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人将历来的翻案文章，加以整理、分析，看看作者的动机，使用的手法，产生的效果，该是颇有意义的一件事。这是很严肃的工作，不是微力所能承担，这里只是想举出三本书来，恰恰他们都是为乡贤翻案的，可以作为某一类型的标本，其论辩态度也不无相似之处，是颇有趣味的事。
第一本是为王安石辩诬的，清金溪蔡上翔作的《王荆公年谱考略》。十年动乱中王安石被封为法家人物，是这本不常见的书(过去只有燕京大学的一种排印本)得以复印行世的重要原因。我是十年前从旧书店买得的，还是崭新的新书。三十二开四百多页的一本书，只花了四角五分，可谓奇廉。可惜的是出版前言被撕去了。不能知道四人帮的“北门学士”们发了些怎样的高论。谁说新书就不必讲究版本呢？
蔡上翔说，“临川人自宋陆象山作荆公祠堂记，元吴草庐虞道园又继之；明嘉靖中则有章衰汝明作荆公文集序，<SPS=0070><SPS=0070>至五千言；汤显祖义仍于青苗保甲亦皆有说。近惟索侍郎穆堂稿所辨正诬罔事尤多。夫此数君子皆以文章道德显著于当时，其著书立言亦欲以传信后世，必不肯违直道以党乡人也。”(卷首二)
他这里所举出的都是江西人而为王安石辨诬的前辈，其实与蔡氏同时及以后，还可以举出不少，如蒋士铨等，这几乎成为一种势力，大有开同乡会请愿的气势。中国历来小农经济的落后而狭窄的保守生产方式，形成人身依附，与世隔绝的社会封闭系统，在这里表现得十分突出。他们为同乡人仗义鸣冤的勇气真是大得可以，往往走上绝对化的道路，有时不能不使人读了发笑。王安石有名的作品《明妃曲》，其实也是一种翻案文章，辨者却一定要替他翻回去。王诗“汗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本来是站在女子的立场上说的，辨者却说“恩”只等于“爱幸”，其中并无“倍主忘汉之嫌”，其不知说的是什么。倒不如范冲对高宗上纲上线的控告为有力。范冲引了前面的两句诗后说，“然则刘豫不是罪过，汗恩自浅而虏恩深也。今之背君父之恩投拜而为盗贼者，皆合于安石之意。此所谓坏天下人心术。”在这里攻击与辩护双方用的都是封建道德伦常的武器，自然只能打一场胡涂的滥仗。
王安石还有一首咏西施的诗，更明白地说出了他对女人命运的看法，“谋臣本自系安危，贱妾何能作祸基。但愿君王诛宰<SPS=0173>，不愁宫里有西施。”这是反对红颜祸水旧说的，不知道还有谁更早提出这样鲜明的论点过。自然这是不能合于封建士大夫的口味的，《鹤林玉露》就加以攻击，正面提出“女宠盅君心”的主张，蔡上翔也不能不表示赞成，说是“近于正”；然后来了一通狡辩，自然是没有什么力量的空话。他们都站在安石的对立面，把女人看做沾惹不得的东西，他们都认为灭吴之后，范蠡挟西施泛于五湖，是为了“以绝越之祸基”，这就难怪蔡书为荆公辨解之为徒劳了。 这是不能不令人感慨的。“与其被混蛋所称赞，不如战死在他的手里。”实在是极深刻痛切之言。南宋以还，对王荆公的诬蔑之词委实不少，也应当一一湔洗，但必须使用新的理论武器，蔡上翔实在不堪当此重任，他说宋人的许多笔记，包括司马光的著作，苏询的“辨奸论”都是伪造的，但并不举出有力的证据。甚至连一些极有意味的叙述评论都加以否定。如王安石曾称赞苏轼的佳句，说“即老夫平生作诗，无此二句”，本是奖誉后辈极平常但也极富情感的话，也被当做“诗话夸大其辞”。安石《题西太一宫壁二首》六言诗，是集中的名作。
柳叶鸣蜩绿暗，荷花落日红酣。三十六陂春水，白头想见江南。
三十年前此地，父兄持我东西。今日重来白首，欲寻旧迹都迷。
《西清诗话》说苏轼在西太一宫看见此诗，“注目久之，曰，‘此老野狐精也’。”这是极度叹赏随口说出的赞语，蔡上翔却说“觉此语与诗意全然无着，疑必非东坡之言。”这就证明他不能理解荆公，也不能懂得东坡。也是江西人的黄山谷，集中有和荆公题壁诗：
风急啼乌未了，雨来蚁战方酣，真是真非安在，人间北看成南。
山谷与荆公同时而为晚辈，他是亲眼看到当时政治斗争的种种变幻的，在这里很为他的同乡前辈不平，说了几句持平的话。但蔡上翔没有引用，是江右新城杨希闵在“节要附存”里辑入的。
苏轼经过乌台诗狱的锻炼，谪居黄州，后移汝州，过金陵，曾访问过他曾反对过的已罢相闲居的王安石，两人的对谈曾记于《邵氏闻见录》中，是一篇非常生动的速写。
“子瞻日，‘轼欲有言于公’介甫色动，意子瞻辨前日事也。公曰，‘所言者天下事也’。介甫色定，曰，‘姑言之’。公曰，‘大兵大狱，汉唐灭亡之兆。祖宗以仁厚治天下，正欲革此。今西方用兵，连年不解。东南数起大狱，公独无一言救之乎？’介甫举手两指示子瞻曰，‘二事皆惠卿启之。安石在外安敢言。’子瞻曰，‘固也。然在朝则言，在外则不言，事君之常礼耳。上所以待公者非常礼，公所以事上者岂可以常礼乎？’介甫厉声日，‘安石须说。’又日，‘出在安石口，入在子瞻耳。’盖介甫尝为惠卿发其无使上知私书，尚畏惠卿，恐子瞻泄其言也。介甫又语子瞻曰，‘人须是知行一不义，杀一不辜，得天下弗为，乃可。’公戏曰，‘今之君子，争减半年磨勘，虽杀人亦为之。’介甫笑而不言。”
这是写得极为真实而生动的一场政治对话。但在蔡上翔看来，“殆如村庸搬演杂剧，净丑登场，丑态毕出，呜乎鄙矣悖矣。”蔡君是痛恨《闻见录》的，难怪要加以痛骂，但距离辩论也就愈远了。
一九三四年安顺姚大荣作了一本《马阁老洗冤录》，是为同乡马士英翻案的。这本书流传似不甚广。等我设法搜求时，已经找不到了。有一次在北京琉璃厂孙耀卿的店里闲话，提起此书，他从架上抽出一本，这才第一次得见。是铅印线装大册，前面有一张马士英的画像，是铜板印的。满脸横肉，一些都看不出有怎样风雅的气息，不像善画能诗的人物。但总算得见马瑶草的本来面貌，也就满意了。书的内容实在不高明，简直就像一位低能律师的辩护状，毫无说服力。他的主要论据是修《明史》的人受了孔尚任《桃花扇》的影响，把马士英歪曲了。这真是天真而奇特的论法。南明野史多矣，对马阮业绩的评价几乎是众口一词的，也都出现于《桃花扇》之前，不去研究这许多反映了大众心声的著作，只抓住《明史》不放，可见作者眼睛里是只有“正史”的。姚大荣作有《惜道味斋集》，他为王勃作年谱，为《墨缘汇观》作作者考，不是没有史学素养的人，为什么写出这样一部拙劣的论文来呢？没有别的原因，只是他的乡土观念太重了。
这书出版后，陈垣曾分寄给几位研究南明史的朋友，几乎马上就收到了批驳的回信。新出版的《陈垣来往书信集》里就收有两通，较短的一通是北大教授、南明史专家朱希祖在一九三四年五月十四日的回信，他说：
忽承远赐姚大荣先生所撰《马阁老洗冤录》一册，与南明史大有关系，不胜欣慰。姚氏私谥马士英曰忠武，而承认阮大铖为奸臣。以奸臣事君，甚至翻先帝之逆案，斥满朝之清流，致清君侧之师，犹不罢斥阮氏以靖内难，反撤御外之军以急内争，遂致亡国。可谓忠乎？士英不忠，罪案甚多。姚氏专责修《明史》者以《桃花扇》为史料，此无根之谈，颇有深文周纳之嫌。然士英与大铖相较，自是彼善于此。鄙见如此，未知尊意以为然否？朱希祖。
另一通长信是容肇祖写来的。他说，“姚氏以为史书难翻，稗官曲部易倒，于是颠倒时序，以为《明史》受尚任《桃花扇》之影响，故遂云云。”指出《明史》初稿作者万斯同，是孔尚任的老友，《桃花扇》写成后四年，斯同逝世，他是不会漫不加察而依之作传的。清初人谈到马士英都没有什么好话，如周亮工《读画录》所记王阮亭、黄俞邰的题辞即是一例，姚大荣认为他们也是受了孔尚任的影响。而周亮工卒于康熙十一年，《桃花扇》成于康熙三十八年，“不晓诸人何以得读尚任之《桃花扇》未有轮廓时之心稿也？”姚大荣还硬说尚任是受了左良玉后人的嘱托，写成《桃花扇》的，其实此剧为尚任多年经营之结果，决非成于仓卒，“至于姚氏以为孔尚任之作为左梦庚继起承袭之人而作，事无左证。我们亦可谓姚氏为马氏子孙而作，尚可微有证据。一者，非构通马氏子孙，何一者书前印有阁老遗像，一者书后有提议应谥忠武之说也。”(一九三四年五月四日信)
这是书初出时读者的意见。事隔多年，陈垣在写《明季滇黔佛教考》时也提及马士英和姚氏的书：
弘光阁臣贵阳马士英，兵败后，亦削发入四明山中，为清兵擒戮，事见刘銮《五石瓠》。《明史》士英传言，‘清兵破扬州，逼京城，王出走太平，士英奉王母妃，以黔兵四百人为卫，走杭州。杭州既降，士英率众渡钱塘，窥杭州，大兵击败之，士英拥残兵欲入闽，唐王不许。明年大兵剿湖贼，士英被擒，诏斩之。而野乘载士英遁至台州山寺为僧，为我兵搜获，斩于延平城下’云。所谓野乘，即《五石瓠》之类。老友安顺姚大荣先生谓《明史》以士英入奸臣传不当，撰《马阁老洗冤录》以驳之，其说允否，自有公论。惟士英实为弘光朝最后奋战之一人，与阮大铖之先附阉党，后复降清，究大有别。南京既覆，黄端伯被执不屈。豫王问，‘马士英何相？’端伯曰，‘贤相’。问，‘何指奸为贤？’曰，‘不降即贤。’谅哉！马阮并称，诚士英之不幸。《易》日，‘比之匪人，不亦伤乎！’可为士英诵矣。尝见阮大铖《咏怀堂丙子诗》，有马士英序，妙说禅机；，又颜从乔撰《僧世说》，有士英及大铖序，足证士英平日之喜谈禅，惜乎其辄与大铖偕也，特附论之于此。
可以看出，陈援庵在论《洗冤录》时，是考虑到并世的公论，也即朱希祖容肇祖等的意见的。但也指出了马阮之不同。陈先生著书于抗日战争时期，特别注意于表彰爱国精神与民族气节，所以立论如此。所指马士英为阮集作序，妙说禅机，大约指的就是士英的诗句“深机相接处，一叶落僧前。”过去史家论南明史事，品评人物，大抵都以死难为衡量标准，也是出于同一出发点。不过这似乎不应当成为唯一标准，还当考虑人物的平生大节行事。如果平时做尽了坏事，最后一死了之，还是不能逃脱历史的谴责的。马阮有其不同处，但也有其相同的地方。应当做具体的分析。像姚大荣的“支蔓之词多，灵侨之气盛，求洗冤之法而不得，则用其诬指之法，以乱罪他人，一冤未去而他冤即生，余觉其白费心力为可惜也。”(容肇祖语)
胡适晚年花了好几年功夫为《水经注》研究中戴东原剽窃全祖望赵一清成果一案翻案，自称做法官、律师又做侦探，目的“实在是打抱不平，替我同乡戴震(东原)申冤。”像做《红楼梦考证》一样，胡适想通过这一系列文章教给人们一种做研究工作的方法，并提出勤、谨、和(虚心，不武断)、缓(不着急，不轻易下结论)四个字，作为治学的秘诀。他自己在这场论辩中是否真的做到了呢？我不懂《水经注》学，也没有机会看到胡氏全部遗稿，只读过他的一篇讲演录《水经注考》(一九五二年在台湾大学文学院讲)，本无插嘴的资格，但也偶然发现一些疑点，使人迷惑不解。胡适说：
四库全书馆，分东西两院，东院三十个翰林，西院也是三十个翰林，两院整理各省进来的遗书。《永乐大典》是东院整理的。东西两院互相妒忌，东院不知道西院干些什么事，西院也不知道东院干些什么事。这种妒忌情形，可以找出许多证据，赵一清的书由浙江进到西院，戴东原无从看到；至于《永乐大典》中的《水经注》，戴东原也没有看到。
这就干脆断定了戴根本没有看到过全、赵的书，也没有看到大典本《水经注》，可谓“大胆的假设”。但传世聚珍本戴校《水经注》是戴东原自称以大典本校成的，而这个聚珍本“胜处全出大典外”(王国维跋语)反与赵一清本相合，又将如何解释？王国维发现，戴东原在乾隆三十五年修直隶《河渠书》，在卷一中有一段话：
杭人赵一清补注《水经》，于地理学甚赅……
这是戴东原自陈曾经见过赵氏《水经注释》的话，那么，胡适否定的意见，就全站不住了。戴东原的《水经注》最先出，也是校勘成果最好的一个本子，但他“成书最后，遂奄有诸家之长”，王国维的推论，是合理的。他又说，“(戴氏)对郦书诸本及前人校正之勤，一举抹煞，而欲自成一定本，殊为错误。后人窃书之谤，亦有激而来也。(《水经注校》跋)王国维又进一步分析戴东原错误行为的动机与手法：
(戴氏企图)郦书为己一家之学，后见全、赵书与己同，不以为助而反以为仇，故于其校定郦书也，为得此善本计，不能不尽采全赵之说，而对于其人其书，必泯其迹而后快。于是尽以诸本之美归诸大典本，尽掠诸家厘定之功以为己功”，可是又怕露出马脚，“既托诸大典本，复虑后人据大典以驳之也，乃私改大典本以实其说。”这就不只是剽窃而是作伪了。我们承认戴东原的学识与进步思想，但同时也不能掩饰他这种见不得人的行径。胡适搜集了那么多材料，花了那么长时间，却驳不倒上引王国维的论断。他可能没有见到王国维的《水经注校》，但不该没有见到戴震修的直隶《河渠书》，避而不提对自己不利的证据，也是不能容许的。这距离他自己提出的治学四字诀，实在是相距过远了。
鲁迅在《会稽郡故书杂集》序中有几句话，“中经游涉，又闻明哲之论，以为夸饰乡土，非大雅所尚。谢承虞预且以是为讥于世。”他是看出了这种缺点的。但有缺点必然也有优点，爱重乡邦，搜辑艺文，考证史实，则是不能一笔抹杀的有意义的工作。我们有那么多的地方志、地方艺文志……，都是极为宝贵的文献。应该反对的是乡土观念支配下的宗族意识、伦理观念和虚妄不实的作风。鲁迅提到的“明哲之论”是唐刘知几的批评《会稽典录》和清沈钦韩的批评谢承《后汉书》。沈氏的话是指谢书记王充事多诬的。他说，“盖谢承书本多虚诬，而充其乡里先辈，务欲矜夸，不知其乖谬也。”这是说，即使是王充这样的大思想家，“矜夸”也是要不得的。何况本来是缺点或恶行呢？有那么多人喜欢做翻案文章，但成绩不理想，往往事与愿违，得到的只是负效果。实在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叹息。
一九九一年一月西日
书林一枝
黄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