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贡巴认为，索因卡是反映了非洲变革时期社会的一个剧作家，他的作品植根于本土，然后引向世界，因此，他的作品既有育罗巴文化的地方色彩，又对于当代非洲具有普遍意义：不是对古老传统的缅怀，而是对当前现实问题的清醒认识，以求走向一个正义和平等的社会。所以，奥贡巴把索因卡的戏剧说成是一种“变革运动”。
索因卡的主要艺术武器是讽刺，以此鞭挞转变时期社会的轻浮、浅薄和痛苦。他的声音往往象一个怒气冲天的改革派教徒，一心想代表他的会众的良心。一般地说，他的每一出戏剧，其戏剧冲突总是在以当局的代表为一方，以企图充当先知的一两个人物为另一方之间进行的。当局者与可能成为改革者的人双方在一起跳起的“舞蹈”，构成了他的“变革运动”的要素。这就是索因卡戏剧艺术的焦点。他的每一出戏剧都是“变革运动”的主题的一个方面。他所反映的社会，是一个处在两种甚至两种以上文化的冲突之中的社会，也是处在新旧世代冲突之中的社会；他的主要兴趣，就是要表现这个社会对于本身所处的困境如何反应。
作者把索因卡的戏剧创作分为两个阶段，以一九六○年为分界线；这一年他发表了著名剧本《森林舞蹈》。
奥贡巴评论的前一阶段的四出戏剧是：《沼泽居民》、《狮子和珍宝》、《杰罗教友的考验》以及《森林舞蹈》。他认为这些作品表现出剧作家仍然还在对主题进行探索，尽管已经掌握了比较熟练的戏剧技巧，具有相当的幽默感，并且急于以各种新的题材进行实验。由于这些原因，前一阶段的戏剧几乎仅仅是质量不等的素描或者小品，缺乏一个充实而活跃的中心思想来统一他的生活经验，并且指出一个明确的方向。
后一阶段的作品受到评论的是：《强种》、《道路》、《孔其的收获》以及《疯于和专家》，都是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初发表的。奥贡巴认为这是索因卡戏剧的成熟时期：早期作品的真诚玩笑气氛已经不明显，其中的讥讽嘲笑，也已经不仅仅是为了取乐，而是一种失望的苦笑。索因卡在这些戏剧里十分认真地处理社会生活中的重大事件，情调从一般的社会批评转而成为对社会现状和未来的深刻焦虑。早期作品中先知式的人物，要么变成滑稽可笑的自以为是的吹牛家，要么变成失去了理想的变态的人，或者不过是一个假扮的天使。剧作家对于当代非洲的现实十分清醒，甚至愿意为了它的复兴孤注一掷，然而他既没有信心，也看不到希望。在这些戏剧里，“变革运动”完全是一场古怪的运动，其中的矛盾大都是绝大多数浑浑噩噩过日子的群众与少数几个关心运动的性质和方向的人之间存在着的鸿沟所造成。因此，这些戏剧给人一个总的印象，是犹如一道连接过去和现在的桥梁，其一端来自传统，其另一端却通向一个未知的黑暗的未来。这些戏剧里所反映的社会，则犹如一辆在坑坑洼洼，崎岖不平，两侧深沟的西部非洲道路上行驶的卡车。这辆卡车是否能够继续不断地向前进行，还是翻进深沟，车毁人亡，全看驾车的人是否谨慎小心，克服困难。但是这位驾车的人不但技术不佳或者喝了点酒，更糟糕的是不专心致志地驾驶，而是开着玩笑，根本不把脾气恶劣的路神看在眼里。至于卡车本身，也是很成问题，看起来象是新的，却不过是重新油漆了一番，零件不配套，新的和旧的勉强凑合在一起，一路行驶，一路轧轧发响，仿佛随时都要散架。路上其他车辆的驾车人也同样漫不经心，都冒着随时迎面相撞或者摔进沟里的危险。
奥贡巴以这些形象的语言来说明索因卡在后一阶段的作品里对尼日利亚社会精神上和政治上能否健康成长的忧虑和关心。他还指出，索因卡在这些戏剧里表现了许多人，包括上层社会的和下层社会的，在一种盲目性和幻想的作用下行事的场景，说明这些人对自身缺乏认识；他们基本上是在自我兴趣的推动下生活，即使有光在前面照着，他们也故意闭上眼睛，只做看不见。因此，这样的人没有方向感，由他们来驾着刹车不灵的卡车，在这种七曲八弯的道路上行驶，当然是十分危险的。
奥贡巴指出，幻想，在索因卡的每一出戏剧中都起着重要作用。例如《森林舞蹈》里的那些人，他们洋洋得意地等待着一个伟大的未来，能够出现什么魔术冲洗掉过去和现在他们手上沾着的罪恶的血。再如《道路》，其中的教授明知自己没有可能研究出生与死的秘密，还在继续研究，而且自以为取得了进展。
至于自我兴趣，也就是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心理状态，则几乎是索因卡所有戏剧中的重要主题之一，它暗示着，如果这个社会有一天毁灭，那就是由于其中每一个人都是以自我为中心，从来不想到整个社会的利益。在《沼泽居民》中，它表现为一种宗教禁忌；在《狮子和珍宝》中，它被等同于社会利益，因而阻碍了社会的进步；在《森林舞蹈》以及后一阶段的戏剧中，则是人人都害怕染上的疟疾。
其结果，是造成了精神的黑暗，尤其是因为大部分的人，包括当权的人，丧失了方向感；他们或者故意摧毁了可以使他们想起良心的东西，如《森林舞蹈》；或者执着于某些古老的传统，甚至把唯一的光也熄灭，如《强种》；这种精神黑暗的最强烈的表现，则是《道路》，其中的领导者是一个半恶魔、半幻想家的人物，他把他手下的人领上了自我毁灭的道路。
奥贡巴说，作为戏剧家，索因卡是严肃地、想要直截了当地表达一个意思，就是：他认为他所处的社会已经濒临死亡，于是向观众提出警告。他相信，他如果继续不停地敲击他的观点，就能把它敲进群众的良心里去。这使得他的大部分剧本显得黑暗，也许过分黑暗，因为他处理的应该是他的年轻社会的光亮的一面。然而他的全部目的，是要讽刺古里古怪的东西，暴露社会的各种罪恶，强调合乎情理的行为。他情绪好的时候，就让我们嘲笑他塑造的一些人物，嘲笑他们的小里小气，小偷小摸，自私自利。然而我们的笑不会感到单纯的快乐，笑到中间也会突然停止，因为我们眼前看见的是正在走向灾祸的人们的遭遇。
奥贡巴也议论了索因卡自己在尼日利亚的“变革运动”中的表现：他不穿西式服装，不穿民族服装，而自己设计了一种轻便的服装；他气忿地从伊菲大学辞职，因为校长要求全体教职员表态支持现政府；他冲进广播电台，把正在广播的新当选的总理讲话磁带掐断，向听众揭发选举的弊端。这些事例，说明索因卡是一个难以抑制自由呼声的拜伦式人物。他认为，他这个社会的变革时期需要一位救世主，如果需要的话，他可以出来担当这个角色。但是实际上，他的主要成就还在于他是英语写作的西非当代戏剧的先锋。他是在英国、美国受的戏剧教育；他把西方的戏剧艺术带回本国，使原始的非洲戏剧有了一个飞跃，因为他把丰富的育罗巴文化遗产和西方的戏剧技巧结合在一起了。
最后，奥贡巴说：索因卡还在继续创作，他的创作道路也许还仅仅走了一半，对他作最后的评价为时过早。仅就这八出戏剧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出以下三点：
一、索因卡确实是一个普罗米修斯；他看见了他的社会存在着矛盾，但是揭露矛盾并不是他的目的，而是唤起人们的注意。他常常被谴责为扮演着一个先知的角色，但是他对某种新秩序的狂热信念，已经开始逐渐动摇。
二、索因卡的戏剧的方向，一般总是从讽刺，经过希望，到达悲观。因而说他不过是一个讽刺作家，是不完全正确的。他的讽刺往往是他对世界的深刻理解的一件外衣。当然这也不是说他的讽刺没有技巧，而是强调他作品的悲喜剧效果，因为他的讽刺还是能够令人发笑的。
三、索因卡的戏剧都有着深刻的人道主义观点。他在戏剧中所描写的，是当代非洲人民在不发达的条件下被卷进了不由自主的变革之中而产生的古怪状态，因而有时候在尼日利亚被批评为“袖手旁观者”。但是从他的作品中可以看出，他的社会批评并非是为批评而批评，他对他塑造的人物的同情和同胞感情，是以对一个更加美好社会的共同渴望为基础的。
(Oyin Ogunba：The Movement of Transition，A Study of the p1ays of Wole Soyinka，Ibadan University press，lbad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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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三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