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面意义多明<SPS=1256>，寓言意义细分晓，
道德意义辩善恶，神秘意义藏奥妙。
这是一首中世纪欧洲广为传诵的小诗。罗马帝国的基督教思想家奥古斯丁(三五四——五三○)在其所著《基督教教义》一书中，曾引用它来对繁难艰苦的《圣经》诠释工作作了归纳。在前辈《圣经》诠释家如奥里金(一八五？——二五九？)所提的字面、寓言和道德意义之外，圣奥古斯丁又添上第四层意义——神秘意义。而后世的人们惯于用来解释这四重意义的最简单的例子，就是“耶路撒冷”这个专有名词。首先， 它实在的字面意义表示着一座历史名城；其次，它的寓言意义指的是教会；再次，就伦理道德意义而言，它意味着基督徒的灵魂的归宿； 最后，它的神秘意义暗示着奥古斯丁所预言的“上帝之城”①。
中世纪的《圣经》诠释家可以被认为是近代和现代阐释学的远祖。在我力图理解歌德的《亲和力》这部小说深沉而丰富的内涵，写一篇评介文字时，实在是情不自禁地想到了圣奥古斯丁的四重意义说。
《亲和力》写成于一八○九年。说的是一对情侣爱德华和夏绿蒂历经波折，到了中年才结成夫妇，在乡间过着宁静而幸福的生活。可是不久，由于他们的朋友奥托的到来，由于两个男子兴趣相投，一齐致力于农庄的管理，妻子夏绿蒂便受到了冷落。为了排遣她的寂聊，于是又将她在寄宿学校念书的侄女奥蒂莉接了回来，虽然姨母夏绿蒂怀有疑虑，怕年轻的侄女会与老单身汉奥托搅到一起。殊不知奥蒂莉回家不久，四个人之间却出现了未曾料到的新的组合：年青、美丽、温柔的奥蒂莉和热情、真诚、豪爽的爱德华相互吸引，情投意合；贤淑、聪明而风韵犹存的夏绿蒂与干练、稳重而富于理智的奥托彼此倾慕，心心相印。没过多少日子，他们之间新的感情趋向已变得如此明显、强烈，不只时时处处地表现在一些日常小事，而且导致了爱德华和夏绿蒂婚姻关系事实上的破裂：一天夜里，夫妻二人同床异梦，都下意识地以为怀抱中的是自己新的意中人，因而获得了极大的欢娱和幸福。可是第二天清晨，面对着初升的朝阳，两人又同样感到内疚，认为自己已犯下奸淫大罪，既背叛了他们以上帝的名义结成的神圣婚约，也玷污了他们对各自的恋人的纯真感情。事已至此，他们才不得不打破表面的平静和沉默，向自己的情人表白了心迹。不同的只是，夏绿蒂与奥托理智而富于节制；爱德华与奥蒂莉，尤其是爱德华却听凭热情的驱使，以致惹出了事端，引起了乡里的非议。大家都觉得再不能这样生活在一起了，结果两个男子双双离去：奥托找了一个新的差事；爱德华上了战场，以求一死。小说结束时，奥蒂莉和爱德华相继去世，原因都是精神的创伤和感情的痛苦；夏绿蒂和奥托虽然活了下来，却也失去生的乐趣和幸福。
仅仅看以上故事情节，仅仅看其“字面意义”，我们很可能得出一个肤浅的结论：此乃一部爱情小说，或者再直截了当一点，简直就是那种古往今来已被中外无数二三流乃至不入流的作者写滥了的“三角恋爱”、“四角恋爱”悲剧。
更有甚者，《亲和力》在问世之初，曾遭到了众多的非议，被指责为“一部不道德的书”，“一部诲淫之作”，原因是它不但写了一对合法夫妻非法的婚外恋情，而且他们在无意识中事实上已与人私通，而且丈夫的情人还是妻子的年轻侄女。如此等等，论据可谓十分充足。对于同时代人的指责，歌德是既不同意又不屑于多作解释的，据传他只对一位当面诘难他的贵妇冷冷地说过一句话：“很遗憾，夫人，它(指《亲和力》)却是我最好的作品。”布莱希特，曾对《亲和力》之不被当时的多数德国读者理解和接受而大感不平，因而十分愤慨和不无偏激地说：“唯其如此，我才高兴。德国人都是些猪猡！”②须知照这位戏剧家看来，《亲和力》是丝毫没有同时期的哪怕最成功的德国剧本都带有的小市民气的，算得上一部“伟大的杰作”，不被“猪猡”们理解就是很自然的了。
事实确乎是，爱情纠葛仅只构成了小说的骨架，这骨架支撑着的是丰满的血肉，在这血肉之中还蕴藏着深邃的精神。
《亲和力》虽也写了爱情，但却不象一般爱情小说似的注重情感的抒发，以至于缠绵悱侧，从而感染读者；相反，倒是对主人公之间激烈的感情冲突和不幸遭遇冷静客观地描述，细致深入地剖析，从而引起读者的思考。它更没有一点点露骨的男女私情的猥亵描写；相反，四位主人公都是富有教养、品格高尚的人。其中，奥蒂莉更是纯洁、善良、乐于助人，因而生前受到不少男子的青睐，死后成了人们心目中的圣女。就连四个人中最易受人非议的有妇之夫爱德华，歌德也认为他“至少是极其可贵的，因他无条件地在爱。”在这样一些高尚的人中间发生的悲剧，使我们不能不进行深思。可以认为，《亲和力》这部长篇小说整个都带着强烈的思辨色彩。而通过深思，我们便不难发现小说的第二层意义，即“伦理道德意义”。
围绕着四位主人公的感情纠葛，小说对恋爱、婚姻以及相互关系这样一些重大的人生和社会问题进行了探讨。歌德不只通过主人公的思想、言行和遭遇，形象而委婉地提出问题和解答问题；而且，他还借其他人物之口，直截了当地让不同的观点进行辩驳。例如，在小说第十章，关于婚姻的约束力问题，那位好心但却办了不少坏事的仲裁人认为，“婚姻是一起文明的起点和顶峰”，所以“必须是牢不可破的”，不遵守婚姻约束的人就应视为违反了上帝的诫条，就犯了奸淫罪③。反之，小说中的一位伯爵却公然宣称：人都乐意扮演新的角色，“在婚姻关系中，不恰当的也仅仅是要求在这充满变换和动荡的世界上实现绝对的、永久的稳定”， 因此主张，“每缔结一次婚姻只应生效五年”，五年期满夫妻双方都有权考虑是延长婚约，或是恢复自由，各奔东西。在十九世纪初的德国，这无疑也是一种违反宗教诫条和法律道德准则的惊世骇俗的言论。然而，在歌德的笔下，伯爵的一席活不但“得体而有风趣”，“于戏言中包含着深刻的伦理意义”，而且，他还身体力行，未曾离婚便与一位男爵夫人相爱、同居，成为了高雅、端庄、快活的一对儿。反之，那位仲裁人却老迈、迂阔、令人讨厌。再考虑书中的四位主要人物，歌德更同情的显然是“无条件地在爱”的爱德华和奥蒂莉这一对，他在婚姻、恋爱及其相互关系这些伦理问题上的立场可以讲是非常鲜明的。也就难怪，在《亲和力》问世之时，也被一些人简单地看作一部为离婚辩护的书；而西方社会发展到今天，婚姻关系变得如此松散，男女相爱更加自由，似乎实现了《亲和力》中那位伯爵的主张，于是又有论者认定，在歌德的所有作品中，它是最富现代精神的一部。这种看法也可说不无一定道理，因为《亲和力》所表现的伦理道德观念，确实远远超越了产生它的时代。
如此看来，《亲和力》称得起是一部伦理小说，但又不仅是一部伦理小说。因为，在它的伦理道德意义之后，只要我们细加思考，还可进一步地发掘出深藏书中的“寓言意义”和“神秘意义”④。具体地讲，歌德并未满足于恋爱、婚姻等伦理问题的探讨，而是通过爱情与婚姻时常发生矛盾和婚姻因此不能持久的现象，进一步提出了人性和人生的局限问题，并力图作出自己的解答。他将小说题名为《亲和力》，显然并非偶然，而是寓有深意的。
所谓亲和力，原是一个拉丁文的化学术语attractio electiva，译成德文为Wahlverandtschaft，意即“选择的亲缘关系”，或如钱钟书先生所译的“选择亲和势”。它本来指自然界的不同元素或物质之间，吸引(attractio) 与聚合的能力以及强度是不同的；两种以上元素在一起，或于两种早先聚合在一起的元素中又加入别的元素时，它们就好象会相互“选择”，结果总是亲和力更强的聚合起来，亲和力较弱的自然分开。在我们的小说中，歌德把这一自然现象推演到人与人特别是男女之间的关系上，并在第四章集中而具体地作了阐述。在歌德看来，书中四位主人公之间的感情变化与离散聚合，皆为亲和力的强度差异使然。爱德华和夏绿蒂这对历经波折始成眷属的恩爱夫妻，彼此的亲和力不能说不强，但在碰上了奥蒂莉和奥托之后便各自奔向新的爱人，原因就在出现了由亲和力强度差异造成的“选择”。诚然，这人与人之间的亲和力，只是一个比喻，一种象征，不能作机械的纯自然科学的理解；因为人毕竟不同于物，是具有理性和理智的。但是，人与人之间，又确乎存在着类似亲和力的现象，其所造成的影响，并非总是能为理性，乃至由理性所创造的宗教诫规、法律准则、道德规范等等所抑制和克服的。什么是人与人之间的“亲和力”？对这个问题似乎不必作十分明确而肯定的回答，因为它正好是小说的“寓言意义”和“神秘意义”的集中体现。如果一定要有个答案，我只能说，这“亲和力”大概就是由遗传、心理、生理、种族、年龄、社会环境以及文化素养等诸多内在和外在因素所造成的人的气质、性格和审美理想的差异吧。由于这种差异，人与人之间感情交流与心灵契合的程度就不同。而这，又使并无血缘关系的人们中又出现亲疏，让那些“亲和力”弱的人或视同陌路，或格格不入，让那些“亲和力”强的人一见如故，一见钟情，心有灵犀一点通。
这所谓亲和力，明显地带有相当多的神秘性；之所以这么讲，除上文已指出的它的内涵的模糊性和寓意以外，还有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和常常在人无意识与不自觉之中发挥巨大的威力这些原因。作为夏绿蒂与丈夫同床异梦那个神秘之夜的结果，她生了一个孩子；奇怪的是这孩子的长相既不象生母夏绿蒂，也不象生父爱德华，却象他俩的意中人奥蒂莉和奥托。这不就说明这“亲和力”是何等地神秘，何等地巨大么。后来，那怪孩子——他可以说是“亲和力”的象征——在奥蒂莉与爱德华的一次幽会后落水淹死了。在他的尸体面前，四位主人公中最富于克制力的夏绿蒂才省悟到：“有些事情是执拗的命运促成的。理性与操守，责任感和一切神圣的誓约，要想阻挡它都是徒劳；某些事情在命运之神看来是完全合理的，在我们看来却似乎不合理；可不论我们采取什么态度，命运最终总是强行实现自己的意志。”于是，她决定遵从命运，同意与爱德华离婚，以便四个人按“亲和力”的情况重新结合。然而为时已晚，深感内疚的奥蒂莉不饮不食衰竭而死，深深爱着她的爱德华不久也跟着她离开了人世。小说以十足意义的悲剧告终。
《亲和力》这部小说，向我们揭示了近代和现代文明社会中的人性和人生的一大局限。那就是婚姻的缔结，即便并非如买卖婚姻、包办婚姻、政治婚姻、门阀婚姻等等的被动凑合——爱德华和夏绿蒂在成为眷属前都被迫与人婚配过一次——，也总不免带有偶然性，第一次选择难得就是最佳选择。所以，人的终身大事，即便表面上是自己决定的，实际上仍受着由偶然性构成的“命运”的支配。而人呢，由于同样不以他的意志为转移的“亲和力”的影响，常常不能顺从“命运”的安排，于是生出了无数“千古知音难觅”和“恨不相逢未嫁时”的慨叹与不满，酿成了许多恋爱、婚姻和家庭的悲剧。《亲和力》所反映的正是这样的情况，因此也可以说是一部希腊悲剧似的命运悲剧。
至于不同时代、不同信仰、不同文化传统和不同社会制度下的人，自不待言，对婚姻恋爱悲剧产生的根源，对消除不幸的途径，是会有不同的认识的。在《亲和力》中，歌德是以十分严肃的态度，探讨了这些重大的人生和社会问题，并且明确地表示了自己的立场观点。爱德华死后与奥蒂莉合葬在一座小教堂里——这一安排对两个犯了“第六诫”的罪人来说，实在是很不寻常的。“一对恋人从此并肩长眠。肃穆的气氛笼罩着他们安息的地方，欢乐的、亲切的天使像从拱顶俯瞰着他们；有朝一日，当他们一起苏醒过来，那景象将是何等动人呵”。小说这结尾的最后一句话，可以说是歌德对于恋爱婚姻的理想，对于未来人类的祝愿；它为世人描绘出了作者心中向往的“上帝之城”。我们完全可以不同意歌德带有宿命色彩的“亲和力”理论，不同意他那“上帝之城”的构想，但是，他热诚关心人类命运、严肃认真地探讨问题和勇于破除陈腐观念的精神，却不容否认。正因此，《亲和力》这部小说于寓意性、神秘性之外，还有着古希腊悲剧式的庄严。正因此，它从问世以来，才得到了虽说为数不多，但却真正是一些富有鉴赏力的作家和评论家诸如威廉·格林、富凯以及布莱希特和本亚明的高度评价，热情称赞。
爱情小说——伦理小说——命运悲剧，这些可以讲就是《亲和力》的本文所表现的“字面意义”、“道德意义”、“寓言意义”和“神秘意义”。不过，尽管如此，我并不认为它们已经道尽了这部被 K·W·F·左尔格称作“含义无穷的艺术杰作”的全部精神思想内涵。歌德自己就说过，他在书中“藏进了”许多东西，读者必须反复“观察”，透过“透明的和不透明的帷幕”，才能“窥见其中真义”。又说，要真正把握书中的细节安排和人物关系，就得将它认真读上“三遍”。德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著名作家和书评家赫尔曼·黑塞，他从小到老读了《亲和力》五次以上；当读了第五次时，他发现“完全是另一本书了”。我把透过帷幕进一步窥探《亲和力》本文深义的乐趣，留给好学深思的读者，让他们发挥想象，去填补充实作品中留下的空白，最后完成对这部小说的阐释和接受。在下文，我只想简述歌德有关的生活历史，以追寻他在作品中所表现的自我和本意。
不必细说这部小说如何产生于歌德又一次短暂而无望的爱情；也不必指明小说的两位女主人公在他生活中的原型，以及他本人的某些思想性格特征，如何体现在了两位男主人公特别是热情、真诚的爱德华身上。需要指出的只是，《亲和力》和歌德的所有作品一样，也是他的“一部巨大的自白”的一个“片断”，或者更确切地讲，只是他对自己多恋但却并不幸福的一生所作的总结和辩解。
歌德在他漫长的一生中，确曾有过远比常人为多的“风流韵事”，而且轻率和负心的情况也不只一桩，对此，他在剧本《铁手骑士葛慈·封·伯利欣根》、《克拉维歌》以至于《浮士德》第一部中，都作过“诗的忏悔”。世人常常以他和女性的关系大做文章，颇多微词。就连我国“五四”时期思想解放的先驱如郭沫若，尽管崇拜歌德，自比歌德，却也对这位“西洋贾宝玉”“只晓得‘吃姑娘嘴上的胭脂’”感到不满。歌德有知，一定会觉得委屈吧。因为观其一生，歌德在恋爱问题上获得的痛苦多于欢乐，并不真正幸福。他觅到少数的知音者都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而不能结合，只好一次次地克制，“断念”。不只一个他热爱的女人还以自己的乖僻折磨他，带给他痛苦，逼得他一次一次逃跑。他最后娶的只是一位制花女工，虽说美丽、贤淑、善良，给了他无私的关怀和爱，但在精神和思想上，与大诗人和大思想家却相去远矣。歌德的不少作品如小说《少年维特的烦恼》、剧本《斯苔拉》、 诗歌《丽莉之歌》、《热情三部曲》乃至《西东合集》等等，都是不幸和无望的爱情的产物。《亲和力》也属此列。歌德借助艺术形象和书中人物之口，对婚姻恋爱的不和谐问题，作了冷静而痛苦的思索。我们似乎听见，他在为自己多恋的一生进行辩解：他不是一个喜新厌旧的轻薄仔，他是象爱德华一样“无条件地在爱”的高贵的人；年龄和社会地位，宗教诫条、法律准则和伦理规范，全都不应成为爱的障碍，不然就会造成不幸和悲剧；因为，爱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而是由人与人之间的“亲和力”所决定，爱就是命运。
笔者并不认为歌德的“辩解”完全有道理，因为它如前所述带有浓厚的宿命色彩，而且不无“爱情至上”之嫌，于我国的传统和现实都是很不相宜的。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阅读和研究《亲和力》这部小说，因为通过它，我们不仅可以更好地理解歌德的生平、思想和创作，还可以更好地理解西方特别是现代西方的婚姻恋爱观和伦理意识。在这个问题上，如果说我们重的是克己、知足的话，西方则追求的是“个性解放”。六十岁的歌德写的《亲和力》，比二十五岁的歌德写的《少年维特的烦恼》，对“个性解放”的呼唤更加殷切，更加深沉，更加坚决。
(《亲和力》，［德］歌德著，杨武能、朱雁冰译，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① 参见R·内塞索尔《文学阐释学：理解本的一种理论》(李郊译)，收《当代西方文学理论导引》，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
② 见《zeit－Bibliothek der 100Bucher第153页，Suhrkamp》1980。“猪猡”一词系scheiBvolk的意译。
③ 基督教所谓十诫中的第六诫为：“不可奸淫”。
④ 笔者认为“寓言意义”应该属于比“道德意义”更深的一个层次，而且往往与下一个层次的“神秘意义”密不可分，因此也就合起来加以阐释。
著译者言
杨武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