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九四六年八月的决议中，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左琴科是首当其冲受到猛烈批判的作家。虽然决议只点了他的《日出之前》(一九四三)和《猴子奇遇记》(一九四五)两部作品，但是，我们从决议所涉及到他的内容中发现，却是对他此前的全部创作活动的根本否定。决议认为，他的作品是“与苏联文学背道而驰的”，不仅指责他“早就专门写空洞的、无内容的和庸俗的东西，专门鼓吹腐败的、无思想性低级趣味和不问政治的习气，想这样来迷误我们的青年，毒害他们的意识”，而且给作家戴上了一顶“文学无赖和渣子”的帽子。那么，左琴科是否真的就是这么一个人呢？当然不是。暂且不说《日出之前》和《猴子奇遇记》，只要我们简单地分析一下作家此前的经历和创作的趋向，就可以毫不犹豫地说，拭去决议抹在他脸上的污泥，显露出来的是璀璨的璞玉。
一八九五年八月十日，左琴科出生在乌克兰波金塔瓦市的一个有教养的家庭。父亲是一个写实派画家，母亲是一个演员。一九一三年中学毕业后入彼得堡大学法律系学习。第二年投笔从戎，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他在前线作战长达三年之久，曾多次负伤。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后返回彼得格勒。第二年，志愿参加红军，投入保卫彼得格勒的战斗，半年后，因健康状况不佳而离开了部队。在十月革命后的最初年代，他到过许多城市，从事过各种各样的职业，当过民警、会计、鞋匠、法院刑事侦察员、法院文书、办事员……我们从左琴科的这段经历中可以看出，他在从事创作活动之前不仅完成了由一个为沙皇的帝国主义战争的效力者向十月革命的自觉的转变，而且他的经历既使他对十月革命前后的社会生活有深刻的观察和理解，也为他后来的创作积累了丰富的素材。
九二一年，左琴科参加了彼得格勒的文学团体“谢拉皮翁兄弟”。第二年，他的第一部作品《蓝肚皮先生纳扎尔伊里奇故事集》问世，为他赢得巨大声望，不仅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连续出版五次，而且得到高尔基的高度重视。继《蓝肚皮先生纳扎尔·伊里奇故事集》之后，一直到三十年代初，可以说，是左琴科创作最繁荣的时期。
从左琴科在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初发表的大量作品来看，并没有触及什么重大的题材，他所描写的是他所熟悉的人物，是小市民、普通老百姓、下层公务员和干部，也就是说，是各种各样的小人物。他的笔触几乎无所不到，上述人物身上表现出来的文化落后、愚昧无知、不讲文明、精神空虚、崇洋媚外的心理和行为，是他暴露和嘲笑的对象，如象《澡堂》、《女贵族》、《京城来的家伙》、《买马记》、《贫困》、《经济核算》、《产品质量》、《换装》等；他们之中的某些人的损人利己、唯利是图、贪污盗窃、行贿受贿、敲诈勒索等丑恶行为则受到作家的无情揭露和鞭笞，如像《骗子手》、《包装不合格》、《狗鼻子》、《盗窃案》、《犯案》、《闪光的不都是金子》等；与此同时，作家也通过他的人物的活动，对各种各样的官僚主义习气、徇私舞弊、阿谀奉承、溜须拍马、裙带关系、形式主义等不良现象，给予了猛烈的抨击，如像《福金—莫金》、《官瘾》、《机关里的趣事》、《撒网》、《猫和人》、《打钩儿》等……应当指出，从左琴科上述作品的思想趋向来看，并非是他迷恋于这些现象，而是他从自己的角度，看到了它们的存在和表现，既具有新的时代特征，又蕴含着俄罗斯民族陈旧心理积淀的顽固性，清醒地认识到它们在现实生活中的危害性，怀着强烈的责任感将其暴露在读者面前，加以批判，无论是过去，还是在今天，对于净化社会的空气，纯洁人们的灵魂，都具有现实的积极意义。
苏联文学界对左琴科这个时期的创作是褒贬不一的。一部分人热情肯定他的作品有“社会教育价值”，认为在文学史上几乎没有人能像他这样“熔讽刺和抒情于一炉”，称赞他是一位“有专业水平的、最受欢迎的大家”；另外一些人不仅指责他是“描写革命后小资产阶级日常生活”的“粗俗文学”作家，而且还向他提出了“同谁站在一起？”的问题。而他的良师益友高尔基则向他提出希望？改变主题”。面对文学界的不同意见，左琴科没有承认自己有什么过错，依然坚持他的创作观点，表示一定要与市侩习气继续斗争下去。
但是，从左琴科三十年代的创作来看，其思想内涵的意向有了比较明显的变化：题材的范围扩大了，不再完全局限于对市侩习气的揭露、讽刺、批判，开始表现和歌颂新生活、新事物，正面人物在作品中占主导地位，幽默、讽刺的气氛有所淡化。像在这个时期发表的代表作《青春复归》、《一本蓝色的书》、《一个人的故事》、《报复》、《黑色的王子》、《列宁的故事》等，都表现出这种变化的特点。应当指出，他的创作之所以发生这种变化，也许是时代的变化对他产生了影响，也许是文学界的批评对他产生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在我们看到来自外界的客观因素的影响时，却不应该将其夸大，因为这个时期的左琴科依然是一位“结芦在斯人，我手写我心”的作家。他的作品的思想意向的变化既是他对新社会热爱的自觉的表现，也是他的创作探索的深入和拓展，与他二十年代的创作是相辅相成的，二者并不矛盾。
卫国战争初期，由于健康的原因，左琴科未能直接投身于杀敌报国的战斗行列，他不得不奉命从列宁格勒撤往大后方阿拉木图。但是，他并没有成为一个祖国命运的旁观者，而是利用间接材料创作了一批充满爱国主义激情的儿童文学故事、剧本、政论。与此同时，他依然继续早已开始的《日出之前》的创作工作。实际上，这是一部探索性的自传体小说。在这部作品中，作家以自己为剖析的对象，通过许许多多故事，描述了他的童年、青年、成年时期的种种遭遇，探索了他的生活的维艰、精神的痛苦、心理的恐惧的起因、发展和后果。除了对生活的艺术描写，作品还包含着对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科学的研究，对弗洛依德哲学和法西斯哲学的批判。作家创作这部小说的目的，正像他所说的那样，是“为了捍卫理智和理智的胜利”，而在小说的最后，他不仅坚定了理性可以战胜恐惧、痛苦和死亡的信念，而且欢呼他的“理智控制了一切”。
应当指出，在《日出之前》的创作过程中，左琴科不仅受到党中央宣传局的支持和鼓励，而且《十月》杂志编辑部在发表它之前还组织文学家、生理学家进行过讨论，结论都是肯定的，而它的前半部发表后也受到了好评。但是，奇怪的是，《日出之前》没有发表的部分不仅很快被禁止发表，而且已经发表的部分也由起初受到好评而变成了批判的对象。这次对《日出之前》的批判，与左琴科二十年代受到的批评有很大的不同：一是在一部作品尚未发表结束就对它开始批判，具有明显的主观、武断的片面性；二是由作家协会出面给作品下了“反艺术的、与人民利益格格不入的”的结论，表现出行政干预的性质；三是对小说发难的批评家们不单单是批判作品本身，而是对作家的人身进行泼妇骂街式的攻击。显然，这种批判已经远远超出正常的文学批评的限度，实际上，这是对左琴科的创作自由的第一次粗暴的践踏。
苏联文学界对《日出之前》的批判，从一九四三年秋天开始，直到一九四四年秋天才渐渐平息下来。这次批判的结果不仅使他丢掉了《鳄鱼》编辑部的职务，而且各个杂志不敢采用他的稿件，从而造成他的经济拮据，他不得不变卖家私来维持生计。但是，左琴科在精神上却没有垮下来，在批判他的过程中，他曾向斯大林写信陈述他写《日出之前》的目的，义正词严地反驳了对他批判的不公；在批判的过程中和批判之后，他的创作欲望始终没有泯灭，从一九四四年底到一九四六年六月，他又相继创作并发表了一批较好的作品，他在文坛上的处境也有所好转。然而，好景不长，《猴子奇遇记》又使更大的厄运向他袭来。
那么，《猴子奇遇记》又是一部什么样的作品呢？它的故事非常简单：卫国战争时期，某市动物园的一只猴子，因敌机轰炸离开动物园来到市郊，被一位过路的军车司机拣到，带回市内，而后经历了种种奇遇，最后被一位热爱动物的小学生所收养，从此变得温顺、可爱、听话。小说的故事生动、活泼、明快、诙谐、幽默，既赞美了军车司机和小学生热爱动物的美好心灵，也对小市民的庸俗心理和行为有所嘲讽，可以说是一部颇有审美意趣的作品。但是，正是这样的一部作品，却被一九四六年八月决议看作是“对苏联生活方式和苏联人的卑鄙的诽谤”，说它“把苏联人表现为粗野的、没有文化的、愚蠢的、带有庸俗趣味和习惯的人”， 指责它的内容中“夹带着反苏的攻击”。
实际上，《猴子奇遇记》不过是左琴科为少年儿童写的一篇现代童话故事。它早在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就在一个儿童文学杂志上发表了，而后在书中三次重版，从未有人提出什么异议，而在《星》杂志(一九四六年第五—六期)上的重新发表，则是该杂志编辑萨扬诺夫的主张，事先并未征得作家的同意，虽然后者对前者的做法不满，但是，认为他没有什么恶意。不过话又得说回来，如果把决议的全部内容联系起来看，就是没有《猴子奇遇记》，左琴科也是在劫难逃的。
虽然左琴科经受住了一九四三年的批判，但是，这一次，他却难以招架了。决议的作出，联共(布)中央书记日丹诺夫报告的发表，电台和报纸根据决议和报告的基调向他发起的声势浩大的声讨，各种各样的“反苏活动”的大帽扑天盖地般向他扣来……对他来说，所有这一切，犹如一枚突然爆炸的炸弹，把他吓坏了，简直是致命的一击。不久，苏联作家协会就将他开除了会籍，从此，他便陷入了求职无路，发表作品无门的困境，丧失了作为公民生活的起码保证，不得不变卖家私、向人求借、靠朋友资助来维持生计，然而，更重要的是他的精神受到了沉重的打击。这一次，他已经不像一九四三年那样，而是像一个被冤屈的可怜的被告，一次又一次地向上面写信申诉对自己批判的不公，请求上面给他以工作的机会。为了发表作品，他甚至答应别人要他写“正面讽刺小品”的要求，对一个讽刺作家来说，他几乎什么都没有了。
一九五三年斯大林逝世后不久，他被重新接纳为苏联作家协会会员。但是，一九四六年八月的决议和日丹诺夫的报告，对他来说，依然是不可逾越的雷池。一九五四年五月四日，他在特意安排的与英国大学生的会见(因为西方传说他已死去，此次会见是当局为了辟谣)中，只对日丹诺夫的报告表示了一点不同看法，就立即招来了文艺界的激烈批判。在他心底本来已经泯灭而又重新燃起的希望之火，这一次被彻底窒息了。他在列宁格勒作家会议上就此事件发言时，声泪俱下地说：“在这种情况下，我的文学生涯和命运已经结束。我无法摆脱环境。讽刺作家在道德上应该是纯洁的人，而我却被侮辱，就像一条最下等的狗崽子！”从一九五四年直到一九五八年七月二十二日逝世之前，左琴科除了乞求得到一笔为数不多的养老金，几乎什么都不写了。是呀，正像左琴科在晚年给友人的信中说的，他已经是“一个提心吊胆的作家”，而这样作家还能写出什么来呢？！
左琴料离开人世已经三十多年了，随着一九四六年八月决议被撤消，昔日强加于他的一切不实之词，毫无疑问，都应该推翻，他的名誉，应该彻底恢复。那么，纵观左琴科的一生，给我们留下的是什么呢？
冀元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