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本文批评”或“美学批评”可以完全不理会所评作品的销量。从“接受美学”或“文学社会学”的角度，一本畅销书却是无法漠视的重要现象。文学作品的畅销有许多复杂的因素。从作品本身来说，也许它满足了读者娱乐的需要，也许它提出了当前公众普遍关注的重大社会问题。从发行渠道来说，也许在广告、推销等方面做得比较成功。也还有读者方面的一些因素。然而，文学批评书籍的畅销毕竟是一件相当罕见的事情。就台湾文学界和读书界来说，究竟产生了什么样的社会需要，使一本书评的畅销成为可能、成为现实？
还得先从“龙评”本身说起。
龙应台女士祖籍湖南，一九五二年出生于台湾高雄。成功大学外文系毕业后留学美国，在堪萨斯州立大学获英美文学博士。一九八三年回台湾任教，翌年三月开始在《新书月刊》上发表书评。她回台湾的第二天，坐在计程车上，忽见马路当中躺着一个黑衫黑裤老人，流水似的车辆“技巧地”从老人身边穿梭而过。她大叫停车，要去打电话给警察。司机往车窗外吐了一口槟榔汁，不经意地说：“免啦！大概早就死了！”龙应台十分惊奇他的反应，仍坚持付钱下车，打电话，直至救护车载走那老人，才放心离去。后来她又经历了类似的一些事，触目皆是台湾社会的种种弊端。于是她写下第一篇社会批评文章《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
在台湾，最容易生存的，不是蟑螂，而是“坏人”。因为中国人怕事、自私，只要不杀到他的床上，他宁可闭着眼假寐。
你以为你是好人，但因为你不生气，你忍耐，你退让，所以摊贩把你的家搞得象个大杂院，所以台北的交通一团混乱，所以淡水河是条烂肠……
文章引起社会的强烈共鸣，从此开始了她在时报副刊上的《野火集》专栏。“取‘野’，是希望放得开，不受传统观念的束缚，对事情提出新的看法；‘火’，是取其热力，希望把大家冰封已久的心灵，重新煽热起来。”
显然，龙应台把她进行社会批评时的这份公民责任感和知识分子良知带进她的本行专业，试图建立一种“真正客观、冷静、严格的文学批评”，便也在台湾评坛上放了另一把“野火”。以至我们这些“隔海观火”的，也不难感受到几分灼人的热力。
甚至《龙应台评小说》一书的最激烈批评者，也都承认“龙评”的优点是“充满了勇气和锐气”，“文笔犀利”，“一针见血”，“直言不讳”。
龙应台的第一篇书评是评论著名作家白先勇的长篇小说《孽子》，题目就叫——《淘这盘金沙》。她认为这部作品是一盘未经筛过的金沙，其中有几块闪耀的金子，碍眼的沙石却也很多。《孽子》的叙述者是一个被高中开除的十八岁少年阿青，叙述语言却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文体，一种是精雕细琢的极具现代美的散文，一种是毫无掩饰的童言和下流白话。这两种语言同出一人之口，分裂了叙述者的个性，也削弱了这个角色的可信性。另一个语言上的毛病，是白先勇无法让不同的角色说不同的话，几乎每一个人物都采用作者本人那种功力十足的方式来说话(用比喻的手法写出声音、色彩、触角的敏感)，人物的个性就淹没在单一的感受方式和表达方式里了。再一个缺陷则是情节的单调重复，小说有几个基本的公式，比如说“不正常家庭出少年浪子”的“家庭公式”，强者义勇救弱者的“爱心公式”，千篇一律，彼此重复，失去了震撼的效果。
应该说，这些“大块的沙石”确实是相当显眼的，出现在名家笔下就更加显眼。或者正好相反：出自名家笔下便往往使人视而不见？
当从语言切入之后，进到主题的讨论时，龙应台碰到一个“文学以外”的问题。有的评者曾经以强烈的反共意识来诠释《孽子》，说它是一个政治“寓言”，说龙江街代表“破败的大陆政权”，龙子南京路官邸是“中华民国”，龙蛇杂处的新公园代表“今日的台湾”，而小说的主题，是“现代中国分裂的伤亡惨痛，中国人的流离、迷失与挣扎”。这种“索隐派”式的政治上纲是有点吓人的。龙应台简洁地说：“这样的评析真是天马行空，不知从何说起！”这不是淘金而是“镀金”，强加的政治意义无益于作品本身的价值。说《孽子》表现了“可歌可泣的国魂”，是“中国意识强烈，忧国忧民之作”，——“这顶帽子戴得太高、也太大了一点”。
文章作结道：“平实的说，《孽子》是本有关家庭冲突、社会问题，和青少年心路的小说。它称不上是一流的作品，因为其中严重的错失不少，但在主题的表现上——尤其是父与子，灵与欲的冲突，白先勇用了很深的功力，有杰出的成果。语言、情节上的单调、重复，以及人物个性的欠缺鲜明，很可能是白先勇改写长篇小说所面临的难题，假以时日，这些或许也难不倒他吧？！”
这篇书评很集中地体现了龙应台对文学批评的要求：1.对事不对人。“我吃到一块坏豆腐时就只能说：‘这是一块坏豆腐’。”不管做这块豆腐的是业余豆腐生产者还是百年豆腐老店，也不管他昨晚上做这块豆腐时是否闹情绪。把人与作品分开，就可以作到既不人身攻击，又不背人情包袱、为尊者讳。2.以技巧分析带动主题讨论。一本小说，它的叙述角度选对了么？象征和对比运用得是否成功？人物的刻划是否有个性？情节的安排和细节的选择如何？等等。然后才可以见出作者把某种主题“实现”到何种程度，决不因为主题被戴上了吓人的高帽子而不加分析地喊万岁。3.用浅显易懂的语言。大众化的、雅俗共赏的批评文字，决不夹杂着很多外文注解和文学理论。
基于这三点要求，龙应台认为在台湾，没有真正的文学批评，有的只是如下的四种东西：一曰“人身攻击型”，二曰“温柔敦厚型”，三曰“主题万岁型”，四曰“深不可测型”。
这一说法有点绝对，大有“创世纪”的味道，类乎“在我之前一片空白”的气概。这当然伤了台湾评论界的自尊心。何况龙应台还标榜自己的书评是“严格的、专业的”文学批评呢！
《龙应台评小说》一书的弱点是很明显的，台湾评坛比喻为“犀利而单薄的手术刀”。批评既然是一种对话，那么批评家面对不同的批评对象时无疑应当因作品而异地，了解作品独特的“语言”，从而采取不同的方式和它交谈。除了小说的技巧分析之外，“龙评”很少采用别的批评方法，也很少涉及文学史上的传统和事实。神话、心理、社会背景、文学源流等等一般都未触及。基本上也未谈及文学批评的理论和规范。此外，龙应台似乎对类似王祯和《玫瑰玫瑰我爱你》这样的“笑谑”型作品表现出无法把握的困窘。实际上无法回避的批评中的道德价值判断又使她对批评的界说陷入某种自相矛盾。
于是人们对“龙评”的“严格”与“专业”产生了怀疑。龙应台辩解说，她的书评当然不是学术性的(或曰学院派的)批评，不是那种发表在学报上，用专门的术语，有旁征博引的注脚，有非常周全的理论，面对相当狭窄的读者面(教授、学者和研究生)的批评。她的书评是所谓“实用批评”，刊登于报纸或一般文学杂志之中，与当代刚“出炉”的文学有直接、立即的关系，它是读者、作家、与评家之间的“交流道”。学术性的批评当然要求是严格而专业的，“实用批评”如果要有任何份量的话，它也必须是严格而专业的。也就是说，写书评的人，必须有相当程度的批评训练，并且把书评当作一件长期的(不是偶一为之的)、严肃的(不是兴之所至的)工作，必须具有专业的素养和态度。因此，龙应台所说的“台湾没有文学批评”，是指学院门墙以外，与社会中买书的读者、写作的作家、关心文艺的评家所息息相关的实用文学批评，一个充满活力的“文学交流道”。她振振有词地反问道：“台湾如果有这种强有力的批评，那么一部作品一上市，就应该立即有针砭的批评出现在报章杂志上，立即有意见不同的评家讨论争议，立即有读者的反应。台湾有吗？”
由于“实用批评”的目标，龙应台亦为她书中的上述弱点辩护，说她是有意为之。既然是“实用批评”，就避免谈理论本身，对理论有兴趣的人不妨自己去找书进修。为了使批评能够“立即而精粹”地产生实用效果，她只能在诸多批评途径中选择自认为最拿手的一种来处理。如果龙应台注重的是小说的技巧，这并不妨碍别的评家注重于社会背景、作者与作品的关系来讨论小说。
所谓“实用批评”，又叫“大众化批评”，它面对的首先是作为文学消费者的广大读者群。近年来，台湾的“文学消费市场”骤然扩大了，一九八四年的书籍销售量，比八三年增长了百分之六十五。对书的需求有如此迅速的增长，读者必然面临一个选择的问题，他迫切需要在“什么样的作品是好作品”这样的困惑中获得“权威性”的忠告。正如在物质商品的消费中人们必须受到“保护”，以抵御低劣商品的倾销和不负责任的广告的蛊惑，实用批评也必须承担起“文学消费者保护主义”的道义责任。我们知道任何传播媒介都有可能“异化”为对人的一种专制。如果一份发行百万份的报纸说某部作品好得不得了的时候，读者有无机会获得不同的意见？在这种情况下，读者认为具有“权威性”的、乐于听取的忠告就可能是那种直言针砭的、毫无人情包袱的，即有专业背景又明白晓畅易于理解的书评了。
因此，台湾评坛认为，龙应台的书评之所以畅销，实在是由于她在“恰当的时候，做了恰当的事”。她可能开启了一个“批评时代”，使台湾开始出现“大众化的评论体系”。
然而，实用批评一方面具有制约“传播媒介的专制”或“广告的暴力”的功能，另一方面它本身又是一种传播和广告，具有扩张性的功能。这样，它可能给文学生产的“中小企业”即知名度不够，或写作方式不那么“戏剧化”的文学作品以“社会性救济”。但是，同时也就隐伏着这样的危险，如果实用批评只此一家的话，也可能形成“龙应台式的专制”。防止的途径只有一条：要有更多的评家，写出多样的实用批评来。
这就是“龙卷风”的另一功能：刺激台湾的文学批评界，“先把真正凶猛的批评风气打出来”。如果发展大众化的评论体系的时代已经到来，那么所需要的就不只是一个龙应台，所有的评家都享有同样的机会，只要有专业素养的人，愿意为普通读者“做一件事”，用他们听得懂的语言，用具体可感的模式来评析作品也会受到极大的欢迎。
然而，生产制约着消费，消费也制约着生产。面对着读者的“实用批评”，实际上也面对着作者。毫不关心自家作品在读者心中的“形象”的作家恐怕是没有的。直言针砭的书评很难不伤害某些作者的自尊心。龙应台再三申明她是“只对作品不对人”，人、事分开，申明她的批评是“对台湾小说作者献上的一束鲜花，对他们的努力与成就表示敬意”，申明不管是褒是贬，“他们的作品有评的价值”。尽管如此，对“龙评”的情绪化反应还是非常激烈。据说，有人匿名寄给龙女士撕了一角的冥纸(“我非常喜欢那些冥纸，尤其还小心的撕下一角，表示诅咒生效；一张薄薄的粗毛纸，万千愤恨之意尽在其中，充满了象征的美感。”——龙应台对冥纸作如此的“审美观照”)。也有作者在用尽所有侮辱性辞句之后，骂她是“妓女”。更有极出名的老作家，说龙应台不能欣赏他的创作，那么不是“左派御用文人”就是“性冷感”。
但是，心胸开阔的作家也是有的。譬如马森，他很欢迎“龙评”，“因为有时候作者写顺了，写了半天，怎么改都不知道缺点在哪里，这时如果有人一指点，就会恍然大悟。”他认为龙应台评他的小说集《孤绝》是很内行的，评得很有道理。“所以在三版时，我就狠下心来把她所指的那段‘美丽的散文’删掉了，虽然我自己认为写得满精采的。”
实用批评由于立即跟刚“出炉”的文学作品对话，它具有制衡“作者的自溺”的功能。——只有在创作心理学的某个角度上才可以说写作是一种“自我表现”。天边的虹是大自然的“自我表现”，而我在小说里写下“天边的虹”这样的词句却是为了创造某种审美价值，是为了把某种信息向另外一些人传送。为了判断自己的创造，我没有理由不接收反馈回来的信息。倘若把批评看成文学系统中的一个部门，那么批评就是文学的自我反思。没有批评，就没有自觉的文学。作家最害怕的应该是——无人批评。
龙应台说：“我写批评的目的，在打破中国人温柔敦厚、人事不分的乡愿习惯，把文学作品赤裸裸的呈现出来，用我的方式进行解剖，希望因此而提高读者的鉴赏，刺激作者的自觉，活动评者的交流。”
然而，这还只是她的“短程目标”。据说，还有“长程目标”，曰：“台湾必须树立起独具一格的批评理论，用来容纳东西共同语言之外独属中国的情愫。也就是说，中国终究要发展出一套自己的批评体系来”。
这就恐怕不是单靠实用批评所能达到的了。同时，恐怕这也不单单是台湾一地的中国人的努力目标。
(《龙应台评小说》，台湾尔雅出社一九八五年版)
黄子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