芸生先生的大名，并且以后在自己的著作中大量利用了其中材料的。王芸老此书写到一九三一年，续书未见。现在由王芸老当年助手张蓬舟主持编成续集：《近五十年中国与日本》，在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此书编例全同王芸老原著，我们只希望它也同《六，十年》一书一样，做到“某些重大事件的真相，依靠它，才得以披露于世”(刘大年语)，那就更加功德无量了。
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三联书店香港分店当然每月都有值得重视的新书推出，这里不再细细列举。但是本月三联书店香港分店出了两本很特殊的书，可以一说。第一本就是何丙郁教授所写的《我与李约瑟》。何丙郁教授同李约瑟有多年合作关系，了解很深。他在这里生动、翔实地记叙李约瑟的治学、为人乃至生活、性格、轶事。以一个知友写自己熟知的、生在的学者的一生，在中国很少见，而这是非常重要的。了解一个学者，除了他在学术上的造诣、贡献以外，最重要的是研究他的治学方法。我国有成就的学者很多，传记现在也已开始注意，但是作者往往是研究者，客观的研究多，主观的记述少，不免使人觉得读来干枯。
还有一本是一九五七年诺贝尔物理学奖金获得者杨振宁教授的著作《读书教学四十年》。这是杨振宁的讲演、访问和其他文章的集子，作者自称这本书“比自传还更有自传性”。我们在这里看到，作者如何在旧中国艰难困苦的环境中成长，在西南联大这个物质上极度贫乏、精神上极度富裕的奇特环境中受到教育，他在美国的种种经历。总起来说，可以在书中看到两个轨迹：第一是他如何成为一个卓有成就的世界闻名的学者，第二是他为什么那么热爱自己的祖国。其中有的是直接叙述，更多的是从作者对师友、亲长的回忆中所看到的“折射”。
但是，除了“比自传还更有自传性”这一点外，对内地青年读者来说，更有兴趣的怕是作者对中国现代化和科研、治学、读书方法的论述。例如论述最妙最尖端的发明，大多出自“散兵式”的研究；论述中国文化传统教育方法的优劣；论述科学研究上的“风格”问题，都十分启发思考。科学家写文，极尽言简意赅，全书十几篇文章，合起来怕也只是十来万字，一般人极易忽略过去，那是十分可惜的。
香港三联短期内出版两种关于学人的著作，看出他们的出版风格也在转变。可喜可贺！
《读书》服务日之页
金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