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中记述梁实秋用四十年的辛勤完成了四十册《莎士比亚全集》的翻译工作一事时说：台湾的文艺界为此举行了一个庆祝会，梁实秋在会上说：“我能译完莎翁全集，主要有三个条件：一、此人没有学问；二、没有天才；三、寿命特别长。”这是令人愉快的隽永谈吐，也是庆祝会上的得体文章，可以收辑到《新世说》里去的。他在台湾印行的《秋室杂忆》、《文学因缘》等书，因之就更让我想望起来了。真是厚幸，一个朋友从“社科书市”上给带回来一本《雅舍怀旧——忆故知》。读他迟来十年书，使我破去三更睡！
《雅舍怀旧》共收文五篇：谈闻一多，忆老舍，忆冰心，忆沈从文，槐园梦忆。第一篇有五万字，还附录了闻一多讲解《诗经·兔置》的《匡斋尺牍》四段，那是保存在梁实秋手里的未刊稿，亦即《闻一多全集》外的佚文。第五篇约五万五千字，有副题云：“悼念故妻程季淑女士”。程女士得年七十三，她与梁实秋都是本世纪的同龄人，在二十岁上便相识。因之，读《梦忆》可以大致了解梁氏的生平。从《书林》上的介绍看来，这两篇在台湾似都以单行本印行。至于中间三篇《忆》的编选情形，因《怀旧》书中未作说明，就无从猜测了。
冰心为此书写了一篇序言。她说：“真是感慨无尽！……他以为我们死了，还写过追悼文章！我感激故人对我们的眷恋”。一生一死，交情乃见！书中的三篇《忆》，都是在这些真假死讯传播海外以后写下来的纪念文章。人到晚岁，也许对死生就看得解脱一些了，书中的这些篇章，没有摧肝揪肠的深哀剧痛，只是缕缕追述旧情往事，表达了无尽的“眷恋”，使“故人”感激，也使读者觉得淡远绵邈，楚楚动人。要想探索梁氏的文艺思想、人生哲学，这么几篇文章大概还嫌材料单薄，但如果只是想消除一些“陌生”感，那么从这里却也很可以领略到作者的气质和情味了。
《忆冰心》有作者写于一九七二年的后记，《忆沈从文》有作者于一九七三年所加的附注，《槐园梦忆》则文末记明写作之年为一九七四，这本书迟来了其实不止十年。至于就我自安于“熟悉的名字，陌生的人”这种境遇来说，迟来就越显得长远了。闻一多的文稿，冰心的诗稿，从香港报上剪存的老舍文章，写于几十年前的手札诗笺，当它们一一被引录在这本书中的时候，我们自然会注意到“时间”，它们被保存得那么完好，仿佛能从中嗅到一缕陈酒的醇香。《谈》、《忆》各篇原刊时似乎多附有手迹的照片，例如《忆沈从文》篇中说：“我现在发表他的这封信……”，现在书中却不见此信，想是翻拍有困难，或者出版者还考虑到了书籍的定价，只得割爱，但不能不使人觉得惋惜。
《谈闻一多》中记“一多常来往的所谓‘四子’”时说：他们是“朱湘(子沅)、饶子离、扬世恩(子惠)和刘梦苇。刘梦苇的别号也是一个‘子’字起头，我忘记是子什么了。”我查了《二罗一柳忆朱湘》，原来“四子”中并没有刘梦苇，另外一子乃是孙大雨子渐。五十年了，记忆岂能不有点儿渗漏？脱略一笔，错按一笔，都无碍于传神，“颊上添毫”，甚至是写真的着意妙绪！我们从几篇《谈》《忆》中不止想看看作者的所谈所忆，倒更想从这些所谈所忆中看看作者的心灵。还从《谈闻一多》中拈出这么一节来吧：
“他对努生不表同情，正颜厉色的对他这位老同学说：‘历来干禄之阶不外二途，一日正取，一日逆取。胁肩谄笑，阿世取容，卖身投靠，扶摇直上者谓之正取，危言耸听，哗众取宠，比周谩侮，希图幸进者谓之逆取。足下盖逆取者也。’当时情绪很不愉快。我提起这一件事，是为说明在抗战前夕一多是如何自命清流，如何的与世无争。”
闻一多是否确凿地面对罗隆基有过这么一席话，这里所记是否与原语一字无改，现在想来取证核实已经全无可能了。我们如今只是清清楚楚感知这样的言辞和这样的风概在作者心头长留不磨，而这乃是我所喜欢的。
冰心在此书序言的结末邀请梁氏“回来畅谈畅游”，并说：北京是大变样了，更美更好了。如果梁氏应邀莅止，他对北京的观感能与冰心一致吗？这恐怕也难说。但是我以为，对异见别说的容让，既是文明的标尺，也是进展的触媒，实在彼此都需要那样的襟怀。
(《雅舍怀旧——忆故知》，梁实秋著，友谊出版公司一九八六年四月第一版，1.45元)
品书录
谷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