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如果有一群能称之
为知识分子权势集团的人，那么
他们虽则不很激进，却始终是中
间偏左的。”
——理查德·霍夫斯塔特
当霍夫斯塔特在六十年代初对美国知识分子的传统与现状进行考察时，他审慎却不含糊地提出了“权势集团”概念(见《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这类集团，在他心目中，无疑首推当时处于鼎盛期的自由派学术圈，战后一直代表着美国文化思想主流的“纽约文人集群”(the New York Intellectuals)。
一九七二年，霍夫斯塔特生前的同事，哥伦比亚大学卡杜辛教授指导了对全美知识精英人物的大型普测。入选的前三十名里，属于纽约文人系统的竟占去三分之二。其中有七位被称作是《党派评论》和纽约文人元老——他们是屈瑞林夫妇，菲利普·拉夫，德怀特·麦克唐纳，哈罗德·罗森堡，玛丽·麦卡锡和西德尼·霍克。同时进入名人行列的还有第二代、第三代纽约文人(多为第一代的学生和追随者)。他们构成了当代美国自由派思想界的主力阵容，其名望影响甚至超过了长辈——例如社会学界领袖丹尼尔·贝尔，S·M·李普塞和保罗·古德曼。又如著名政论家诺曼·波德莱茨，欧文·克里斯托与贾森·爱泼斯坦。再如身为大作家的索尔·贝娄，诺曼·梅勒和菲利普·罗思，还有文学批评家中的佼佼者欧文·豪，艾尔弗雷德·卡赞，苏珊·桑塔格和莱斯利·菲德勒。被列为精英的重要思想家里，有一些虽不属于纽约文人集群，却与之关系密切，相互辅佐——譬如埃德蒙·威尔逊与霍夫斯塔特，哲学家汉娜·阿伦特，语言学家诺姆·乔姆斯基，史学家小阿瑟·施莱辛格，以及外交学家丹尼尔·莫伊尼汉，等。普测结果还表明，当代美国最能左右舆论的知识分子刊物中，直接由纽约文人控制或主编的便有五家，分别是《纽约书评》、《评论》、《异议》、《党派评论》和《公众利益》。
纽约文人作为一个政治派别、学术交流圈和知识分子权势集团，在美国文化舞台上叱咤风云，激扬文字，前后已有三、四十年历史。七十年代以来，虽说因自身的衰老和分化失去了主宰沉浮的气势，但余威尚在，影响深远。最近几年，有关这批传奇人物的评传和研究专著不断出现。最引人注目的一部，是牛津大学一九八六年四月隆重推出的集体传记《宠儿们：纽约文人及其世界》。
此书作者亚历山大·布洛姆是麻省维顿学院一位不起眼的年轻助教。他从研究生阶段开始做这个专题。可怜寒窗破车近十年，一朝书成功就，竟得牛津赏识，让人看了牙根发酸——此兄真真挑了个命当得宠的题目。《宠儿们》按思想史规格设计，份量厚重，材料翔实。只是眼光局限，归纳提升的功力不够，称它是纽约文人的“家族兴衰史”也许更合适些。
然而，牛津破例抬举小人物写出的大书，自有些令人琢磨的道理。《宠儿们》的出版试图表明：以莱昂乃尔·屈瑞林(Lionell Trilling)一九七五年逝世为界，纽约文人的时代已基本结束，而当代美国文化从较为激进的自由主义形态趋向新保守主义的势头不可逆转。在此形势下，年轻学者急着为长辈树碑立传，虽有轻妄之嫌，倒也反映出后生可畏的一面——因此牛津便不甘落后，作出些擢拔新进、呼应改朝换代的举动。对于关心美国文化动向的中国知识界来说，多少了解一些纽约文人的情况，此刻亦属必要。
从雾都孤儿到左翼文人
说来荒唐，作为头号资本主义强国，美国在二次大战后居然由一代靠革命起家的知识分子统治了它的文化和思想领域。他们作为叛逆，长期在这个国家的神经中枢筑巢建窝，繁衍后代。直到成为社会的宠儿，赢得举足轻重的优越地位，势力遍及新闻出版、高教科研和政府咨询部门。 把历史倒拨回二十年代，纽约文人可没有如今的显赫与光彩。那阵子他们还是些穷学生或苦孩子，就象狄更斯笔下的雾都孤儿，在纽约外围的贫民窟里饥肠辘辘，奔走谋生。他们几乎全是东欧犹太移民的子弟，有的本人就是小移民——如菲利普·拉夫(后来名倾一国的《党派评论》主编)八岁随家逃离俄国，穿一袭黑袍走进美国学堂，呆板深沉得象个百岁矮人。为适应新文化，许多孩子改掉了祖先姓氏，例如威廉·菲利普斯原姓李特文斯基。另一个波洛斯基家的少年换了美国姓氏后成了丹尼尔·贝尔。
那时的纽约，贫富悬殊，地狱与天堂对映。比起狄更斯时代的伦敦，只多出一座自由女神像。这些贫寒子弟常聚在布朗克斯、布鲁克林和纽瓦克通往市区的公路桥边，艳羡地眺望，暗地里起誓，要奋发读书上进，尽早脱离愁云惨雾弥漫的犹太社区，进入摩天楼林立的曼哈顿，那财富和文明的中心，自由神指示的方向。
“就这样，装备着贫穷、骄傲和才智的外省青年(the YoungMan from the Provinces)伫立在生活的边陲，渴望着踏入门槛的机遇”，屈瑞林回顾道。“这位当代英雄的故事”，已由福楼拜、狄更斯、托尔斯泰和詹姆斯在小说里反复讲述了多遍。可在屈瑞林看来，它“依旧充满着现代的含意”。西方文学传统里的外省青年与灰姑娘一样，出身微贱，一文莫名。他离家探险，寻找自我——不管这故事发生在哪个国度，也不论这个穷孩子名叫皮普、于连、比尔或海辛斯，“命中总有一只强有力的手托举他超越尘世，穿过复杂险恶的莽林，最终成为巴黎、伦敦或圣彼得堡的名流”(见屈瑞林为詹姆斯小说《卡萨玛西玛公主》一九四八年版作序)。
皮普与海辛斯之类的发迹故事毕竟是欧洲式的——他们或暗中受豪门庇护，或突然间得了遗产、封号，发现自己的血原是蓝色。二十世纪初的美国不再时兴这种神话(盖茨比那穷小子硬充牛津公子不是毁了自己吗？)——这个暴发户国家当时迫切需要的不是破落贵族及其私生子，而是真正能同欧洲人并驾齐驱的文化精英和知识权贵。屈瑞林及其同伴们在此背景下改写了外省青年的成功故事：他们当上文化沙漠里的踏勘者，精神废墟上的建筑工，忍辱负重，不屈不挠，终于得到历史巨手的扶助托举。用屈瑞林自己的话总结，他这一辈人碰巧得益于两场“大地震”。首先他们赶上了三十年代横扫美国的经济危机、社会动乱和左翼文化运动，“是激进运动造就了今天拥有如此规模和影响的美国知识阶级”。其次，席卷世界的革命和战争导致了“欧洲文化中心的衰败”——从彼得堡到维也纳，从柏林到巴黎，传统的文明堡垒相继陷落，难民象潮水一般涌向美国，而纽约文人正处在“适于建造灯塔的地方”(屈瑞林：“三十年代青年”，《评论》一九六六年五月号)。
二十年代末，纽约文人多已入大学读书。犹太血统，移民双语环境和都市贫民特有的精明泼辣造就了这批天资过人、学业进取心极强的青年。当时的哥大和纽约大学(NYU)成了他们博取功名的哈佛耶鲁。屈瑞林、霍克等人因成绩优异，当上这两校最年轻的犹太助教。在学费全免的市立学院(City College)，犹太学生比例高达百分之九十。与卡赞同班的二十人中，就有三人后来得了诺贝尔奖。
经济危机的突然袭来惊破了象牙塔之梦。革命浪潮又推动他们走向社会。家庭破产、父亲暴死的惨剧驱使其中一些人停学打工(如麦克唐纳和施瓦茨两家)。学术界严重的经济困难和排犹倾向又堵塞了另一些人的晋升渠道(如犹太神童艾略特·柯恩被迫转向出版业，屈瑞林两次丢掉大学教职)。其他人毕业即失业，纷纷另谋出路(卡赞教夜校，克利斯托当了船厂铆工，而玛丽·麦卡锡这样孤苦无靠的弱女子选择了嫁人)。
读书不成，家里又无隔夜粮，知青们只好革命了。十五岁的丹尼尔·贝尔经过深思熟虑，向拉比宣告他不再信奉上帝，要进社会主义青年团(YPSL)。这个少年叛教者出了教堂，就去十字街头发表革命演说。另一位贫困孤独的马路天使欧文·豪十五岁便“以运动为家”，学习高尔基的榜样去工厂组织罢工，直到被资本家撵出来。在犹太学生运动最热烈的市立学院，以李普塞(这位著名社会学家当时担任社青团全国主席)为领袖的进步组织，在餐厅和咖啡馆没日没夜地讨论哲学与政治，培养出一批杰出的思想斗士和办报才子。他们揉合了犹太思想传统和俄式论战技巧，发展出以凶狠、精确和深邃为特色的纽约文人风格。
仅靠游兵散勇成不了气候。要在战火硝烟中杀出路来必须集团冲锋。为纽约文人建立据点、招兵买马的设想最初是由拉夫和菲利普斯两人提出的。拉夫因写了一篇普列汉诺夫论文深得《新群众》副主编弗里曼赏识。菲利普斯则靠着非凡组织才能当上约翰·里德俱乐部纽约支部的负责人。这两位毛头青年四出义卖募捐，攒得八百块钱，于一九三四年三月出版了《党派评论》创刊号。从此上有美共领导支持，下有大批左翼青年赞助。纽约文人在革命阵营里独树一帜，声望日增，俨然是一支无产阶级文学的青年突击队。
向中心移动
从三十年代中期《党派评论》集团初步形成，到一九六三年《纽约书评》创刊(霍夫斯塔特戏称它是“纽约文人相互书评”——但这份高档知识刊物确实标志着美国文化的发达成熟，并足以倾倒巴黎文艺沙龙，折服《泰晤士报》倨傲一世的读者)，纽约文人在不到二十年内营造并牢牢占据了一个新兴文化中枢。这一巨变，除了得益于“美国世纪”的政治与经济背景，也相应体现出美国知识分子在立场、地位和学术思想诸方面的“重新定位”和“向心移动”——即所谓“从反叛到顺应”，“从边缘到中心”，“从街垒意识或象牙塔偏见转向对社会和文化的综合思考”。
首先是政治立场的复杂曲折移动。三十年代后期，美国左翼运动几遭厄运，陷于分裂，纽约文人也在内讧中逐渐趋向游离和独立。一九三五年，美共依据共产国际七大纲领扩大统战，团结文化名人。在建立全美作家联盟同时，却冷落了工人作家和文学青年，解散约翰·里德俱乐部和基层左翼刊物。《党派评论》为撤裁事件忿忿不平，自动停刊。
一九三七年底，它重新复刊，宣告仍以革命文学和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为己任，但已别具面目。时值莫斯科审判和西班牙抗战失败。进步知识界迷惘苦闷，纷纷向《党派评论》聚拢，形成群星灿灿、别具格调的思想论坛。一九三九年苏联与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加之托洛茨基流亡墨西哥，激起大批左翼文人对苏联政策怀疑失望，转而同情托洛茨基。《党派评论》虽与第四国际无组织联系，但它站在“中派”(centralists)立场批评美共政策和《新群众》集团的“左派幼稚病”，发表过托洛茨基一篇题为《艺术与政治》的署名来稿，又呼吁同路人组成什么“争取文化自由与社会主义同盟”，因此被集体打成了“托派”，复以“叛徒”罪名加以讨伐。这帮犹太文人偏不服，同高尔德、希克斯为首的《新群众》展开论战，指责后者歪曲革命，贻误运动。论战打到战争爆发，左翼阵营已经分崩离析，去者如流。《党派评论》却尽领风骚，收容欧美知识名流于一堂，成为“独立左翼”大本营。
战后美苏对抗，冷战渐起。麦卡锡主义猖獗一时，大肆迫害前左翼知识分子。在这场摧残进步知识界的反动围剿中，纽约文人非但未因左翼背景遭受株连，反而以攻为守，于万马齐喑之际领唱民主自由之歌，从此竟当上自由派喉舌，美国民主的捍卫者，既反左又反右的社会中坚。
他们从造反革命走向妥协顺应，不仅出于理想幻灭、对共产主义失望，还因为资本主义起死回生，知识分子招安后境遇改观，地位日高。罗斯福新政的成功抽掉了社会革命的物质前提。战后经济繁荣、生活丰裕又滋长了苟安心理和成功梦想。杜鲁门与艾森豪威尔时代，美国的教育科研机构迅猛发展，为文人学者提供了优厚待遇和发展基地。肯尼迪－约翰逊政府进而大开礼贤下士之风，同自由派知识界思想默契，互为倚重。至六十年代，纽约文人中的年长者几乎都成了学术权威(屈瑞林、夏皮罗和杜皮当上哥大讲座教授，霍克主持纽约大学哲学系，菲利普斯连同由他主编的《党派评论》一道加入了罗特格斯大学，拉夫也受聘于布兰代斯大学英文系，主办《当代事件》)。年纪稍轻的纽约文人刚成年就崭露头角，跻身名流——如欧文·豪身兼纽约市立大学教授和左倾文化刊物《异议》主编；贝尔一面在哥大执教，一面协助克利斯托创办社会科学家议论国策的《公众利益》；波德莱茨继柯恩之后升任犹太知识圈声望最高的《评论》总编；卡赞、桑塔格、菲德勒一跃而为六十年代领先的文学批评家；贝娄和梅勒也成为家族的骄傲，盼望多年的犹太文学“白孔雀”。
肯尼迪时代，知识与权势结合，文化名人同学院派汇流，学术思想借助发达的大众传播直接左右社会。纽约文人比较其它派系(例如南方《肯庸》集团，北方芝加哥学派，东部以布鲁克斯、芒福德为首的民族文化派)更为实力雄厚，位居要津。他们凭借大学和舆论界的双重影响逼进权势中心。除去著书立说、收徒讲学外，还大力办刊，顾问于各种文化机构，又常常应邀参议朝政，或赴白宫宴会。结果不仅联络带动《民族》、《新共和》等前左翼喉舌，形成自由派大一统舆论圈，就连《纽约客》、《哈泼斯》、《老爷》等上流保守派刊物也逐渐被他们渗透同化。
在政治立场和社会地位变动的同时，纽约文人相应地调整了学术思想与自我意识如下：
一、重新确定犹太民族性与美国文化的关系。作为犹太移民后裔，他们一直自认是社会弃儿和局外人。然而这些人奇迹般地进入中心，走向世界，皈依了历来排犹的西方文化传统。为解开心理纠结，纽约文人在五十年代全面回顾探讨了自己的民族特性，得出较一致的看法：即认为犹太人身为无家可归的精神漂泊者，兼有欧美双重文化背景和“身在其中又置之度外”的批判眼光，因此处于衔接传统与现实、旧世界与新大陆文明的最佳位置，易于超脱僵硬的欧化观点和偏狭的本土“WASP意识”(WASP是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缩写，指美国传统的“盎格鲁－撒克逊－清教－白人”意识)。再者，由于人性异化，文化根断裂，现代人孤独焦虑，在精神上逐渐雷同于世代流浪、归宿不明的犹太人。既然全人类早晚都会“犹太化”(异化)，那么纽约文人与社会分享自己独有的忧患与警惧，担当现代人的精神向导，也就成为合法且荣耀的工作。
二、知识阶级的功能与职责。与“犹太意识优越说”平行的是“知识分子中心论”。纽约文人在三十年代末同无产阶级文化派论战中就开始提出，革命知识分子应站在运动前列，倡导“先锋艺术”(Avant-garde)，而不是尾随大众趣味，盲目颂扬“赝品文化”(Kitsch)。又抱怨民族文化长期猥琐平庸，排斥精英，原因正在于“知识界未能获得独立自足的群体地位”，人们对物质财富的狂热追求阻挠了“精神殖民地”的开拓。五十年代，纽约文人由“流民无产者”变为“流民资产者”之后，他们不再以“当代悲剧英雄”自居，转而强调自己对平衡社会、建设文明应起的作用。在一九五二年《党派评论》举办的专题研讨会《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文化》系列发言中，屈瑞林肯定了知识阶级应有的自主意识和社会责任—问题不在于直接治国参政，而是为社会提供长久价值和思想方向。克利斯托把知识分子比作中世纪神父，因为二者都是社会准则和思想合法化象征。贝尔明确提出，现代社会为发展文化、延续传统，必须也只能靠知识阶级作释谜者和监护人。
三、开放思想方式与综合知识结构。既要当好民族文化监护人，就得有一套与现代复杂现实相应的学术思想。在历史转折时期，纽约文人既不象多数左翼老兵那样对政治耿耿于怀，也没学新批评派文人缩回象牙塔。对他们来说，“天真时代”业已过去。单凭救世理想参与变革，难免会从马克思折回到卡夫卡所谓“人生圈套”。但“意识形态的终结”并非意味着知识分子将从此弃绝五恶浊世，唯求六根清净。他们退到政治与文化、学术与社会的交界处，即小阿瑟·施莱辛格称之为“生命中枢”(Vital Center)的地方，安营扎寨，重建起“新自由主义”学术思想体系。
新体系的特征是松散开放，讲究实际。它承认人性险恶，世道艰难，万事皆难定论。因此要突破绝对主义和单一决定论，打通融汇新老学科，以立体的知识结构和比较先进精确的科学手段武装知识界，应付复杂现实。为克服思想危机，促进学术理论更新换代，纽约文人一面组织对重大现实问题的大范围综合讨论，一面加快培养和吸收社会科学新秀，以弥补老辈人文学者的非专业化缺陷。短短十余年内，从贝尔挑动“意识形态终结”论战，霍夫斯塔特引导“新史学”上路，派瑞·米勒、路易·哈兹等人倡举美国学研究，直到战后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政治学领域的修正改造运动，几乎都在他们的鼓动扶持下开展起来——即便吵吵闹闹，论争不断，终归扩大了纽约文人的撰稿圈和集体声望，有助于实现屈瑞林关于美国文化朝着民主与开放方向平衡发展的设想。
屈瑞林及其文化均衡观
屈瑞林在纽约文人集群中享有崇高威望。这不仅由于他年岁居长，学问精深，更因为他天性超脱，目光悠远，善于平抑本集群偏激倾向。尤其在战后重建新自由主义过程中，他为美国知识界提供了重要的精神指导，成为继V.W.布鲁克斯、肯尼斯·柏克和埃德蒙·威尔逊之后又一位文学与文化批评大师。
屈瑞林一九○五年生于纽约一个犹太裁缝家庭。他在哥大英文系顺利读完硕士班，却因“犹太血统和马克思、弗洛伊德倾向”被剥夺了教职。落难后他迁居格林威治村，同埃德蒙·威尔逊作了隔窗之邻。后者以长兄身分鼓动他参加左翼，继续学术研究。他便坚持写完《马修·阿诺德研究》(此书一九三九年出版，为屈瑞林奠定了名声)，又与一批左翼学者联合发起《美国文化：马克思主义研究》大型项目(未完成)。进入《党派评论》集团后，他表现稳重，气质高贵。每遇激变，总能心平气和，为众望所归。例如一九四九年渥尔多夫会议期间，纽约文人的元老之一西德尼·霍克(前马列哲学权威，后转右倾)同亲苏派大开论战，随后发起并领导国际“文化自由代表大会”。屈瑞林对此“文化冷战”不感兴趣，拒与同谋。又如一九五三年麦卡锡反共浪潮冲击大学，要清洗教师中的共产党员和同路人。屈瑞林在哥大主持“教授资格评委会”，以学术自由原则保护同事。
屈瑞林的思想结构很有趣，象是埃德蒙·威尔逊所说的那种“三重思想家”。他早年在大学受到严格的学院派训练，熟知十九世纪人文传统。后进入左翼阵营作文艺理论研究，边读马列，边攻欧洲现代派经典，逐渐将自由主义、现代主义和马克思熔于一炉，并达到奇妙平衡。学术方法上，他同威尔逊一样既精于心理分析和形式研究，又深受历史唯物主义影响。因此在政治上回到自由主义立场之后，他依然反对“教授阶级”(Professoriat)的专业局限，重视发挥知识的社会作用，倡导综合性文化批评。
屈瑞林在战后的学术论著主要有：《自由主义想象》(一九五○)、《对立的自我》(一九五五)、《超越文化》(一九六五)与《诚挚与真实》(一九七二)。其中以《自由主义想象》最为重要，因它集中反映了作者有关现代文化的均衡观念，启发开导了一代新进文人。
屈瑞林的文化均衡观起源于英国十九世纪思想家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一八二二——八八)。阿诺德是英美文学现代传统的开创者，又是美国文化的“精神教父”(晚年两次访美讲学，著有《美国的文明》)，对世纪末美国高雅文学传统和新人文主义学派产生过巨大影响。T.S.艾略特分析这位“现代派的亚里士多德”说，他“既非革命者，又非反革命，而是力图保留传统中最好的部分，使欧洲的过去和将来一道前进”。屈瑞林青年时代专心研究阿诺德思想。后经革命起落和文明盛衰，深感阿诺德的学识和道德力量正是美国人所缺所需。阿诺德身为贵族诗人、自由派批评家和教育家，努力调解过渡时期的思想冲突，宣扬宗教意识与现代精神合一，“罗盘与星座”并用，以承受现代生活巨变中的压力，维护文明的秩序与统一(见阿诺德《文化与无政府》)。
屈瑞林的“自由主义想象”(Liberal Imagination)发展引伸了阿诺德有关“想象的理性”(Imaginative Reason)的重要思想。在阿诺德看来，人类从高度统一和专制的封建时代进入“民主世纪”，难免有得有失，即获得思想自由，失去秩序与和谐。因此，民主文化健康平稳的发展“有赖于最优秀思想的发现和保留”——而文学及其对生活的批评(即诗人和艺术家“想象的理性”)恰是“发掘闪光思想、鉴定良莠的最佳工具(见阿诺德《当代批评的职能》)。屈瑞林将新自由主义思想体系与文学批评的“想象”功能相加，形成了他关于现代文化的均衡构想。
《自由主义想象》一书开宗明义地指出，保守主义的怀疑与悲观有益于自由派知识界反省历史，批判自身的浅薄与乐观。美国传统的自由主义长期缺少保守思想的压迫性挑战，逐步丧失了批评与鉴别功能，结果导致文化思想领域内乌托邦和过激倾向蔓延。为扭转虚弱与被动局面，屈瑞林精选了他在三、四十年代写下的十六篇批评文章，全部重新修改，串连成有机整体。以此作为新式文化批评的范例，向人们展示如何批判性地继承传统，纠正偏激，运用熟练而矜持的想象理性，在美国文化的沙海里淘金，修补人类“情感与理智间的现代创伤”。
《自由主义想象》中的题材广泛。从文艺批评标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作家与社会革命关系，艺术与财富的瓜葛，一直到英国文学传统、古罗马史学思想和现代性行为科学的发展，均有出色独到的评论。其中以《美国的现实》和《弗洛伊德与文学》两篇振聋发聩，传为经典。这里受篇幅限制，不能详细介绍，单把其中最要紧的论点提取出来，作为屈瑞林思想的两点归纳：
一、美国文化的出路何在？传统自由主义崇尚理性和进步，习惯对光明黑暗、秩序混乱作截然的区分和肯定的判断。殊不知人类任何一种绝对意志(宗教的、政治的、科学的或心理的)，都能因其强烈的要解释万物、拥抱世界的冲动，造成对文明的伤害。自由主义进步理想是这样，弗洛伊德学说也是这样。但从文化的均衡观点出发，揉和这些称雄一时、互不相让的意识形态，合成其中珍贵有益的思想精粹，大约才是美国文化的真正出路。
二、什么是美国的现实？怎样才能把握现代文明的生命脉搏，去引导它的发展？二十年代美国文化思想史的进步代表V.L.帕灵顿在他的名著《美国思想主潮》中推崇德莱塞的现实主义，贬抑詹姆斯的高雅趣味和思辨倾向，并以此作为区分进步与保守、现实与虚无两大思想主流的标志。屈瑞林针对这一简单化对立文化观作出批判，指出文化本身不是泾渭分明的潮流，而是“充满内在矛盾和时代冲突的复合体”。詹姆斯的心智洞见、精微感觉和怀疑、批判的精神正代表着艺术家“想象理性”的高度成熟——它克服了理想的冲动，倾向于体验和表达，现代生活的多样化和复杂矛盾。美国文学和文化批评应尽早接过詹姆斯的遗产，沿着这条“现实大师”之路，在原有基础上更加深入地开挖意识的“秘密深井”(弗洛伊德语)，提高对人类处境的认识和预见能力。
屈瑞林的文化均衡观及其高额头严肃批评标准在五十年代后相当一段时间内促进了自由派学术思想的繁荣发达，有助于美国文化的相对沉稳局面。但到了六十年代中期，特别是新左派兴起之后，他的“高贵苍白绅士意识”遭到猛烈批评。他自己的学生和信徒中也有揭竿而起，分道扬镳的(例如欧文·豪嫌他太右，波德莱茨怪他过左，桑塔格和菲德勒转向“反文化”阵营，更有一个不成器的脱班学生艾伦·金斯堡当上“垮掉一代”的头领)。
屈瑞林稳如泰山，端坐在哥大校级终身教授的宝座上，目睹新左派和反文化潮涨潮落。直到天下复归一统，文化均衡论和批评高标准卷土重来。一九七五年三月，他以七十高寿病逝纽约(刚刚谢绝牛津大学的高格聘书)，却不愁后继无人——因为丹尼尔·贝尔已经接替他的首席文化批评家位置，以其“经济社会主义、政治自由主义、文化保守主义”的新型组合式文化均衡论发展了屈瑞林的思想，监护美国文化向着后工业化、后现代化阶段艰难转变。
一九八七年六月十五日于北京
(Lionell Trilling，The Liberal Imagination，Doubleday ＆C.N.Y.1950)
哈佛读书札记
赵一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