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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八年，即我出生那年，刚好八十岁高龄的普朗克(M.Planck)用这样一句话来总结自己不平凡的一生：“我从我的科学研究工作中总是得到了许多的快乐。”
我自然理解这位杰出物理哲学家自白的伦理学涵义，尽管我不是一位物理学家，也从未在物理学的前沿阵地上举枪、射击过，但最近一年半，我从写作《普朗克物理哲学世界》这本书的过程中着实也得到了许多当年普朗克所得到的快乐。这叫“快乐传递性公理”。
像小说世界一样，物理哲学世界也有主人公，也有主人公的命运，也有离奇曲折、教人一唱三叹的情节。情节的发展往往是多线索的，极富戏剧性的。
写小说或读小说的人常有一种永远也不想从小说世界中走出来的愿望。是的，不管是小说世界还是物理哲学世界，我都不愿从那里面走出来。在本质上，物理哲学世界也是一个艺术世界，一个人造的、独立自足的世界。
艺术高于现实。艺术比现实更迷人。——用平常的眼光去看滴了几滴红墨水的一盆清水，永远是单调的，干巴巴的，枯燥乏味的；若用分子运动论的心眼去观照，我们便能看到扩散现象一幅最壮丽的画面。发生在气体、液体和固体内的扩散现象原是世界自身的内在运动。伫立在它后面的，便是上帝。上帝即是大自然自身内在运动。
艺术(诗歌、绘画和音乐)不是自然的摹本，但物理哲学世界的最高使命倒是努力想成为自然的摹本。
这些年，我之所以提起笔来写作，是因为我别的都不会干。唯有写作这一行业才使我称心如意，有家园感。
人们醒来的时候，无一例外都生活在同一个严峻的柴米油盐的现实世界，然在梦中每个人的世界却是各各殊异的。写作于我便是白日梦，醒着做梦。《普朗克物理哲学世界》的写作给了我一串梦中的伟大安慰和刻骨铭心的鼓舞。在本质上，理论物理学和哲学的交叉地段正是一片白日梦境。不过当它回到现实中来的时候，又具有远大的、摧毁一切的能量——物质力量。
在写作过程中，我一再感受、体会到：坏政治(比如希特勒纳粹政权)是暂时的，好政治像数学物理方程一样，也是永恒的。唯有追求永恒的东西才能给人以鼓舞和慰藉。
不久前，英国一家报纸举办了有奖征答活动，题目是《在这个世界上谁最快乐？》四个最佳答案是：作品刚完成，自己吹着口哨欣赏自己作品的艺术家；正在用沙子筑城堡的儿童；为婴儿洗澡的母亲；千辛万苦开刀后，终于救了危重患者一命的外科医生。
此时此刻，当我写完这部书稿的时候，心情就像上述那位艺术家。况且我的口哨也吹得很好。
我虽然没有像明末清初大文艺批评家金圣叹在《西厢记》的批语中一一列举出他觉得人生最快乐的三十三种时刻，但写作(尤其是最后修改和润色书稿，以及看小样)的过程于我无论如何算是人生最快乐的时刻之一。
许多年，像许多人一样，我也在追问人活着为什么以及什么是人生的意义这个老大难问题。这尤其是在周末的黄昏，当外面下着雨夹雪，我透过三楼的玻璃窗，凝视万家灯火的时候。
兴许，根本就不存在一种叫“人生意义”的东西。你若去问一头山羊，一株梧桐树或一个葡萄球菌关于生命的意义，它们又能告诉你什么呢？依旧是上山吃草，光合作用或分解葡萄糖、乳糖和麦芽糖等一串生命活动。
在上帝面前，在生和死的面前，人同山羊、梧桐或葡萄球菌是绝对平等的。对于我，写作就是类似于“上山吃草”这类生命所需要的动作。
通过本书的写作，我又一次获得了“天高地厚”的感觉；我的哲学冥想生涯通过热力学三大定律和普朗克黑体辐射公式这类普遍有效的自然规律的庄严洗礼，已经找到了源头，获得了“公理”，有了一个可信赖的逻辑基础，有了一个坚实的出发点。
我的灵魂仿佛久久地伫立在由花岗岩层构成的高高地基上，居高临下，直面变幻不定和多艰的人生，俯视太平洋汹涌的波涛。对于像我这样一个以哲学思考和写作为生的人来说，这种“站在坚实地基上”的自我感觉当是至关重要的。否则，灵魂就有失重感，失落感，或叫失去精神家园变得无家可归感。对于这样一个“失魂落魄”者，即便是他(她)的躯壳住在华盛顿的白宫，或在巴黎郊外一幢最豪华精巧的别墅里，他(她)也是一个最不幸的流浪汉，异乡客。
我把“站在坚实地基上”的感觉获得，看成是我写作本书的最美好的经历之一。在我看来，这是最有踏实感、平安感的一次晚祷。——我仿佛听到了厚重的钟声在我的内心深处和谐地振荡……
记得德国著名物理学家M.玻恩说过这样一段颇动我心的话语：“以后的四年是我一生中最可纪念的时期，这倒并不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带着所有的悲哀、激动、掠夺和侮辱在激烈地进行着，而是因为我在普朗克和爱因斯坦的身边。”
我自然理解青年时期玻恩的这种寻求精神支柱的心情。《普朗克物理哲学世界》的写作于我，也使我仿佛生活在普朗克身边。尽管这不是世界大战时期，但现代人的内心混沌、痛苦、沮丧和惶惶然失其所在感也是够深重的了。对于我，这写作仿佛是坐落在孤寂海岸边的一幢冬暖夏凉、远离现代大城市喧嚣的“小木屋”，它恰如莫扎特音乐，也有一种超越地球上的炎热、干旱、酸雨、水灾和种种癌症对人折磨的神奇力量。直到今天，我才真正懂得陶渊明的诗句：“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太阳底下的世界于我常常显得陌生，敌对，令人烦躁不安。我觉得只有月光才是属于我们，友善的，柔情的，亲切的，来自故乡槐树底下的。写作《普朗克物理哲学世界》于我，正是一个洒满了银色月光的柔和世界，它教我一片清心，宁静，走向澄明之境。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一九八八年十一月二号晚上十点多钟我作为上海社会科学院访问民主德国代表团的一名成员第一次到达柏林时的激动心情。因为我终于来到了普朗克作为柏林大学理论物理学教授生活和工作过将近四十年的地方。八十八年前，也是在一个阴湿而寒冷的柏林天气，普朗克的量子假说诞生了。随后不久便是早期量子论胜利进军的时期。紧接着是量子力学的创立。本世纪现代物理学的黄金时代就发生在柏林；希特勒邪恶的德国首都也坐落在柏林。邪恶用它的暴力摧毁了德国的科学和文化伟大传统。
当夜已经很深，我拉开窗帘，久久看着柏林的夜空和另一个世界西柏林的灯火，想起普朗克的量子论，想起两次世界大战，想起普朗克内心所经历的巨大痛苦，想起纳粹上台，爱因斯坦、薛定谔和玻恩相继被迫离开柏林，柏林理论物理学的伟大创造时期从此一去不复返，我的心便不觉黯然，久久不能平静下来：
依依恋明世，怆怆难久怀。
我在柏林总共呆了八、九天，毕竟从一个心理侧面有助于我理解普朗克物理哲学世界，就像我独自在莱比锡舒曼大街漫步时的那段感受和经历有助于我理解舒曼的音响艺术世界。
这些年，我尽心尽力只做了一件事：安置好我自己的灵魂，让我的灵魂有所皈依，有所寄托。没有地方安置新买来的日立牌电视机仅仅是一种不方便，一种遗憾；倘若没有地方安置下自己的灵魂，那于我就是大大的痛苦、凄凉和不幸。
这本书落笔较快，尤其是在深更半夜静听窗外淅淅沥沥下着绵绵秋雨的时候。有好几次我放下了笔，直想哭。人在极度悲哀和极度欢乐的时候，常想大哭一场。而我，则是站在欢乐和悲哀之间，出于欢乐和悲哀的奇特混合才想哭的。想起天地人神这四重结构的秘密就够我好好哭一场。在整个写作过程中，我的灵魂好象在同歌德、贝多芬和普朗克心目中的Gott－Natur(上帝一大自然)作亲切地交谈。这时刻，我是深感幸福的。因为歌德有诗云：
在人的一生中还有什么东西比
上帝一大自然向他宣示更能使他幸福的呢？
使我深感幸福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我在写作的时候心是清静，魂是康泰的。人在这种心境中，颇有宇宙万物旁通无穷，往古来今浑成一片的感觉：纵吾之目，天地不满于吾观；倾吾之耳，天地不出于吾听；冥吾之心，天地不逃于吾思。
这，便是我几年前在一篇散文中所透露的心情：“人是靠思想感情和信仰囊括宇宙的，于是当我身处办公室，心总是显得这般大，窗外的宇宙反而是那么小。”是的，心净观明，烛照天地万物之情，得一切智。追溯普朗克当年是怎样构造他的物理哲学世界的，其快乐并不亚于他当时的创造。
此外，还有一个使我深感幸福的理由：我的手稿有人愿意编辑、出版、排字、印刷；书出来了估计还会有人读。——这对于像我这样一个既不会耕地又不会开机器的人来说，就意味着交上了好运。每念及编辑先生和印刷工人的辛勤劳动，我总是心怀感激之情。——这，便是我们说的懂得“天高地厚”的社会涵义。对于当今每个中国人，是否有社会意识是至关重要的。
今后二十年，倘若我不死，我的命就是思考、写作、出书，同读者交流思想感情。或者说，我之所以深感幸福，那是因为我终于实现了我青年时代的宿愿：做一个自由撰稿人。
我之所以活着，那是因为我在写。就像一位画家之所以活在这个世界上，唯一过硬的证明是他在画。
几十年内外两界的经历告诉我：人，原是被痛苦、压抑和烦忧重重围困住的一支深入敌后的孤军。对于我，写作便是我们选择的一个突围口。每个人都必须按照自己的具体情况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突围口，即便是吃喝玩乐，或赌博或借酒浇愁，它在本质上也是一种突围方式。——尽管是廉价的方式。应该承认，的确有高级突围和低级突围之分。
我想起控制论创始人、美国杰出数学家维纳(N.Wiener，一八九四——一九六四)在他的一本题名为《人有人的用处》(Human Use of Human Beings)一书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自白：“老实说，艺术家、文学家和科学家之所以从事创作，当是受到这样一种不可抗拒的冲动所驱使：即使他们的工作得不到报酬，他们也愿付出代价去获得这项工作的机会。”
近年来，我就深深体验过这种“不可抗拒的冲动”对我的日夜驱迫。《贝多芬之魂——德国古典“文化群落”中的贝多芬音乐》和《普朗克物理哲学世界》便是受到这一驱迫力的结果。我曾在夜深人静时这样扪心自问过：如果不给任何报酬(包括稿费)，我是否还会照样有动力写出这两本书？我的内心有一个很坚定、很深沉的声音作了一句回答：照干不误！因为我觉得我在写作过程本身所得到的快乐于我便是最高的报酬。著作出版后，倘若能引起读书界的讨论(或批评，或共鸣)，这在我看来则是给我的写作予以第二次最高的奖赏。
坦率地说，驱使我写作的第一动力是对一种包罗万象世界观的寻求，即追求一种世界观的满足。其次才是同广大读者发生共鸣和出于名利的考虑。
《普朗克物理哲学世界》这本书的许多个音节的构思常常是在梧桐树下，在拥挤的公共汽车上，在医院候诊室，或站在黑夜与黎明的交叉点上悄悄完成的。这本书写得很快的原因有三个：首先是因为普朗克的许多论著都是我的老朋友，老相识。早在北大做学生的时候，我就偷偷地在物理大楼图书馆结结巴巴地通读了它们。另外，“乐而不疲”，始终用一种审美和诗化的眼光去观照物理学和哲学，也是顺手的一个重要原因。最后，正如英国作家劳伦斯所揭示的：“男人工作得最好、最成功的时候，是某个女人在他血管里点燃了一小团火焰的时候。”是的，一团蓝色的火焰，一束蓝色的热辐射，一个蓝色的电磁场。因为爱情最深处必呈蓝色和紫色。蓝色和紫色为短波电磁波，温度越高，短波成分也越多。
在写作过程中，我度过了许多个我自认为是精神富有、灵魂康泰的夜晚，尤其是当录音机里放出M.布鲁赫《g小调第一小提琴协奏曲》的时候。
在这个苦多乐少和充满困厄的灾变世界，大概只有三样东西恒能使我滚滚热泪浇胸：科学、艺术和哲学创造；同冬冬相亲相爱，相依为命；还有天朗气清、惠风和畅的大自然壮美景观。我好像是专门为了这三样醉人的东西才到这个世界上来匆匆走这一遭似的。
多年伏案握笔的写作生涯使我深感生命秋收季节的欢快和安慰。它总是用一种无声的语言悄悄地在我耳边述说：写作原来是一种“甜美的苦役”。我特别喜欢这种“苦役”，恰如我特喜欢从《夏天最后一朵玫瑰》这首爱尔兰民歌和肖邦的夜曲中隐隐流露出来的“忧伤的甜美”。
我怎能忘记，一九八六年冬天，当窗外刮着西北风，斜飘着小雨雪，我笔下普朗克常数的哲学意义同莫扎特《D大调第二十六钢琴协奏曲》所具有的绝对美在夜深人静“山雀鸟巢”办公室的自由时间和自由空间坐标系中相撞击、相融合、相共振的亮丽情景。只有自然哲学的最高智慧才配得上莫扎特音乐的美。
认识世界的幸福是最高的幸福。我想起古希腊数学家兼哲学家毕达哥拉斯因发现了一条定理竟是那样的快活，以致于举行盛宴，把附近所有的穷人和富人都邀请来美餐一顿。
我写作本书的过程便时时能分享到毕达哥拉斯式的幸福。再一次发现了自然科学的优美和壮美以及它的伦理伟力和价值。它们深深地吸引我，恰如莫扎特圆号协奏曲和钢琴协奏曲令我陶醉、迷恋。别的不去说，单就f(p，t，v)＝0这个表示装在一个封闭容器内的固定质量气体的状态方程便给了我难以言说的精神上的安稳、宁静和满足感。在我看来，物理理论是用数学方程谱写的钢琴协奏曲。
也许，我到老到死都会为自然规律这种普遍有效性和神秘的永恒性而激动不已，常常暗自掉下幸福的心泪。我想，就性质而言，这心泪的流淌也是一种爱，一种宇宙宗教感情，当然也是对生命的一种感恩和敬畏。在某种意义上它还是一个白日梦幻者对童心世界的向往。的确，在我心里恒有一个以童话为中心的世界：月亮为什么只有一个，而星星却有那么许多？热力学第一和第二定律是谁制定出来的？制定者就是上帝吗？在本质上，提出这类问题的人是一个孩子。我希望我在这种意义上是一个永远也长不大、永远任性、对天地人神老爱打破砂锅问到底的孩子。
在这个莫名其妙、难以说清楚的荒诞世界，确实有一些神圣、崇高和令人肃然起敬的东西。一个人的生命日日夜夜同这些东西联系在一起，纠缠在一起，纵使他有许多个患难、厄运和不幸，他也是幸福的，满足的。——宇宙设计中的和谐秩序、严密的结构和优美的组织性，便是我所说的令人敬畏的几件东西。
我发觉我在精神上还没有衰老。心理结构年轻的重要标志是：像三十年前一样，我对普朗克常数的绝对美、初冬北京的秋梦湖畔、紫罗兰在五月的微风中摇曳，以及对数学家所发明的那些奇美结构，依旧会惊叹，内心充满了一种新鲜感。数学家经常在物理学家之前很久很久就发明了一些空筐结构，后来物理学家发觉这些结构竟可以容纳下物质世界！于是，在这类惊讶和赞美的心态中，在风摆白桦树叶的一片<SPS=1043><SPS=1043>声中，我一面设法排遣“宇宙一何悠，人生少至百”的惆怅和慨叹，一面还自言自语咏怀于澄和天气：
晚秋黄昏
一只归飞的山雀
所选择的
总是一个幸福的方向：
林中静悄悄的草窝
上面高高地悬挂着
像一个残留半边括号的新月
赵鑫珊