匕首投枪，百炼犹存鉴湖冽。
贞心劲节，卅年同仰雪峰高。
上联说他的杂文继承了鲁迅的传统，下联说他一直敬服冯雪峰，我也愿附仰止景行之列。这其实没有说出什么来，此外我要说的还多，一时却不知从何说起。今天我拿出他赠我的最后一本书：他的旧体诗集《散宜生诗(增订、注释本)》(精装本)，展对摩挲，万感纷陈，好吧，就从这里起，先说一点。
实际上，这本书是作者聂绀弩和注释者朱正两人合赠的。朱正同志由长沙来京，参加冯雪峰文艺思想讨论会，十一月十六日晚到我家来，面赠此书。他说：“你可得谢谢我。书是我送的，宝贵的是我替你找了聂老亲笔题赠。恐怕这是他最后的题赠了。”果然，内封上面题的“舒芜兄 绀弩”五个字，已经不成字形。聂老十年卧病，一直是“冷眼向窗看世界，热心倚枕写文章”(郁风、黄苗子戏赠绀弩联)，稿子的字迹一直清楚，偶写毛笔字，屡为书法家虞北山教授所叹服，认为超过了专门书法名家；近一年来他的两腿萎缩了，字还是能写；前些时刚听说他两手也开始萎缩，现在亲眼看见他用萎缩的手写出的这样不成形的字了。我感到震动，打电话给周颖大姐探问情况。周大姐说：“老聂还是那样。还是整天爱睡，手脚是萎缩了，饮食还是正常。”我稍稍放下心，因为彼此住处相距实在太远，路上需换两三次车，便没有马上去看望。我以为总还来得及。不料聂老八十四年的生命，只有最后的十天了。
二十一日，我参加了一个关于杂文的座谈会。我在会上说：中国杂文在发展。聂绀弩同志原是鲁迅以后第一流的杂文家，近十年来，他又以杂文入诗，创造了杂文的诗，或者诗体的杂文，开前人未有之境；同时如荒芜、邵燕祥、黄苗子、吴祖光等，都能以杂文入诗，而聂绀弩的成就最为卓著。我发现我这些话并无新意，因为参加座谈会的人多数原来就是这样看的。我打算去看望聂老时把这个情况告诉他，不料聂老八十四年的生命只有最后六天了。
二十七日晚，我才得到聂老于二十六日逝世的噩耗，说什么都来不及了。又过了几天，才得到聂老自己赠我的《散宜生诗(增订、注释本)》(平装本)，并无他的题赠的文字，是三联书店周健强同志根据聂老指定的赠书名单代寄的，大概寄递过程中有耽搁，周健强同志的附函还是聂老逝世前写的。我看着寄书的日期，更沉重地感到说什么都来不及了。
可是，《散宜生诗》的自序里面，有一段关于我的话：
某日舒芜兄来看我，其时我出狱不久，二十年未见，东谈西谈，不免也谈到诗，我知道他是懂诗的，拿出挽雪峰的几首诗给他看。他说好，并说要抄下来，把底子也拿去了。后来又写信来要看我的全部所做。我本以友为师，也就都给他了。他大概也都抄下了。退还底稿时，说了很多称赞的话。本来迩冬在十年前已曾称赞，我以为是应酬性的；这回舒芜说的更离谱，我不相信。我未学诗，并无师承，对别人的诗也看不懂(不知什么是好，好到什么程度。又什么是不好，又到什么程度)。做做诗，不过因为已经做过几首了，随便做得玩玩。以为旧诗适合于表达某种情感，二十余年，我恰有此种情感，故发而为诗；诗有时自己形成，不用我做。如斯而已，哪里会好？天好又能好到哪里去？不意有人从舒芜那里看见我的诗了，写信给我叫好；舒芜又和我不认识的诗家谈我的诗，甚至说是“奇诗”，诗家回他的信，都谈得很认真，说我别开生面。舒芜把人家给他的信寄给我看，我想，他们串通了来蒙混我的必要，大概是没有的，才渐渐相信他所说有些是真的。但到现在也仍然不完全相信我做的诗果真是诗，不懂别人所做的诗有何好坏。
这里面，有些地方要注，要疏，要笺，要证，先前也有人问过我，现在我检点聂老给我的遗札，有不少有关的材料，我想正好以聂解聂，或者这倒是较为切实的悼念。
我所存的聂老遗札第一通就是他手录的《挽雪峰前辈》四首诗稿，可证他说我拿回家抄的，这是他记错了。诗稿末署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这只是他录诗的日期，并不是他说的我去看他的那个“某日”。他是一九七六年十一月才从山西临汾监狱释放回北京的。我由黄苗子同志处得知，便于“某日”去看他，总是在他录这组诗见示之前，当天晚上，我作了一首诗赠他：
绀弩翁归自汾河，相见惘然。夜读吴汉槎诗，有“一去塞垣空别泪，重来京国是衰颜”之句，借取半联，衍为一律以赠
已成永诀竟生还，十载浑如梦寐间；
久历波涛无杂感，重来京国是衰颜。
金红三水书何在<SPS=2423>，雪月风花句早删；
陌路萧郎莫回首<SPS=2424>，侯门更隔万重山。
<SPS=2423> 翁旧题所居曰金红三水之斋，谓金瓶梅、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也。
<SPS=2424> 翁旧有印曰“垂老萧郎”，识一九五七年之事也。
我把这首诗寄给他，大概这之后他才把他哭雪峰的诗录寄给我。我回信说了什么“更离谱”的话，记不清了，但关于他能以杂文入诗，大概是说过的。他一九七七年元旦写信给我，对于诗里面的“无杂感”和信里面的“以杂文入诗”两点作了答复：
兄谓我为无杂感为大误，并谓以杂感入诗，开前贤未到之境，云云，未免过高。杂感实有之，不但今日有，即十年前也有，所以我认我所经历为罪有应得，平反为非分。至于以杂感入诗，目前尚未臻此。假我五年，八十以学诗，或可得其一二乎！……但桀骜之气，亦所本有，并想以力推动之，使更桀骜。而兄谓非所敢望，真反语矣。
可见我说他以杂文入诗，并没有说错，他承认是自觉地在走这条路。他当时虽已出狱，但他在“文革”中因有不满林彪、江青的言论而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判的无期徒刑仍未平反，当时中国虽已粉碎了“四人帮”，“文化大革命”还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所以他忿激地说“我认我所经历为罪有应得，平反为非分”。
我又写信声明我说的是真话，不是“反语”，并且告诉他，朋辈中已共认他的诗自成“聂体”。一月五日他回信说：
所论诗意，鄙意度之，均前人所不齿者，一为以文为诗，二为野狐禅，即人谓袁枚为通天神狐醉后露尾之意。但我亦不以为羞，不知其可羞。本不知何者为诗，何者为文，更不知何者为正法眼藏，再读书卅年亦未必能知，也就只好如此了。但兄谓有所谓“聂体”者，真使我大吃一惊，不知所谓“朋辈”果是何人。我诗不成体统，竟招致如此不成体统之论，笑煞天下诗人墨客乃至非诗人非墨客矣。大概我兄行文所至，笔先意到，不会真有此也。
我打算回答他说，所谓“朋辈”即是陈迩冬、黄苗子、张铁铉这几位老朋友，他不妨自己去问。我信尚未写，一月十一日他又来信云：
前信计达。几日未见回示，心中有些皇皇，因回思诗题似很不恭也。兄前信所说，颇使我半信半疑，但又亟愿真有此事。请想想，若真有人问海外东坡，诗真有聂体，文真五十年有此一家(不管是第几家)，我该何等飘飘然！何况生挂吴剑乎？
我有许多弱点。其最大弱点为没有学问，六十余年前一小城小学生，怎会有学问？……此事本未瞒兄，兄亦未被瞒。但由此派生一事：我不懂欣赏，不爱看人家的文章，看亦懂不透，因此做批评家和编辑都不够格，尽管我自爱东涂西抹且似真有嗜痂者。因此，我很狂妄，小学生而成了文人；也很谦虚，有人真比我有学问。自大亦自卑。此事想兄早已洞察，但仍一吐，为兄知我论我之助。此亦对兄前函半信半疑之原因也。
他经常说得自己毫无学问，其实他能写出《释舅姑》《广古有复辅音说》那样有学问的文章，陈迩冬同志曾评为“千载何人释舅姑”， 我看并未溢美，这些且不说了；而诗有别才，非关学也，既是名言，何况他从不是以学问为诗，所以他单单从“没有学问”这一点上来“半信半疑”，其实也就是不大怀疑了。
我写给他的信中，曾说过这样的意见：向来说“诗穷而后工”，说“欢愉之言难工，穷苦之辞易好”，其实古来写穷苦的诗，并没有多少好的。黄仲则的“全家都在西风里，九月衣裳未剪裁”，“茫茫来日愁如海，寄语羲和快着鞭”之类，无非酸寒而已，正是评论家说他的：“其俗在骨”。而聂绀弩在北大荒在监牢里的那些诗，才是写穷苦的绝唱，写出了那样人所不堪的环境中一个不失人的尊严的人。他当时没有答复这一点，一九七七年二月二日信中才谈了一大段很重要的意见：
有一次你说写穷的名篇名句也少有，这是伟论。因为是关于我，不便插什么嘴，所以回信也未提及。吴梅村送吴汉槎(是否一家？)：开头山非山兮水非水，生非生兮死非死……这样叠了好几句，初读时喜极，认为它很投合我的桀骜之气，而且真写得一通到底。但是，我所经历的远比汉公经历的深广得多，但一点也未觉得象梅公所说的那样，倒是觉得到处都是生活、天地、社会，山繁水复，柳暗花明(这是说主导的一面，其他暂略)以及歌不尽颂不完的东西，才觉悟到梅公诗是以自己和朋友汉公之类，是高等明人或清人，应味列入簋而天下不以为泰，而今竟如此，所以云云，否则就是文字游戏。至于寒衣未剪，羲和着鞭，等于直接说我没钱，谈不上艺术表现法。杜甫有许多名作脍炙人口，长<SPS=2060>歌却并不怎么动人。什么人说，安得列夫要读者恐怖，读者却不恐怖，契诃甫不要人恐怖，人们却恐怖了，从这可得到许多领会。诗以穷工，它的本义当是人穷可以更深刻地领会一些所谓人情，更能接触到通人们所不留心的人、生活、阶层，得到许多诗的资本。杜甫就是一例。但杜公也是最喜直说穷苦的典型。这一点却坑的人不少，许多诗集包括大人物陆游的，都是没做官怀才不遇，做了官又恨未早退，继承着杜的不优良传统。因此，你说表现穷的好东西又有什么呢？我认为是伟论。
按：吴梅村与吴汉槎不是一家，梅村太仓人，汉槎吴江人。梅村那首诗的题目是：《悲歌赠吴季子》，开头是“人生千里与万里，黯然销魂别而已，君独胡为至于此，生非生兮死非死，山非山兮水非水”，这些地方聂老记忆都有些模糊。但是他这段话，我认为极重要，是他的人生观和文学观，创作态度和创作方法的极重要的自述，不是他自己这样说出来，别人是难以看得这么深刻的。上面说过，我劫后重逢第一首赠他的诗就借用了吴汉槎的“重来京国是衰颜”之句，他现在实际上对此作了回答。我回信说这真正是见道之言。他三月八日信又加以补充云：
兄某函说，我认为何处皆〔有〕可歌颂者，并谓为见道之言。其实只是一面，其另一面何处皆有不可歌颂者。一分为二，此道非我见或首先见。屡想说此而屡忘，今补上。
这就更完整了。(后来我劝他把这个意见写出来，他便写了一篇《写出来篇答舒芜》在《随笔》双月刊上发表了，此是后话。)
聂老自序中说：“舒芜又和我不认识的诗家谈我的诗，甚至说是‘奇诗’，诗家回他的信，都谈得很认真，说我别开生面。舒芜把人家给他的信寄给我看，我想，他们串通了来蒙混我的必要，大概是没有的，才渐渐相信他所说有些是真的。”所谓他不认识的诗家，就是李慎之同志。聂老一九七八年七月十一日信专谈此事：
李公信已看及，我受到很大震动。原以为我根本不会作诗，或所作根本不是诗，谓为诗者，不过友朋之间，无可直说，偶然面谀而已。读此信，知你不但对我说，而且对别人说，不但说是诗，而且是……，虽亦溢美，总非面谀。而且别人据说也同意，另一别人甚至谓为中国之这个那个，更谓若干年后必传，这在我们总是无法证明的了，想当在四五次文化大革命之后，且不管它。这个那个非妙事，不过说明我将被放或重进失掉的好东西(中国无放逐，放逐亦重进而已)。总之，都非面谀，这就使我想于这方面振奋一下。因思平生有两次“大作”，一为北大荒吟草均歌颂道动者，迩公谀之为锄锹文字气干霄，略近百首，包括放牛，当更为中国之什么，亦即法庭所谓“发泄”者，旧曾奇怪何以谓之发泄，今见某公中国之某某之说，乃始有悟：我之歌颂，人则谓发泄也。此物已束之法院档案中，当尽量忆得，以求尊教。其二在失掉的好地方，曾改旧添新，成武汉大桥卅余首，曾抄以示人，其人了不措意，谓仅一联可取。旋被搜去，亦未念之。今思是亦有可忆存之处，忆之三日，仅得十余首。荒吟一盘散沙，可多可少。组诗则为整体，不及一半，缺欠自多，当更追忆，然亦苦矣。
人无定见，合受此<SPS=1821>。此十余首已抄出，枉顾时当与手卷李函原件并呈。
自序中约略之辞，得此一函，可当详注了。
从以上所引遗札看来，聂老作诗的态度非常严肃，要求自己非常严格。他所谓对自己的诗的怀疑，其实就是要与传统的诗学严格划清界限，怀疑别人是否懂得这个界限，是否仍然用了传统的标准来肯定他赞美他。他有句云：“感恩赠答诗千首，语涩心艰辨者稀。”又有云：“老想题诗天下遍，微嫌得句解人稀。”都是这个意思。及至他终于相信世上还是有那么一些能解能辨之人，他才决心将诗集整理问世。今后，我相信会有深入研究聂诗的人，我希望摘记这些遗札能于研究有些助益。 聂老遗札中谈诗之语不仅这些，还有泛论诗学的，评别人的诗的，评我的诗的，都很精彩。特别是他一点也不喜欢我的诗，多次把我评得灰心丧气，然而细想都说得对，使我再也不敢轻易作诗。这些都抄出来未免太多，只好且俟将来别的机会。
一九八六年四月二十一日
舒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